朱毅农_朱毅农:为胡适发疯至死的女子

　　胡适是中国现代白话诗的倡导者，一生中写过不少新诗、打油诗、旧体诗词，大约总计有三百二十余首，其中自然也不乏情诗。他创作的情诗有些不但内容隐晦，而且常在诗题或序跋上做手脚，声东击西，故布迷魂阵，有意将读者引入歧途——这是中国诗歌阐释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最早道破其中奥秘的是胡适挚友、中国现代最杰出的抒情诗人徐志摩。他断言：“凡适之诗前有序后有跋者，皆可疑，皆将来本传索隐资料。”
　　一、胡适故布迷魂阵
　　1929年1月25日，胡适在日记中写了一首诗，原文是：
　　作一首诗，纪念北大
　　留恋
　　三年不见伊，
　　便自信能把伊忘了。
　　今天蓦地相逢，
　　这久冷的心又发狂了。
　　我终夜不能眠，
　　萦想着伊的愁，病，衰老。
　　刚闭上了一双倦眼，
　　只见伊庄严曼妙。
　　我欢喜醒来，
　　眼里还噙着两滴欢喜的泪。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总是这样叫人牵记！”
　　1964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册《胡适先生诗词手迹》，收入此诗时将题目改为“《三年不见他——十八年一月重到北大》”。诗末有附言：“我十五年六月离开北京，由西伯利亚到欧洲。十六年一月，从英国到美国。十六年五月回国，在上海租屋暂住。到十八年一月，才回到北方小住。直到十九年十二月初，才把全家搬回北平。”有一些胡适年谱据此将这首诗认定为纪念北大之作。
　　然而，根据胡适“于无疑处有疑”的开示，我对以上说法颇感怀疑。我疑的不是胡适对北大的感情，而是怀疑北大是不是本诗真正的抒情对象。不错，北大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作为胡适多年执教的最高学府，当然不能不使胡适产生留恋之情，但留恋到“发狂”，留恋到“终夜不能眠”，留恋到一觉醒来“眼泪还噙着两滴欢喜的泪”，那就显得有悖人之常情，有悖人生常态，夸张过分而显得有些矫情了。更何况北大作为一个教育机构，很难说有什么“衰老”——反之，校史越长，学校名声越大，是值得欢喜和骄傲之事。至于北大红楼，可以用“庄严”来赞颂，但如果用“曼妙”来形容，就不仅文理不通而且显得轻浮了。但是，如果把诗中的“伊”理解为胡适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一位女子，那读者就会豁然贯通，而且会被胡适的真情而深受感动。
　　二、痴情女子朱毅农
　　那么，这位女子是谁呢？我以为就是朱毅农小姐。
　　胡适是1929年1月19日乘火车从上海抵达北平的，一共逗留了36天。此行目的，一是出席协和医院董事会，二是为了探望重病中的梁启超。接站时任鸿隽对胡适说：“你也许见得着他。”第二天看报，才知道梁启超在19日下午两点一刻就去世了，胡适晚来了7个小时。在胡适心目中，梁启超在一些学术问题上虽然跟他意见相左，但其人“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20日，胡适跟陈寅恪、丁文江、任鸿隽等含泪参加了梁启超的入殓式，并敬献挽联：“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同年2月25日，胡适离京返沪。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此行有许多可以纪念的事，可惜太忙，日记不能继续，这两个月的日记遂成最残缺的日记。”
　　由于这一段时间的日记“残缺”，我们只知道胡适在友人任鸿隽家住了三个星期，在丁文江家住了两星期，赴了一百几十次宴会，但日记中并无重回北大校园的记载，仅提到他跟徐旭生、李润章等讨论把北京大学改作研究院以及“统筹全国大学区”的事宜。我以为，胡适日记的“残缺”固然跟他的忙碌有关，但也有些内容他原本就不想写进日记。胡适专程到香山探望养病的朱毅农就是一例。这条信息见诸1930年10月20日胡适日记：“我自去年二月香山见她之后，至今始见她。”事隔一年，一般读者阅读时极容易忽略。
　　说朱毅农为胡适发疯致死，这也有胡适日记为证。1930年10月20日胡适日记记载了他跟朱毅农会见的场面：“去看朱我农（按：毅农的长兄）夫妇，并见其母。问之毅农现另住一小屋，用一个老妈看护，现卧病在床。朱母年已八十余，殷殷要我安慰她。我农夫人邀我同去看她，我跟她出去。屋在口外沿大路，是一所住宅，他们租了这人家门外的两间小屋给毅农住。此处便是她的疯狂院！她病在床上，我进去看她，我农夫人即辞去（按：我农夫人辞去，表明她知道毅农有些话仅想对胡适说）。她很瘦削，对我说话很清楚，但也未免时有风话（按：原文如此。胡适所谓“疯话”其实是病人潜意识中的真话。），她自己说，“我是为了想你发风的”。我再三安慰她，劝她安心养病，将来我到北平，一定可以常见她。她说，‘我别无指望，只望可以常常见你一面’。她又说，‘我的脑经还可以恢复。你若肯教我，我还可以做点东西出来。’我都答应她了。此会甚惨，使我很感动。”同年10月22日胡适日记又写道：“去看毅农，仍未能起床。我看她似不能久活了。此正古人所谓‘我虽不杀伯仁，但伯仁因我而死’，念之黯然。”。胡适援引“伯仁”这一典故，是表示朱毅农的死他应负间接责任。
　　三、胡适因何与朱小姐结缘
　　毅农结识胡适，因为他的二哥朱经农是胡适留学美国期间的挚友。《胡适文存》中有一篇有名的文章，题为《答朱经农》，即为胡适与朱经农探讨“文字革命”的往返书信。朱经农极端反对把“文言”“白话”一概废除，采用罗马文字作为国语的主张。对此胡适表示同意。但胡适同时指出了他一笔抹煞白话诗的偏见，并且极其不赞成他关于“白话诗应该立几条规则”的意见，认为这类轨范会成为新诗写作的一种枷锁镣铐。其实，早在1916年留学美国期间，胡适和朱经农之间对白话诗创作的意见即有分歧，但正是在相互驳难的过程中友谊与日俱增。而且后来朱经农的长兄朱我农也参与了这种讨论，同样跟胡适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在现存江冬秀致胡适信中，我们对朱毅农以及他跟胡家的关系多少有点了解。一、朱毅农身体不好，曾准备到北京西山疗养半年，届时打算将朱母寄养在胡家。由此可见两家关系十分友善。二、朱毅农跟胡适之间彼此关心。毅农曾为胡适提供治疗痔疮的药方，她认为手术的效果并不好，不如吃药。1923年胡适到杭州疗养时，寄回两把当地产的丝绸扇子，一柄送给太太，另一就送给这位朱小姐。三、朱小姐曾当过胡适长子胡祖望的老师。朱小姐很喜欢这个孩子。 　　1923年7月20日朱经农致胡适信，可以跟江冬秀信中的这一说法互相印证：“毅农有信来，说起你送扇子给她，她很感谢你，要我写信给你时候，替她谢谢你。她说，你的令郎非常聪明，她和他在一起觉得另有一种乐趣。她应该感谢你们送这样一个好的小朋友给她，因为自从和他在一起，心里觉得快乐得多。不过她恐怕自己教法不好，耽误了你们的令郎，所以心里又常常着急。我已写信告诉她，要她放心，我知道别的小学教师的本领也和她差不多，没有什么别的好教法的。我想，毅农是一个很好的小学教师，可惜身体弱些。她富于感情，对于小孩子有一种真的亲情，所以孩子都喜欢她。”
　　毅农对胡适的好感，最初是因为胡适对她一家的关爱产生的。朱经农留学美国时，最初是勤工俭学，当了一名“官学生”——在华盛顿兼任“留美学生监督处书记”。后来朱经农转到纽约哥伦比亚师范学院研究院就读，没有了这份工资补贴，经济顿感拮据。这时胡适曾借钱或垫钱替朱经农养家，使朱经农的母亲和这位小妹毅农非常感动。因为这种机缘，胡适跟毅农有机会见面，并建立了长期的通信关系。
　　毅农对胡适的好感更产生在胡适辅导她创作的过程之中。朱毅农是一位有文学天赋并经常有创作冲动的女子。胡适长期辅导她写作，认真为她批阅文稿，用长信短信及时提出修改意见，并希望她的作品能在《新月》杂志发表，或由新月书店出版。朱毅农每当看到胡适在她文稿上画的每一个红圈都感到特别可爱，但她又有些畏难，怕“出台出早了，弄得下不了台，反倒丢了老师的脸”。她感到胡适比她哥哥更有耐心，因为她给二哥朱经农写十封信，常有九封都得不到回复。她也感到在胡适的辅导下，写作水平确实长进了一点。朱毅农婚后没有生育，她丈夫的妹夫想把儿子过继给她，免她精神孤寂。她认为此举“太可笑”。在胡适指导下写作，她的孤寂感觉全消失了。也就是说，胡适给了她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
　　1925年5月3日，朱毅农致胡适信，淋漓尽致抒写了在胡适指导下进行小说创作的快乐 。
　　适：
　　你那样忙法，还和我写这样长的信，你想我心里是多么的感谢你！
　　你批评我的话，很对。我读了你的大作以后，更知道自己的毛病了。适之！像你这样肯说实话的人，实在是很少的。我真没有想到十余年来理想中的老师，今天竟找着了，你想我此刻心里是多么的快活。
　　我这篇小说是去年夏天在西湖作的，作时本在生气之后，目的只在出气，不在作文，更没留心到笔法等等。
　　去年上西山以后，我又作了两三篇小说，但都是关于爱情不能见人的（因为那时我与树人婚约尚未发表），随作随撕，没留下稿子。因昨生病开刀后，整夜不能安眠，百无聊赖的时候，心里忽然又来了一篇小说，题目是《黎明时》，等几时有间空了，手上的疮口好了，打算把他写下来看看何如。
　　可惜你不久就要上海外去，怎么办呢？行色匆匆的时候，不会嫌我这个笨学生太麻烦么？
　　好日子长着呢，还是等你从外国回来时再一总给你看吧。但我总盼你永远肯批评我，我还盼望我自己好好努力，不论环境怎样改变，不把这做小说的念头打消，永远做你的学生，永远能受你的批评。
　　树人答应结婚后教我的英文，我盼望我日后能和你一样译书，那才有意思呢。
　　适之！你的这些学者，实在没梦想过我们这些学识浅的人的苦，这苦处真和你大作中的马夫差不多。所以你们如果能把一个学识浅的人，变成一个能人，实在是一件最慈善的事体。手痛不能好好写字，写字乱七八糟，你看了不会骂我么，不写了。
　　祝你
　　安好
　　毅农
　　十四，五，三
　　冬秀处请代为致意，恕不另
　　四、朱小姐和她的丈夫之间
　　朱毅农这封信中提到的这位“树人”，就是她的丈夫饶毓泰（字树人）。据说饶是胡适在中国公学的学生。他们结婚时，胡适夫妇曾双双作为证婚人出席。笔者查阅《民国人物大辞典》，知道饶毓泰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物理学家，曾留学美国，又在德国从事天文物理研究。归国后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任教。1948年4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建国后曾任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学部委员。1968年去世，终年77岁。又据其他资料得知，饶毓泰1919年留学美国时，曾与朱经农同住，在朱宅读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十分佩服。他在致胡适信中称赞说：“时人著书多无精密之思，即稍能用思，又无胆量说出来，其能用思而兼有胆量者，尚有足下。”1933年胡适聘饶毓泰为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1946年8月又聘饶为北大理学院院长，可见胡适对饶的学识也十分赏识，并未因朱毅农之死而影响双方的友谊。
　　毅农与饶毓泰的结合，是她二哥牵的线。这有朱经农1925年2月5日致胡适信为证。
　　适之兄：
　　树人与舍妹订婚，我极赞成。他们两人相识，本由我介绍，我始终望这件好事成功。不过这事的成功要出于自然，不可丝毫勉强。我对于天津那个女子，至今有点放心不下。我对毅农和家兄都未将这件事说穿。不过我怕这女子未必能放下树人兄，又恐树人对她仍有留恋。如果事出勉强，恐怕树人将来追悔，可否请你向树人问个明白。万万不要勉强迁就吾家。我望树人和我家生亲戚关系，不过总要出于自然才好。望你和我农接洽一下。
　　拜托拜托
　　经农
　　一四、二、五
　　由此信可知，饶毓泰婚前曾与天津一位女子有过恋情。双方是否藕断丝连说不清楚。这个情况只有饶本人和朱经农、胡适清楚，而对毅农的长兄我农和她本人则没有说出实情。跟经农的态度截然相反，我农对毅农的这桩婚事毫不看好，甚至可以说是持反对态度。我农在致胡适的一封信说：“你晓得，我的家庭困苦，已够受的了。但是我这个顽固的脑子还挺得过去，小妹（按：即毅农）是不行的。现在我知道，她如和饶结婚，家庭之间，决不能美满。我不愿让她再受这个苦……不过小妹是个好面子的人，不愿使人说她三心两意，她就决定宁可牺牲幸福。这是她的拙憨老实之处，但是我不能让她受这种苦。我和经农，虽所受不同，已受够了。树人这个人，甚不会体谅人，只会责备人的，且傲慢自夸，不通世故人情，愚而好自用，万万不能使小妹快活，是不但我早就看出，就是小妹自己也知道……我觉得他根本尚不知爱不是爱，因为她这是第一次交友。如果是真爱，不是这个样子。并且饶始终未有真实的爱表出来。除了勾心斗角，来使小妹着急发气，一切不如意外，对于一切事务，完全不负责，而对于我主张的明年结婚一层，他都不肯自己出面和我说，偏要用手段逼迫小妹向我说。这种中国官僚性的行为，我实在看不入眼……小妹如定要和她结婚，是她的自由，我决不干涉。但是我必须消极的完全不过问，等到他们不相容的时候，我再出来接小妹回家。……小妹自从和饶树人相识以来，不知道加了多少的痛苦，订婚后痛苦可加，将来如果不幸结婚，那她就落在网中了。”写此信三天之后，朱我农又给胡适写了一封信，提到经过胡适劝阻，他没有寄出斥责饶毓泰的信，但他进一步预言了饶和毅农结合必然酿成悲剧：“因为小妹略有神经病，如果长此下去，树人时时气她，玩她，必定要成疯癫而后止的。这不是我过虑之谈，也不是我的乱断。”日后事态的发展，证实了我农的预言的确不是杞人忧天。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自然不能把朱我农对他妹夫的看法当做对饶毓泰的客观评价。但从中可以概括出毅农发生家庭悲剧以致发疯致死的三个原因：一、毅农婚前体格并不见佳，且有精神障碍，时而抑郁，时而狂躁。二、毅农跟饶毓泰结合的感情基础并不牢固，而且饶婚前另有所恋。他们的结合，看来是经过友人或他人的撮合，并屈于舆论的压力。三、胡适始终是朱毅农内心世界里的一道阳光。有了这束阳光她就可以奇花绽放，失去这束阳光就会变成冰川世界。
　　从现存朱毅农致胡适的25封书信来看，婚后的毅农对胡适仍充满了深情：胡适是她的老师，兄长，又是可以坦诚内心隐秘的朋友，而对于丈夫则略有微词，流露出双方感情的冷淡。最早的一封写于1925年2月5日，内容是请胡适调解她跟二哥的矛盾。3月20日的信为病中书，当时毅农刚能坐起，“心口仍旧有些微痛，写字手仍发颤”。7月25日的信谈到两个星期前曾把自己给丈夫的两封信和丈夫给她的一封信都转寄给胡适看——“我那时神经多么错乱，什么话都告诉你，你们不笑我么？”可见她对胡适能吐肺腑之言，已无隐私。9月10日的信是写给胡适夫妇，当时饶毓泰到南开大学教书，已在天津安家，特意留了一间小客房，欢迎胡适夫妇到他们风景优美的新家来读书。她当然知道胡夫人江冬秀基本上不识字，绝无“读书”的雅好；她又在信中特别申明，她的客房太小，“一次只可容一位客”。那么，在胡适夫妇当中，她到底盼望谁来就不言而喻了。1926年5月21日的信，说她跟丈夫身体都不很好，每天各忙各的事情。1926年7月胡适去英国参加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临行前给毅农写信并寄英文小说集，供她创作小说借鉴。毅农万分感动，在6月9日信中称胡适是一位“循循善诱的先生”。1929年2月1日的信，说她“近来精神还是不十分强健”，丈夫“久无信来，殊令人不解”。充分暴露了两人之间的感情危机。后来毅农的长兄把她接回家，住进一处专为她租的“疯人院”，表明她已走进了情感的穷途末路了。
　　五、以史解诗文
　　——胡适研究新路径
　　笔者梳理胡适与朱毅农交往的史料，着眼点当然不是为了增添一点文坛八卦，聊供读者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是因为这不仅是胡适生平传记中不应抹去的内容，有助于呈现胡适血肉丰满的的形象，而且对于重新阐述胡适的相关诗文也是不可或缺的。比如胡适在《四十自述·自序》中提到：“前几年，我的一位女朋友忽然发愤写了一部六千字的自传，我读了很感动，认为是中国妇女的自传的破天荒的写实创作。但不幸她在一种精神病态中把这部稿件全烧了。当初她每写成一篇寄给我看时，我因为尊重她的意愿，不替她留一个副本，至今引为憾事。”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在《小论陈衡哲》一文中，曾推测这位“焚毁断痴情”的人是胡适女友陈衡哲。我在《胡适与陈衡哲》一文中也沿袭这一说法。现在看来纯属臆断。这里所说的“一位女朋友”就是朱毅农。她焚毁的这部书稿叫《去影》。她创作的目的不过是描写中国新旧过度时代男女交际的状况，因为素材完全是取自自己的经历，所以胡适视为“自传”。饶毓泰根本不看这部书稿，但胡适却看得很认真，且给予好评。毅农因此颇为得意，她说，“胡适的恭维话，不过是和我以前的一位国文老师给我的‘雷霆敏锐，冰雪聪明’的批语，同样的用意”。她在信中问胡适：“凡是对于神经质的学生，普通教授法大概如此。哈哈！我猜对了吧？”此时，毅农已有作品在《南开周刊》发表。不久，毅农又为《去影》这个书名而懊恼，因为书名容易引起读者对她和她家庭产生联想，“可是已经改不得了”。
　　《去影》完成后，朱毅农松了口气，但又有诸多顾虑，发誓今后再写小说要做到四点：一、不写自己的事。二、不写关于爱情的材料。三、不多写。四、得好好写。因为《去影》谈及朱毅农的诸多隐私，所以她再三拜托胡适不能跟任何人说。以上情况见诸朱毅农给胡适的最后一封信，日期不详，信纸右侧写了“付火”二字，就是要胡适阅读焚毁。“付火”二字的右边还加了两个圈，表示强调。从上可见，了解胡适与朱毅农的这段情缘，不仅有助于正确解读《四十自述·自序》，而且可以进一步了解到，在中国现代自传体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胡适与朱毅农是相互促进的。
　　了解胡适与朱毅农的这段情缘，对于重新阐释胡适的诗作也很有裨益。除了本文开头援引的那首《三年不见他》之外，至少还有一首《杜鹃》。
　　1928年4月4日，胡适跟友人和长子祖望从上海出发游庐山，返沪后写了一篇《庐山游记》，刊于《新月》杂志第1卷第3号，同年又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单行本。文中有一首七言绝句，写的是从海会寺到白鹿洞途中观赏的花草树木：
　　长松鼓吹寻常事，
　　最喜山花满眼开。
　　嫩紫鲜红都可爱，
　　此行应为杜鹃来。
　　后来这首诗分别以《杜鹃》和《游白鹿洞》为题，收入《胡适诗存》、《胡适手稿》和《胡适选集》。《庐山题记》是一篇以考据而不是以文采取胜的作品，但其中偏偏加入了这首绝句，令人深思。
　　在这首绝句的众多读者中，只有朱毅农读出了弦外之音。1928年5月10日，《庐山游记》在《新月》杂志第1卷第3期刊出，胡适连同由新月书店出版的《白话文学史》一起寄给了朱毅农。毅农回信说：“我看了你的《庐山游记》，觉得非常有趣。其实我也会考证这玩意儿。比方你那首绝句，就有考证的必要。你看我下面的考证如何？中华民国的胡适，是提倡白话诗的人，为什么在民国十七年又忽然作绝句呢？难道他是复古吗？不，同时他有一学生做了一本小说名□□（按：指《去影》），里面有段讲到做绝句，做的太死了，所有他特意做一首给她看。还有，他这首诗不是说花的，是说一件事的。（可以细看篇末的几句话。再把他弟子的信一对）：第一句是说一个人类的言语；第二句是说一个人类用功做工作；第三句是说工作的结束；第四句是他为了保全一个工作出游。他的目的，要看血汗的作品，不要看假的作品。你说这样可以说是考证吗？我的方法对吗？……”
　　由于我们未能读到朱毅农《去影》一书的原稿，又未看到她提到的胡适那封信，因此不能断定她的理解是否绝对正确，但至少她提供了一种阐释方式。自古以来“诗无达诂”。比如鲁迅散文诗《蜡叶》，一般人都作写景状物之文来欣赏，只有许广平道破了她规劝鲁迅戒烟戒酒，以免变成“病叶”的隐秘。
　　爱情与文学从来就结下了不解的姻缘。恋爱的方式虽然各有不同，有的侧重于躯体，有的侧重于精神，因人而异，因时代而异；但无论如何，都是作家记忆空间中最为刻骨铭心的那一部分。创作则是将这种平面性的“个人情感体验”转换为立体面的富有想象空间的“人性的感情”的过程。因此，能够包容从情爱角度研究文学现象的社会是合理的社会，能够正确理解爱情，而不至把情爱等同于肉欲的时代，是人性健康发展的时代。
　　（作者为北京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 沈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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