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夜总会] 上海夜总会

　　下午3点，Maggie姐的一天才开始。吃过第一餐饭（她称之为早餐），从何文田的家里出门做头。她经常光顾的是湾仔道一家二楼发廊。爬上狭窄楼道，推开玻璃门，劲猛的冷气迎面扑来。刚做完头的Maggie姐伸出手，职业性地微笑。她的蓬松短发吹向一侧，微微翘起的发梢处被挑染成酒红色。“短发才有女强人的味道，”她说。
　　这天，她挑了身玫红色亚麻西装，黑色紧身裤勒出她双腿紧绷的曲线，一双朋克风黑色松糕凉鞋，足足将她垫高了8公分，也垫出几分气势来。这位女强人，腰板笔挺，臀部撅起，非常自信地站在人流车流哗哗飞驰的湾仔街边拦的士，指甲上贴满银色水钻的左手悬在半空中，这只手还忙不迭掏出两台手机轮换着接电话，同样镶满水钻的手机壳上有一个闪亮的红色香奈儿Logo。
　　的士里，当“妈咪”两个字从她嘴里冒出来时，的士司机的眼神迅速挪到后视镜上，又迅速挪开。Maggie姐旁若无人地对着电话大吐苦水，语气里掺杂着委屈、无奈以及一点点陶醉其中的表现欲——仿佛在强调她是从那个鼎盛时期走过来的人，她的记忆不是纸醉金迷也一定熠熠生辉，换句话说就是：见识过大场面。
　　可她又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她所在的新花都夜总会，租约即将到期，大财团的物业至今也没来找公司谈续租，据说要加租，其实是不想再租给他们了，而是计划在那块游人如织的宝地建起购物中心和免税店。Maggie姐深知夜总会生意已经大不如前，8月，同样地处尖东广场的“大富豪”就要关门，如果加租，他们也“时日无多”。
　　挂上电话，Maggie姐的脸很快切换到斗志昂扬的状态，果然，另一个手机响了，一家即将开张的夜总会想挖走她，开出了比现在公司更好的薪酬，让她左右为难。她反复说，自己是一个重感情的人，既然和公司签了约，就一定会做下去。
　　她已经在香港夜场摸爬滚打了整整25年。“25年了啊！”坐在的士里的她，如梦初醒似地叫起来，好像一不小心就中了头奖。以前，她和其他妈咪竞争，拼资历，拼谁手下的小姐又多又靓，现在竟变成她一个人的坚守。当年的妈咪们几乎都已经急流勇退，或转行，或嫁人生仔，总之就是从这行里消失了。惟有Maggie姐仍深爱这份事业，当浪潮退去，她才是沙滩上真正的女强人。女强人，Maggie姐觉得这个词形容自己再合适不过了。
　　啪，的士车门打开，女强人前腿一抬，腰身一欠，贵宾驾到。水车屋，她来过无数次的日本料理店，当年客人带妈咪和小姐吃宵夜的指定场所。十几年前来水车屋是要排队的，大批酒意未消的人马聚集在店门口，然后径直走向三楼铁板烧——店里消费最高的区域。吃宵夜，那是很有面子的事情，还意味着一笔不菲的“买钟”钱（客人把女公关带出夜总会所支付的费用）。
　　尽管水车屋贵得远超出一般人的消费，但那几年生意仍然好做到爆，全仰仗几家夜总会的拉动。几个人一晚上吃掉上万港币是家常便饭，连妈咪之间也会以此攀比——有没有被客人请去水车屋宵夜，一晚上吃了多少钱等等。
　　Maggie姐略微有点不耐烦。傍晚6点不到，水车屋还没开始营业，她必须和其他客人一样等在门外。作为老客，她并不满意这样的待遇，尤其是她发现那些翻看菜牌、赶着饭点来的客人不过是要去楼下两层打发他们的晚餐，立刻就把她从当年的盛况里拉了回来。这几年，夜总会生意不景气，水车屋也跟着走下坡路，早就在中低消费的客人，原先的老客也不见踪影。
　　但Maggie姐仍然骄傲地站在了队伍外面，给经理打了一个电话。这位要去三楼铁板烧吃饭的客人被率先迎进了门。60平米的三楼空无一人，Maggie姐在正中间的位置坐下，那个角度像是坐拥整个三楼，换作以前，每个位置上都坐满了人，滚烫的铁板上滋滋地溅起油沫，客人、小姐、妈咪，构成一幅活色生香的画面、一种生机勃勃的关系。
　　Maggie姐对菜单早已烂熟于心，不要一分钟就把菜点好了。花色繁复的刺身拼盘一上来，她夹起一枚甜虾就塞进嘴里，甚至懒得细细品味，嚼两口便咽下肚。她漫不经心，却很懂吃，挖一勺海胆到盘子里，抹点调料，接着是下一勺，干脆利落，细腻周到，正如她当妈咪的风格。
　　当妈咪是要用心的
　　80年代中，Maggie姐还是铜锣湾第一夜总会一名普通的带位员。香港经济起飞时，每晚夜总会里的VIP房总是爆满，迟来的客人只能坐在最不受欢迎的大厅里。Maggie姐靠着伶牙俐齿，把客人安排得很是妥帖。不到一年时间，经理找到她，问她愿不愿意当妈咪。
　　“呐，这个工作很有挑战，每个客人性格都不同，你安排小姐被客人挑走，他下次再找你，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啦？所以很喜欢这个行业。”
　　80年代的香港夜总会，是商人和富豪的天堂。这些位于财富金字塔顶端的人，用他们饱满的热情和消费实力为夜场娱乐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机。中式酒楼、欧美酒吧以外，日式夜总会应运而生，很快成为香港最高档的消费场所之一。“香港地方小，也没什么娱乐，晚上带客户去哪里呢，就去日式夜总会，气氛好，又有面子，”香港人罗先生说。他曾是夜总会的常客，早年跟日本人做生意，夜总会是每晚必去的场所。他对夜总会的印象只有两个字：大，贵。
　　最初当妈咪，Maggie姐手下只有4个小姐，两个是公司派的，两个是自己的朋友。一个月后，她手下的小姐变成了15个；3年后，壮大到120-150个。
　　不是光靠会做人就能胜任妈咪。在Maagie姐看来，妈咪就要像一个真正的妈妈，既是小姐的妈妈，也是客人的妈妈，只有用心才能经营好这种共生的三角关系。小姐生病、失恋了，她要打电话、送小礼物，人家感受到她的关心，才肯一心一意为她卖力。客人一进门，她敏锐的嗅觉必须马上捕捉到对方的情绪，一时捕捉不到也没关系，“慢慢来，喝酒，试探，有些话他不跟太太讲、不跟女朋友讲，你一问，他什么都讲。”有时，妈咪之间的关系也要打点，如果其他妈咪的老客看上了你的小姐，关系好的妈咪才肯把生意让出来。
　　Maggie姐渐渐在夜场做出了名气，鼎盛时期，她手下的小姐有两百多人，25年间她带过的小姐过千。“呐，25年我手上积累的欠款就有五六十万！”欠款里有客人赊账未付清，也有小姐向公司“IOU”（女公关向公司借钱，公司常以此控制劳工关系）由她来垫付。人走茶凉，只留下她一人为这些欠款默默埋单。“现在都还清了啊！”50岁的Maggie姐，早已看淡世间凉薄，不愿追究往事。 　　更多时候，妈咪和小姐本质上并无差别，都在拿青春搏命。生意最好的那几年，Maggie姐一周有4天在喝酒，每天5公升。她酒量好，个性爽快，客人都愿意同她喝，有的甚至点名要她陪酒，一旁坐着只看不喝的小姐，陪酒钱照付。碰上脾气不好的客人喝醉了，动手砸东西，她还得头脑清醒，出面安抚。到最后一批客人满意而归，已经是第二天清晨6点了。
　　出道时，她110磅，二十几年下来，她重了几十磅，她说全败在喝酒上。
　　“新花都”是Maggie姐的第4个东家，她在这里工作了14年，从一位叱咤舞圈的妈咪升到了业务经理，管理着公司所有的妈咪。之前，她辗转过铜锣湾的“第一”、尖东的“中国城”和湾仔的“巴喇沙”，隔3年一跳，每一跳都紧跟时代节拍。
　　在她的记忆里，1988年到1990年生意最好，夜场娱乐业可谓“百花齐放”，尖东广场上霓虹刷亮夜空，像她这样的妈咪轻轻松松月入七八万。她回忆当年“中国城”排场之大、盛况之空前，似乎已经找不出任何形容词了，“反正很大很大”，人气呢，“哎呀，好多人啊。”如今，老东家都已歇业，仅剩的几家夜总会冷冷清清，靠些老客勉强维生。
　　记忆越清晰，就衬得当下境况越凄凉。“呐，客人来消费，一碟青豆，一个果盘，啤酒免费喝，还有小姐陪，一小时一千多港币，你说贵不贵？”
　　跟当年每晚动辄几万相比，如今的夜总会只能放低身价以求生意上门。“以前，夜总会不是一般人消费得起的，进去的人都是有钱有身份，小姐素质也好。现在，人家都看不起你，觉得你是做这行的。”
　　港深通关后，香港夜总会遭受了巨大冲击，客源流失严重，大批本地客北上消费。“坐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内地又便宜，300块一晚，香港1500块才3个钟头，客人就都跑了。”
　　另一个竞争对手是澳门。2001年，Maggie姐曾成功策划了“女飞机师”项目，为期一个月，女公关们清一色穿着她亲自设计的女飞机师制服，“两件头，上身整整齐齐，下身就迷你裙，近距离一看，套衫里只穿一件简单的内衣。”制服是Maggie姐去内地专门定做的，一百多套，她还要额外补贴每个女公关300块。
　　“这行做促销，又要哄好女孩子，还要给她们奖金，是按天算哦！以前搞，某种程度上是被动的，后来不一样了，看到澳门都是每个月这样搞，竞争大好多，女孩子也都主动参与促销。”
　　“女飞机师”一推出就反响热烈，但仍难挡颓势。3年前，这样的促销也全面告停。“70年代，小姐是不出街的，80年就开始有出街，澳门呢楼下两层是夜总会，楼上就是酒店，都在一个楼里，很方便啊。”
　　时运不济，人心也变了。内地女孩来香港打拼，被称为“老虎”，抢着做生意，有的甚至一天接待3拨客人，做几年就能回老家造楼了；香港女孩一周赚个几千块就满足了，有的还拿去赌钱，花光下周再回来做。
　　再说客人，当年，迎面过来一个客人，打声招呼，塞给妈咪的小费就有一千多块。1990年，一个台湾客人包走了Maggie姐手下的一个女孩子，又怕她有损失，塞给她五六万块钱，还邀请她和家人去台湾玩了一趟。“现在连小费都不给，客人的素质越来越差了。”Maggie姐感叹道。
　　谁知男人心
　　60岁的香港人朱老板对香港最早一批夜总会小姐仍留有深刻印象。70年代起，他就混迹夜场，其间阅人无数，最喜欢的还是“杜老志”（上世纪70到90年代香港最著名的日式夜总会之一，2002年歇业）时代培养出来的小姐，他忍不住再三赞叹“素质真是高”，甚至连那时夜总会里的装修、灯光，他都喜欢，“总之什么都很舒服。”
　　那时他在香港做土木工程，吃饭喝酒谈生意，免不了在夜总会挥金如土，客人与小姐之间照样规规矩矩，彼此尊重。
　　“尊重，你知道吗？”朱老板提高了声音。在朱老板的记忆里，彼时的小姐穿着典雅旗袍，谈吐得体，从音乐到人生，什么都能聊。客人很少会对小姐做过分举动，“碰杯不干杯”。带小姐出去吃饭，吃完饭就送回家。小姐呢，也很有原则，陪客人出去吃饭，从来不先讲价，却懂得体恤人，吃饭时拉个椅子，客人喝醉了递块热毛巾。
　　朱老板懂得“没钱就不要出来玩”的道理，除了小费，也会给心仪的小姐送礼物。“虽然是动物，但还是人，人是讲感情的。”有几次他喝晕了，甚至想把心仪的女孩子娶回去当太太。清醒以后，还是乖乖回家。
　　80年代末，日式夜总会的奢华风刮得正猛，朱老板却对夜场一下子失去了兴趣。“‘中国城’就已经变了，装修好，生意好就乱套了，乱喊价，拿了钱又不做事。”
　　有几次，他帮小姐“买钟”后，刚走到夜总会门口，小姐突然谎称身体不舒服，又跑回去赚下一拨客人的钱了。叫妈咪出来理论，妈咪和小姐串通一气。最让他气愤的是，有个妈咪天天打电话到家里骚扰他的家人。朱老板形容后来的小姐既缺钱，也缺感情，经济好了，品格却在降低。
　　两年前，朱老板相继结束了皮草、化妆品生意，在广州开了一家酒庄。很多朋友要带他去东莞，他都拒绝了，还是受不了那种只谈钱的俗气。他在深圳唱过一次卡拉OK，先是一个妈咪进来打招呼，跟着一群妈咪进来讨小费，就像捕食猎物的猛禽。他掏出600块现金，对方还要一张一张验，确认是不是假币，有没有破损。
　　朱老板抿掉一口“查理七世”，滔滔不绝讲起他在欧洲的经历。他的口味又变了，现在他喜欢的是欧洲女孩，“有感觉”。什么感觉？连他自己也说不清。
　　“男人？男人一点都不难理解。”Maggie姐自信能看透男人，比男人更了解他们自己。
　　每一类客人进来，她都能看透对方的真面目。夜场25年，她的眼睛比谁都准，尤其在男人这件事上。有人瞒着家人偷偷赌钱，也有人做生意亏本了，当然以前是“100个男人进来只有两个不开心”。后来，经济不好了，“不开心”的男人越来越多。
　　刚做妈咪时，有个客人经常捧Maggie姐的场，一次叫4个小姐坐下陪酒。几年后，客人来店里找Maggie姐倾诉，说生意失败了，太太跑了，只留下他和两个小孩。客人哭了一整夜，Maggie姐也跟着一起哭。“那时经验少，觉得很可怜，后来见多也麻木了。” 　　还有个客人曾疯狂追求Maggie姐两年时间，经常来给她捧场，她手下有几个小姐，他就放几个小姐在身边；她生日，一连给她庆祝了7天，送一万多块的戒指当小礼物，“他喜欢我，但我不接受，我在夜场这么多年，早就知道自古欢场无真爱。”经济不好了，Maggie姐就再没见过这个客人，听说他早已移民加拿大。
　　25年里，她手下的小姐有的嫁人生baby，有的分手后又回来做小姐，更多人，从这行走出后就再不跟她做朋友了，怕男朋友或老公知道自己以前当过小姐。
　　难得有些老客还记得她。有天，她接到一个认识二十多年的老客给她打电话，说是从加拿大回来，想来看她，对方说，“花都！还在花都啊！”Maggie姐激动不已。
　　“为什么不离开这行？越做越好，怎么会放手，已经做了十几年，做得很好啊。”Maggie姐始终自信满满。
　　夜幕降临，Maggie姐回到公司。偌大的夜总会里冷冷清清，只有两拨百无聊赖的小姐坐在各自的池座里发呆、玩手机。“那些就是‘老虎’了，”Maggie姐偷偷指着一群身穿白色紧身背心、啃瓜子的内地女孩说，“很厉害的！”她用力使了一个眼色。舞池的另一边，几个穿黑衫黑裙的香港女孩低头默默玩手机，穿衣风格显然保守许多。
　　8点多不见客人多起来，Maggie姐决定上台唱首歌。她挑了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唱得竟有八分像。一个长一圈胡子的中年男人闻声从包厢里出来，是她认识10年的老客，某公司高层。他仍在捧她的场，挑她手下的小姐，只不过以前他一周来3次，现在一个月只来1次，也不喝酒，只喝茶。他不爱去卡拉OK，就喜欢站在夜总会的投影幕布前唱得掏心掏肺。贴面拥抱、寒暄一阵后，两人手拉手甜蜜地唱起《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突然，“老虎”群一阵骚动，猎物来了。
　　钱和工作就是安全感
　　这间夜总会的装潢风格仍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天花板用几十块薄板拼成，镶嵌着几百盏星星状的小灯泡，从黑洞洞的头顶发出扑闪扑闪的微弱光亮。这片并不华丽的“星光顶”是前两年才装的，加上其他设备耗资共两百多万。
　　然而，“星光顶”也没能阻止这里散发出一股老旧的气息。红色半圆形皮沙发，黑色光面茶几，藏在柜子里的点歌机，还有空桌上摆着的那一碟早已走油的五颜六色的青豆蚕豆花生米。与内地极尽奢华的宫廷风比起来，这里简陋得只能达到内地三线小城歌舞厅的标准。
　　客人一入座，侍应生便端上十几条热毛巾、几筒骰子，一个小果盘以及不限量啤酒——除此之外，再无法点到其他食物。这些象征性的消费占据了账单的主要位置，很少有人真正去吃，而小姐，才是悄悄藏在背后的隐性消费。
　　Maggie姐在舞池边忙着打点生意，那身玫红色西装使她看起来像一尾在深海游动的鱼。即使做到公关经理，她仍然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左边穿西装、戴眼镜的长脸男人是爸爸生，懂日语，专门接待日本客人；右边穿西装、留马尾辫的男人手下都是“老虎”；那个画浓眼线、一副烟嗓的妈妈生来自四川，现已投靠Maggie姐手下。随便一分，这个并不大的蛋糕也至少被分成了好几块。
　　如今，舞池边的池座早已无人问津，客人几乎是直接钻进包厢里。昏暗的光线下，这个世界仿佛与外界隔绝，自成一体，老虎，金鱼（特指不出街的女公关），妈咪，有人出，有人进，惟一不变的是，这里贩卖快乐，也诉衷肠。
　　打破这夜的是警员突袭的查牌行动，几乎让所有人都乱了阵脚，小姐们像惊慌失措的羊群朝四面八方散去，侍应生以最快的速度清空舞池，所有的客人必须待在包厢里，不许在现场围观。
　　顶灯开了，亮得刺眼，来自大陆的小姐们排着队伍，手持工作证，站成一圈等待检查。灯光照得这些女孩分外弱小，这或许是她们与现实世界最窘迫的一道联系，等着别人一次又一次确认这个藏在暗夜里的合法身份。
　　带好工作证的Maggie姐站在一边，她的额头悄悄渗出汗来，这位身经百战的女强人难得碰上让她紧张的时刻。作为公关经理，她还要为查牌时间担忧。通常80个小姐的查牌时间是一小时左右，按每人500块计算，这一个小时里，公司至少将损失4万块。让Maggie姐惊喜的是，这夜的查牌时间仅为15分钟。
　　恐慌散去，小姐、妈咪又重新各归各位。
　　有客人钻进包厢了，几只反应迅速的“老虎”立刻拎着化妆包在包厢外排起了队，等待被客人选中，落选的小姐只能回到座位上等着下一次机会。
　　这种空欢喜，Maggie姐早已司空见惯。直到某天，她看每个男人都觉得累，也不再相信男女之间的爱情。
　　因为在夜场工作，结婚5年后，丈夫便与她离婚，并阻止儿子与她见面。“他跟儿子说，你妈妈是贪慕虚荣的人，不要我们啦。”Maggie姐相信，总有一天，儿子会明白，会回来找她，“妈妈不是贪慕虚荣的人，要是的话，别人送我房子我早就跟他走了。”
　　离婚后，追过Maggie姐的人无数，有客人送她奔驰，甚至房子，她都没动心过。“有钱很丑，我不喜欢。有钱很蠢，我不喜欢。我喜欢的，但人家有太太，我又要面子，就分开了。”
　　后来，她谈过3个男友，3个男友都给她钱花，又出去玩，每次都被她知道，前两次，她还会心痛，到最后一次，她彻底心灰。“遇到的人都很爱玩，不是不爱你，爱你他还要搂别的女孩。婚姻就是一张纸，真爱不用结婚，婚姻没有安全感，钱和工作才有安全感。”
　　“每个小姐我都跟她们说，男人啊爱情啊不要看那么重，做小姐要钱，不要花时间和青春，最多5年就不要再做啦，5年已经很久了，样子都会变老，10年就找不到男朋友了，”Maggie姐说，“出去以后做点小生意，不要让别人知道以前做过小姐。”
　　两年前，与她相伴13年的京巴犬Momo离世，令Maggie姐伤心不已。那是前男友送给她的，为了纪念小狗，她在杯子和毛巾上都印满它的照片。“宠物比男人更懂我，它知道我什么时候不开心。男人？遇到的话就做个伴咯。”
　　前路茫茫
　　几曲唱罢，Maggie姐的情绪上来了，扭动腰身到池座坐下，那位四川助理很快粘了过来。“谁让你今天去深圳啦，没口福哦，我在水车屋吃了这么大一盘刺身呢！”Maggie姐一脸娇嗲，拿手比划起来——过去，那是她吃得几乎想吐的东西。助理识趣地接过话，用一种混杂着川普和粤语的口音恭维她的上司。两人大笑，抱成一团。 　　一个叫Dora的22岁香港女孩被领了过来。她化淡妆，戴假发套，涂宝蓝色指甲油，用iPhone，是一个不折不扣的90后美少女。Dora进夜总会不过一个月，是条“金鱼”。她叫Maggie姐“婆婆”，那位四川助理才是她的妈咪，她们是这里的“一家人”。
　　舞池两侧，专门接待日本客人、手下都是“老虎”的两位“公公”不时在各自的小姐身边逡巡，神情警觉，又有点闷闷不乐。一晚上，偶尔出现的几只“猎物”，也会被他们抢夺分食，而生存最大的资本就是小姐的本事。
　　一只极其丰满的“老虎”骄傲地穿过舞池，Maggie姐不屑地撇过头，“隆的。”像Maggie这样的上一代香港妈咪，对内地小姐的态度确有几分微妙：她们喊价低，又拼命，很快就把传统的夜总会小姐比下去，再看看她们的外形，哪一个不是浓妆艳抹、凹凸有致。连Maggie姐也惊叹于这些内地女孩的拼命和坚韧：香港夜总会黄金时期，一大批内地女孩来香港淘金，中国城、大富豪都有内地小姐的身影，狠命做几年就挣到了第一桶金，然后金盆洗手，在香港嫁人，或回老家做生意。“她们很有规划，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叫老虎，很厉害啊！老虎都是出街的，出街后的小费全归她们自己。”
　　跟“老虎”比起来，“金鱼”Dora只算得上幼雏，甚至还带着学生妹的清纯和天真。进夜总会前，她在一家发廊里当洗头妹，赚钱不多，又很辛苦，师父就把她介绍给了Maggie姐。为了盖住原先假小子模样的板寸头，上班时，她还要专门戴一顶成熟的假发。
　　Dora入行不久，却深知自己与“老虎”之间的差距。“她们有那个，（胸部）很大，我就不行，身材不好。她们一看到客人就抱过去，我都不会呀！”
　　尽管如此，在夜总会赚钱也比理发店容易得多，也多得多。每晚，她的任务是安静地坐在客人身边，只要一只手搭在客人腿上略表温柔，她就可以整晚发呆、不说话。只有在啤酒溢出杯子的时候，她会拿一块毛巾垫在杯子底下。只要陪客人坐上3小时，她就能赚到500块。
　　客人还是当年那些，80、90后的小姐已经出道。客人和小姐之间也开始出现代沟。Dora就好几次抱怨中年客人唱歌太大声、太难听。
　　她这一代的小姐更自我，也更在意形象。因为公司后门楼梯太陡，又黑，每次下班，Dora只能从夜总会正门出去。她最烦那些带着猎奇目光的游客，发现她从正门出来，拿着相机拍个不停。有次，一个外国客人在夜总会正门看见她，甚至一路尾随，坚持要给她拍照。
　　“80、90后女孩不喜欢夜总会这个名字，不会走进你的地方去工作，怕被朋友知道。很多女孩自己在网上找客人，人家两小时1000块，你3小时才500块。人家叫PR，讲出去就是陪客人吃饭，‘做鸡’说出来多不好听！”Maggie姐说，“以前一周可以招到两三个小姐，现在一个月才两三个。”
　　女孩就是夜场的本钱。招不到女孩让Maggie姐也相信这个行业前途渺茫，只会越来越差，场子开得越大，亏本就越多。“很多人以为夜总会生意好做，经济不好了，什么都没有，投钱到夜总会的都失败。客人呢，太老了，很多已经玩不动了，年轻点的，又嫌你那里老气。”
　　她打算再做两年就收山，转行做生意。她那颗女强人的事业心还想再搏一搏，但对夜场，她早已看遍人生百态、世事变迁，“够了，倦了。”
　　“新花都”迎宾处旁，威风凛凛的关公像前仍香火兴旺，红色地毯两侧挤挤挨挨地摆着两行明灿灿的盆景菊花，刺眼的灯光恍如白昼。面带倦意的印度人抬抬手，与客人道晚安。电梯门关上，音乐骤停，一个时代的歌舞升平也被挡在了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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