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武侠影片海外传播问题研究】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四个特点
时间：2019-04-26 03:16:3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武侠影片是我国影视产品中的特有类型。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影视产品，武侠片跨出国门的时间更早、海外影响更广，并在外国观众中赢得了较好的口碑。武侠片自身有很多特点，保证了其海外传播的效果，如视觉层面和价值观层面易于被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观众接受。与此同时，新世纪以后的武侠片也呈现出很多新的特点，影响了其在国际市场的口碑。本文旨在探讨中国武侠影片海外传播中的一些成功因素和失误因素。
【关键词】武侠影片；海外传播；成功因素；失误因素
武侠影片是我国影视产品中的特有类型。在中国的影视产品拓展海外市场的过程中，武侠片处在极为重要的位置。无论是功夫巨星李小龙上世纪享誉世界的《猛龙过江》、《精武门》，还是近十年来国际著名导演张艺谋、李安的《英雄》、《卧虎藏龙》，充满阳刚之气的武侠片都为提升中国电影的国际声誉、传播中国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武侠片在如何建立既符合海外观众的观赏心理又适应中国影视艺术自身规律的表述方式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中国武侠片海外传播的成功因素
武侠片的“侠义精神”具有普适性意义。武侠片的核心价值观是对“侠义精神”的信奉。在中国经典的武侠影视剧中，作为主人公的侠客不仅有高超的武功，更有一种坚守正义、主持公道的品质。轻生死、重名节、为正义勇于赴汤蹈火，坚守这样的价值标准是侠客最为明显的标志。侠客能受人崇拜，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无人能敌的武功，更因为他们勇于主持正义，惩奸除恶。在正常的社会秩序内不能被惩处的仗势欺人、恃强凌弱的恶势力，能够被体制外的侠客迎头痛击；在某些情况下不能被给予的公平和正义，在侠客的世界里可以通过非法的手段实现。普通的观众能从武侠片中得到精神补偿，在想象中实现自己匡扶正义的愿望，而对正义的追求是全世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共同的信念，具有较强的普适意义。经典武侠片《黄飞鸿》、《少林寺》中的“杀富济贫”、“为民除害”在以《关山飞渡》、《正午》为代表的美国西部片中也是经常出现的主题。东西方文化虽然有诸多不同的信仰，但追求正义却是二者的共同点，武侠片正是在一个个正义战胜邪恶的故事中穿越了文化的差异，赢得了各国观众的认同。
此外，武侠片蕴涵的“侠义精神”与西方的“自由观念”有相通之处。
中国武侠片中的侠客大多任性放达、行踪不定，不受雇于任何官方和私人的机构，远离封建社会的政治舞台，和中国古代的士也不同，侠客不是贵族出身，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可以自由出没于江湖之中。侠客追求的是“快意恩仇”、“任性洒脱”，和封建社会正统的价值观迥然不同。
中国人自古较为崇拜权力，这主要源自于数千年来封建专制的影响，在封建社会完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做官成为普通人取得成功几乎唯一的选择，权力崇拜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价值观，“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也根深蒂固。尽管近30年来，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有了很大程度的完善，但很多人的权力观依然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很多影视产品也表现出了浓重的权力崇拜。这样的影视作品和西方文化中追求的自由观念相抵触。西方人权力观淡薄，历来尊崇自由与民主，无论这种自由民主观在事实层面有多大的虚伪性，但崇尚个人自由、强调个人独立的整体倾向是很明显的。所以政治观、权力观过浓的影视产品在海外传播中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
价值观的相通有助于影视产品的跨文化传播。武侠片中侠义精神虽然与西方文化中的自由观并不完全契合，但在看重个人独立、崇尚自由方面是一致的。“侠以武犯禁”，武侠片的反叛精神触碰到了人类潜意识中的突破规则的反抗心理。所以，武侠片传达的价值理想对西方的观众也有很强的感召力，能被外国观众迅速理解和接受。影片《笑傲江湖》中，令孤冲击败岳不群后，与盈盈携手笑傲江湖，自由自在。《新龙门客栈》的结尾，莫言悲壮而死，金镶玉火烧“龙门客栈”，随周淮安而去。《精武门》中，打死日本人的陈真不拖累任何人，毅然冲向警察的枪口。武侠片快意恩仇、无牵无挂的精神境界与追求和美国西部片的经典结尾有异曲同工之妙。价值观的共通性使武侠片可以弥补文化裂痕，让全世界的观众心悦诚服地沉浸在作品展示的虚幻世界之中。
最后，中国的武侠片经常体现出至死不渝的爱国情怀。很多武侠电影讲述的并不是江湖道义，而是民族危亡时刻，豪侠壮士表现出的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忠诚。例如李小龙的《精武门》，内地的武侠片《武当》、《白衣侠女》，对于国家的忠诚和毫不犹豫的自我牺牲也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观众能够理解和认同的价值准则。爱国情怀穿越了国家和民族的差异，让全世界的观众认同了中国武侠片所倡导的价值观。
武侠片对形式美的追求符合西方的审美价值观。在中国传统的审美价值观中，文艺作品“形式”独立的审美意义并未受到重视。关于“形式”的理论或形式的美学，在中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发展，甚至有故意忽视“形式”本身的审美取向。相对于形式，中国的审美价值观更为重视作品内容的文化价值、政治意义或道德教化功能。
在西方的审美观中，事物形式的独立意义是需要受到重视和推崇的。西方美学中多强调形式自身的美学意义，由此发展出西方文艺作品对于形式的关注。例如油画对于色彩的关注，建筑对于空间比例的关注，相应的，影视作品对于场面、声音甚至主人公的相貌都有较高的要求。所以，相对于东方，西方的文艺作品容易引起受众的视觉关注，在电影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好莱坞的大片大多以华丽的场景、震撼的场面征服世界观众。
受传统审美价值观的影响，中国电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突出功能性，而在形式层面缺乏创新。但武侠片的情况与其他类型的影片有所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武侠片是为中国的武术搭建的一座展示其独特魅力的艺术舞台。虽然它向观众展示的是一个以暴制暴的世界，但它在展现武术技击的同时，坚持淡化暴力准则，向观众展示的是一个个极具欣赏价值和艺术感染力的场景。武侠片在表现暴力时是高度程式化的，影片中的技击讲究章法、注重门派，它以武术为依托，以艺术化的展示为目的，极少出现血肉横飞的场景，通过全方位的视听语言向观众展示了一个个极具形式美感的动作场景。可以说，形式美本身就是武侠片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一个个极具美感的场景与动作，中国的武侠片会失去其主要的艺术特色。 中国武侠片特有的审美价值观念通过三个层面得以展示，即场景的写意性、动作的舞蹈化和音乐的间离性。与其他影片中暴力场面的逼真刻画相比，中国武侠片对于暴力的描述是高度风格化、写意性的，摒弃了血肉横飞的镜头，以一种独特的神韵贯穿其中。一方面影视剧中的武打场面讲究章法，富有节奏；另一方面武侠片注重从有限的空间内制作出奇幻的视觉效果。单一的打斗不是作品重点的描述对象，而是与中国传统的戏剧、绘画风格相结合，使得场面优美舒畅、意境悠远。例如《卧虎藏龙》中的竹林追逐场面，把中国的山水和艺术化了的武术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给原本杀气腾腾的武打场面赋予了旷远的意境。场景的写意性把武侠片的暴力程度降到了最低点。动作的舞蹈化体现在武侠片将舞蹈和武术优美地结合起来。这是国产武侠片特有的审美表现方式。与日本导演认为真实的刀剑格斗场面才是美不同，中国的武侠片模糊了武术和舞蹈的界限，形成独特的武舞天地。以电影为例，“武术与舞蹈在武侠电影中的有机结合，使我们在影片中观看武打动作的同时，就仿佛是在欣赏一场优美的武舞表演。有时还会产生一种如诗如画的境界：影片《白发魔女》中卓一航在漫天的朝霞下练习剑术，缤纷的飞花在其周围悄然飘落，而练剑的地方依然是一片洁净的空场，作者在此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美学境界。《少林寺》中觉远在春夏秋冬的景色变换中挥舞着红缨枪同时凌空而起，时而扑地回旋的表演，更是武侠电影中武舞的极品”。[1]《英雄》中的剧情设计为武舞表演留出了巨大空间，胡杨林之战如月和飞雪相互进攻和躲闪的动作好似在漫天枫叶中旋转的舞蹈，动作轻盈而舒展。可以说场景的写意性、动作的舞蹈化和音乐的间离性都体现着中国武侠片的审美标准和取向，形成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武侠片追求娱乐功能定位，较少宣教色彩，容易被外国观众接受。相对于其他类型影片，中国的武侠影片注重娱乐性，较早地定位于商业片。从以《醉拳》为代表的早期香港武侠片，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内地的武侠片，大都面向市场、追求票房。在这样的创作理念下，国外观众收看武侠片的过程也较少受到政治价值观、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武侠片的娱乐功能定位和商业片属性是其在海外传播中不像其他一些类型的影片被西方观众排斥的重要原因。
中国武侠片海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过于明显的政治价值观容易引发西方观众的反感。如上分析，武侠片中的“家国情怀”是具有普适性意义的，任何国家和民族的观众都会对自己的国家、民族、兄弟和朋友有一种深深的责任感，这并非是中国人独有的价值观。然而，新世纪的部分武侠影视片出现的一种具有“国家意识”的政治理想和这种“家国情怀”产生了很大的差异。这种“国家意识”体现在反叛精神的逐渐消失，秉承崇高政治理想和价值观的英雄开始出现，武侠片开始注重表达一种政治见解。在这些武侠片中，传统的反叛精神在淡化，国家本位越来越明显。有些作品出现一种“天下意识”，来表达一种看似远大的政治理想，有些作品则体现出权力崇拜，过度表现剧中人物的争权夺利。如新世纪武侠片存在的一个突出现象：表现上层精英权贵人物的兴趣要远远大于下层民众侠士。[2]其中《满城尽带黄金甲》、《十面埋伏》、《天地英雄》的主人公都是统治体制内的帝王或官员。观众难以将这些主人公的信仰和本是处在社会底层的侠客信奉的价值观联系起来。此外，许多新世纪武侠片的故事背景有意设计在强秦或盛唐，凸显出宏大的气魄和震撼的场景，也都暗示出导演对强大的中国的怀念与憧憬。这种主人公和故事背景的有意设计也都体现出创作者与以往不同的价值取向。
在跨文化传播中，过于明显的政治价值观容易引发西方观众的反感，这是部分新世纪的武侠片难以被他们接受的重要原因。如果说反叛精神容易引起海外观众的认同，“家国情怀”也能让海外观众产生同感，而“天下意识”和权力崇拜却会遭到海外观众的抵触，因为这其中隐含着一种政治意图。这种政治意图与西方文化中反抗政治的个人主义、独立意识是相违背的。
片面强调技术而忽视人文关怀的创作观降低了武侠片的感染力。武侠片体现出的技术崇拜是一种过度看重影片技术而忽视作品人文关怀的创作观。新世纪的武侠片很多都呈现出对动作场面过度夸张的表现。观众看到的更多是眼花缭乱的场面，而难以发现作品的人文关怀。很多武侠片凭借感官刺激吸引观众。作品的艺术创新完全集中在了视觉效果方面，而形象的塑造和叙事的手法却乏善可陈。如《英雄》唯美的动作场景，《无极》充满魔幻想象的画面，诸如此类的武侠片通过技术的进步，取得精美的视觉效果，但影片整体的艺术感染力并未得到提升，而武侠片应有的人文关怀随着技术的进步却被忽略。
从海外传播的效果来讲，技术崇拜是希望从形而下的表层吸引海外观众，当然这样的技术因素也是必不可少的，而人文关怀是真正从文化乃至价值观的高度打动海外观众，二者的最终效果有着根本的区别。前者是暂时的视觉冲击，后者是深层的文化融合，只有二者结合才能带来长久的感动。
[本文为2010国家广电总局“我国影视走出去策略创新研究”（编号：GD10137）部分成果]
参考文献：
[1]贾磊磊.中国武侠电影史[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14.
[2]陈林侠.中国类型电影的知识结构及跨文化比较[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99.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讲师）
编校：郑 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