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范仲淹御夏安边军事思想及其实践】 军事思想

　　［摘要］范仲淹在担任军职期间，为提高北宋军队的战斗力，亲自参加战争实践和军事活动，提出过不少好的建议，并取得了一定的功绩。特别是他在陕西任职期间，曾多次上书朝廷，提出了“以盟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事”的军事方略，成为创建对西夏积极防御战略体系的核心思想，对于迅速扭转北宋在宋夏战争的不利局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本文着重对他的御夏安边军事思想及其策略作一些初步探讨。
　　［关键词］范仲淹；御夏安边；军事思想；军事实践
　　［中图分类号］K244.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08-0005-05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谥号文正，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改革家。他从政40多年，曾任过知州、都转运使、经略安抚诏讨使、副枢密使、参知政事等重要官职。在担任军职期间，为提高北宋军队的战斗力，范仲淹亲自参加战争实践和军事活动，提出过不少好的建议，并取得了一定的功绩。他提出了“以盟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事”的军事方略，这是范仲淹军事思想的核心，也是他积极防御战略能够成功实现的关键之所在，体现了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他在经略西陲的几年中，御夏安边，经略得当，实施了 “奏选良将，促治城寨”、“改革军制，利用土兵”、“阅习军马，完补器械”、“屯兵营田，移兵就食”、“积极防御，安抚诸羌”等一系列军事实践活动，实现了“讨服横山界近蕃，以遏外患”的近期战略目标。
　　一、攻守兼备，进退裕如
　　“以盟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事”，这是范仲淹军事思想的核心，也是他积极防御战略能够成功实现的关键之所在，体现了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他在宋夏战争的具体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军事思想，集中体现在《上攻守二策状》、《再议攻守疏》和《陕西河北和攻守备四策》等奏疏之中。
　　庆历元年（1041）十一月，梁适安抚陕西回朝，时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兼治庆州的范仲淹附奏《上攻守二策状》，这是他多年经略西北边事的经验总结，也是学习古代兵法、军事谋略的切身体会和抵御西夏的具体策略和措施。他在序篇中指出，“必行进讨，以期平定”或“宜用守策，来则御之，去则勿逐之”，均为不得要领、脱离实际的陈言空谈。接着，他又分析了宋夏对峙以来宋军胜少败多的原因：一是无精兵强将，故不能“大振军威”，“少分贼势，此进讨牵制无效也”；二是未用土兵，营田不行，军需匮乏，“岁月绵久，恐生他患，此守御之未利也”。这样的分析比较符合当时陕西沿边的具体实际情况。接着，他又创造性地提出了议攻、议守二策。《议攻篇》的核心是浅攻，攻其近，集中优势兵力，拔其要塞，据其地修筑城寨，然后守以土兵，步步为营，逐步把战线稳定在横山一线。他的具体措施是集中优势兵力，攻取有战略意义的“金汤、白豹、后桥三寨”，“大拔城寨，以据其地。俟城寨坚完，当留士兵以守之”，“（敌）大至，则明斥堠，召援兵，坚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则扼险设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营田以助之”。他提出局部浅攻之策，逐步蚕食有战略意义的堡寨，打通四路通衢，以便诸路犄角相援，一旦有警，诸路皆动。《议守篇》在分析敌我双方实力态势的基础上指出，西夏“依远而险，未易可取”，“风集云散，未尝聚养”；而宋朝“国用民力，日以屈乏，军情愁怨，须务姑息”。因此，要采用孙武“分建诸侯”之策，效唐置屯田之法，“因置营田，据亩定课。兵获余羡，中粜于官，人乐其勤，公收其利”。他对西北边事的总体方略是“国家用攻，则宜进其近，而兵势不危；用守，则必图其久，而民力不溃”。①庆历二年（1042）正月，范仲淹又上《再议攻守疏》。这是对前奏《上攻守二策状》的补充和完善。他认为，“攻有利害，守有安危”，“攻其远者则害必至，攻其近者则利必随；守以土兵则安，守以东兵则危”。在这篇奏疏中，他提出了主张进筑水洛城的建议，虽然工程浩大，道路徊远，但可断敌军“秦亭之路，其利甚大，非徒通四路之势，因以张军之威也”。②他的军事思想及策略主要集中在他的《陕西河北和攻守备四策》奏疏之中。这是庆历四年（1044）五月他和韩琦共同奏上朝廷的奏疏，其中对宋、辽、夏面临的复杂形势作了剖析，提出了“以盟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事”的对策，具体对陕西的和、守、攻三策和河北的备（预为守备）策进行了细致而周详的客观分析和估计，以供朝廷参考和决策。在《陕西河北和攻守备四策》序篇中，范仲淹指出，“今西北二方，复相交媾”，而宋面临“和与不和，俱为大患”的两难选择。当今之计的惟一选择应该为“莫若择帅练兵，处置边事，日夜计略，为用武之策。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事。彼知我有谋有备，不敢轻举，则盟约可久矣”。这是说，无论是对辽已成之盟约，还是对夏正在谈判之中的和议，都不能抱有幻想。只有整军备战，增强军事实力，才会使对方不敢轻举妄动，以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永久和平。于是，他便在《陕西和策篇》提出：“隆礼敦信，以盟好为权宜；选将练兵，以战守为实事。彼不背盟，我则抚纳无倦；彼将负德，我则攻守皆宜。如此，则结好之策，未有失也。”
　　对于宋军屡战屡败、损失惨重的战局，范仲淹“痛心疾首，日夜悲忧，发变为丝，血化为泪”。他痛切地指出：“自西事以来，延安东路、北路，官军伤折万余人，并金明、承平诸寨杀虏过蕃部万余户，约四五万口；及麟、府丧险，镇戎三败，杀者、伤者前后仅二十万人矣。死者为鱼肉，生者为犬羊。”③正是由于宋夏战争所导致的重大损失，使范仲淹痛定思痛，力主与西夏媾和，想尽快结束战争给两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但局势的发展是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他又提出了《陕西守策》，其主要内容有：“一是缮修缘边寨堡，更加森严壁垒，实行坚壁清野；二是久守之计须多用土兵；三是东兵可三分之一助土兵守边，三分之一移次边就粮，三分之一归守京师，以减军省费；四是以缘边无税之地招致弓箭手，每一二指挥修一堡寨，使完其家；五是敌兵小至，则使熟户蕃兵、弓箭手、士兵合力捍御；敌兵大至，则二旬前必先点集，闻讯再调次边增援军马。”这样，就会“我若持重不战，则彼之重兵行川路中，粮草无所供给，牛羊无所获，又数日人马困弊。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险，又未能决胜，必不能已而散兵虏掠”。④这是他对前奏《上攻守二策状》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也是长期御夏安边的具体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攻守兼备、进退裕如的万全之策。 　　在此前提出浅攻的基础上，范仲淹对敌我态势进行了正确把握和客观分析，在《陕西攻策》中提出了要组建机动作战兵团轮番主动出击的主张。宋军30万大军分布在2000余里的边防线上，机动作战的兵力不过2万，“坐食刍粮，不敢动举，岁岁设备，常如寇至”，十分被动；而西夏则“种落散居，衣食自给，忽尔点集，并攻一路。故犬羊之众，动号十余万人，以我分散之兵，拒彼专一之势，众寡不敌，遂及于败”。针对上述情况，他建议从鄜延、环庆、泾原三路各选精兵强将，组成步兵2万、骑兵3000的机动作战部队，分三军，各路为一军，“使三军互掠于横山”，“降者，纳质厚赏，各令安土；拒者，并兵急击，必破其族”，轮流出击，使其顾此失彼，奔走不暇。其大举进攻，则据险拒战，不越旬日，彼必破楚之策”，“元昊若失横山之势，可谓断其右臂矣”。⑤此外，范仲淹对河北、河东二路抗辽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也十分清楚。他与韩琦共同提出了《河北备策》，其主要内容有“密为经略，再议屯兵，专于选将，急于教战，训练义勇，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⑥上述措施可谓十分周密完备，对以增加岁币来获得和平的设想，他没有抱丝毫幻想，处处做到有备无患。
　　二、改革军制，利用土兵
　　北宋初期，为了集中兵权，虽成功地制止了军阀割据，但将帅无权，兵将不相知，军队缺乏训练，作战时，“上下不相附，指令不如意”，流弊甚多。仁宗曾下诏分边兵，部署领万人，钤辖领5000人，都监领3000人，遇见敌人，官小者先出兵作战。范仲淹认为，这种不管敌人多少，按照官位高低出兵的做法是取败之道。他在延州大阅州兵，淘汰老弱，得1.8万名士兵，分为六将（“将”是当时军事编制的一种单位），每将3000人，派都监六人统率，每人负责一将士兵的教练和作战，视敌兵的多少，灵活出兵抵御。⑦这样，做到职有专责，既加强了军队的训练，也改变了过去兵将不相知的状况。与此同时，还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违抗军令者，轻者罚，重者斩，不抓训练和不参加训练的将士都要受到应有的处罚。经过一番军制改革和训练整顿，他率领的军队，士气和作战能力都得到很大提高，军容严整，面貌为之一新。宋军各路都模仿范仲淹的做法，废除了原来按官阶大小迎敌出击的不合理规定。他首创的“将兵法”成为后来神宗时王安石所立“置将法”模式，为后世所沿用。
　　为了取得宋夏战争的胜利，他还主张在西北地区利用土兵驻守。以前，北宋朝廷规定所派遣的弓箭手都是三丁抽一，如果被派到远方去戍守，家中还经常派一人送食用的东西，实际上就变成了三丁抽二。因而，农业生产就受到影响。如果多用土兵，就近戍守，以寨为家，家人团聚，平时生产，战时打仗，就会促进农业的发展和边防的巩固。他认为，用东兵（内地之兵）驻守陕西是不妥的：“久守之计，须用土兵，各谙山川，多习战斗，比之东兵，战守功倍。”⑧他认为，这些土兵熟悉地形，勇猛善战，又能吃苦耐劳，比东兵的战斗力强。因此，他主张应当扩大土兵、弓箭手，并尽量利用“熟户”蕃兵，三者配合共同防御，以便逐渐代替东兵。这样，充分利用土兵，既可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和增强国防力量，也可以发展地区经济。
　　三、屯兵营田，移兵就食
　　经济是战争的基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是经济实力的最集中体现。因此，战争的双方应该是各自综合国力的较量。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军事力量的强弱都要依赖一定的经济条件。范仲淹清楚地知道，宋夏战争以来，陕西驻军的数量剧增，确实花费了大量钱帛粮草。据载：“宝元元年末用兵，陕西钱帛粮草一千九百七十八万，出一千一百五十一万；用兵后，入三千六百十三万，出三千三百六十三万有奇，盖视河东北剧，以兵屯陕西特多故也。”⑨这样多的钱帛粮草，除了部分由陕西本地供给外，大部分由中央和其他地区调拨。由于调拨数量太大，供不应求，结果导致国库虚空。为了填补这个“窟窿”，北宋的朝廷就加重全国百姓的负担。
　　北宋的财力、物力等都很困难，如何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呢？范仲淹认为，“置营田”，做到农战结合，这是解决军需供应问题的最好办法。他说：“臣观今之边寨，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之，因置营田，据亩定课，兵获羡余，中粜于官，人乐其勤，公收其利，则转输之患可息矣。”⑩他曾在陕西大开营田，其部下种世衡于青涧城，置营田，成绩尤为显著。范仲淹的建议很快得到了北宋朝廷的采纳和实施。庆历元年（1041）十二月，“诏陕西四路部置及转运使并兼营田使，转运判官兼勾管营田事”。从此，陕西的营田迅速发展起来。实施营田的良策之后，许多荒地被开垦，增强了边防的经济力量。屯田养兵，且耕且战，有事出征，无事务农，闲暇操练。这样，既能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也能解决部分驻军的兵饷粮运问题。
　　为了军队粮饷的筹集，陕西的百姓总要承担大量额外负担，即将应缴纳的岁赋自行运送到沿边地区，称为“支移”。范仲淹对此忧心如焚，他在给贾昌朝的一封信中写道：“某守边如式，但关辅之民，被虐无际，国本如此，孰为固之！环、庆篱落，稍有伦序，愿得外计，以救疮痍。”11他认为，“少纾民力，以固国本”，乃是国家当务之急。当陕西发生饥荒，他便上奏议，要将救济灾民之责委于都转运使孙沔，作为重要事务，妥善处理。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为了减轻关中人民的支移之苦，节省转输之劳，他还提出了一个沿边驻泊禁军春夏移于次边就粮的建议。这样就可省减粮价约30%以上。“关中民苦远输，请建鄜州之鄜城县为军，以河中、同、华中下户税租就输之。春夏徙边兵就食，可省籴价什之三，他所减不与。”12
　　事实上，西夏各族人民对频繁的战事也已感到厌倦，逃亡入宋等叛乱事件时有发生。元昊已是山穷水尽，无力再向宋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另外，宋朝一批将帅在战争中也逐渐成熟，虽然元昊取得几次重大战役的局部胜利，但从综合国力的较量来看，西夏仍处劣势，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国要战胜或长期占领地广人众、幅员辽阔的宋朝并非一件易事。尽管沿边堡寨反复拉锯，但西夏并未占多大便宜，从现实的经济利益出发，元昊终于认识到，上策还是坐到谈判桌上求和。
　　四、广修堡寨，积极防御
　　范仲淹认为，堡寨可安存熟户、弓箭手，使之“各著农亩”；可“遮障汉户，且为篱落；堡寨周围可耕地广”，易为粮草；城寨逼近边界，信息灵通，则易为设备；将佐可临敌就近决策。只有广修堡寨，才能在西兵入侵之时，“兵少则难近，多则难行”，“大至则闭垒以待隙，小至则扼险以制胜”。对于曾被敌军劫掠一空的废寨，他也力主修复。他前后凡上六奏，仅在陕西鄜延一路，就“卒城承平等前后十二寨，蕃汉之民，相重复业”。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0及《范文正公集·附录·遗迹·西夏堡寨》记载，范仲淹主修的重要堡寨有金明（今陕西安寨县南、延安市北、延河河谷中）、青涧城（今陕西清涧）、细腰城（今宁夏固原市南与甘肃环县交界之处）、大顺城（即原西夏后桥堡，今甘肃华池县马铺寨）、水洛城（今陕西庄浪县）、永平寨（今陕西子长县永平乡）、德靖寨（今陕西保安县南）等。他倡导的广修堡寨，在庆历五年（1045）达到了高潮。在以后的神宗熙宁年间（1068～1085）和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8）两个时期再掀高潮，一直延续到北宋末期。这些修筑的堡寨，既是靠近边界的出击基地和敌军进攻的防守堡垒，也是困扰敌军的前沿阵地和浅攻战役的屯兵之所。他在陕西、河东对此乐此不疲之际，也正是宋对夏战争扭转局势、反败为胜之时。因此，只有有效地应用好堡寨战术，“大至则守，小至则击，有间则攻”，才能使敌“居不得安，耕不得时”，只得逃遁。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范仲淹又提出了“锐则避之，困则扰之，夜则惊之，去则蹑之”的战略方针。13他的积极防御战略是“守策之外，更备攻术”。在具体作战的方略上，还提出了声东击西的策略，“彼寇其西，我图其东；彼寇其东，我图其西”。14以后的庆历三年（1043），宋夏的战局发展逐步转向有利于赵宋的方向发展，充分证明了他的积极防御战略已初见成效。
　　五、荐拔将才，安抚诸羌
　　范仲淹经略西事之时，知人善任，荐拔将才，起用了大批人才，如种世衡、狄青、张亢、王信、范全等。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在御夏战争中做出了积极贡献。
　　范仲淹认为，御夏战争中要依靠和调动的不仅是汉人，同时也包括少数民族。因此，他到庆州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召蕃官慕恩与诸羌酋长仅八百人犒于麾下，与之衣物缯綵，以悦其意；又采忠顺者，增银带马绂以旌之，然后谕以好恶，立约来四，俾之遵向”。15如庆历元年（1041），范仲淹就任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兼知庆州后，曾两次上奏朝廷，调种世衡任环州知州，最后朝廷答应了范仲淹的奏请。庆历二年(1042)二月，“种世衡至环州任所”。16种世衡知环州后，不负众望，“周行境内”，深入调查，特别是深入到羌族内部，宣抚朝廷恩意，并身体力行，以心交心，取得羌人的信任，接着又采取防卫措施，团结羌人，抵御西夏的侵扰。他信守诺言，冒大雪走访了牛家族首领奴讹，使固来倔强的奴讹与族众感动而拜伏，并额手曰：“今而后惟父所使。”又派羌人将领慕恩出兵诛灭了“招之不来”、“受夏戎伪疏”的兀二族，使“其僭受伪属如兀二族者百余帐，咸股粟请命，纳其所得文卷、袍带”，通过种世衡的恩威兼施，“由是属羌无敢贰”。种世衡又劝属羌诸族各置烽火，“夏戎时来抄掠，则举烽相告，众必介马而待之，破贼者数四”。此外，他还教属羌“习孤矢以佐官军”，使当地的“吏农工商，无不乐射焉”。“由是缘边诸城，独环不求增兵，不烦益粮，而武力自振。夏戎闻属羌不可诱，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无日不备，乃不复以环为意。”17
　　此外，范仲淹还通过采取不同对策，区别对待羌族“熟户”、“生户”，恩威并施，安抚笼络，取得了实效。对一向归顺宋廷的“熟户”，他乘修筑堡寨之机给予安抚、争取，并借之守边御敌。对这一措施的功效，苏轼有文曰：“宝元庆历中，赵元昊反，屯兵四十余万，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万人，皆不得其用，卒无战功。范仲淹、刘沪、种世衡等，专务整辑蕃、汉熟户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砺其人非一道。藩篱即成，贼来无所得，故元昊复臣。”18对所谓“生户”，他则多方予以招纳、争取，以分化瓦解敌国。对于陕西泾原路与西夏关系密切的明珠、灭藏、康奴三大部落，则采取“北取细腰、葫芦众泉为保障，以断贼路”，19首先从地理上切断了他们与西夏的联系，然后再派人予以安抚。此后，环庆路内的600多个部落的羌民大都为宋所用。这样不仅使当地的民族关系逐渐走向缓和，巩固了宋代边防，也大大削弱了西夏的军事实力。
　　六、居安思危，备则无患
　　早在天圣三年（1025）四月，范仲淹就上书论时务：自澶渊之盟以来，“太平日久，人不知战，国不虑危”，认为应居安思危，警钟长鸣，以“防之于未荫，治之于未乱”。还指出“古来和好，鲜克有终”，提出应恢复武举，培养军事人才。20天圣五年（1027），范丁母忧，有《上执政书》。在上书中，他再次提出“安必虑危，备则无患”的观念，还指出当今文恬武嬉、将才匮乏的现实，“沿边诸将，不谋方略，不练士卒，结援弭谤，固禄求宠”，“将家子弟，蔑文韬钤，无所用心，骄奢而已”。面对“边民未丰，边廪未实”、“中原益困，四夷益骄”的局面，他提出了培育将才、丰实边郡的主张，又“请置本土之兵，勤营田之利”。预为之备，方可应付突变事变。21天圣七年（1029），诏置武举。天圣九年（1031）五月，仁宗在崇政殿亲试武举人才。康定元年（1040）三月，举行大规模武艺校试活动，中选者达181人。庆历三年（1043）五月，应范仲淹之请，正式建立武学。五年之间，凡行武举七次，每次录取10～50人不等。22
　　在《再进前所陈十事》中，范仲淹强调武备的重要性。他说，不要因京师无事而松懈戒备，因循守旧，而要观察天下大势，洞察可忧之处，严密募兵训练等各种规制，根据具体情况相时而行，这样，才能使邦国安宁。于是，他要求先在乡内并近辅州府，招募强壮之人，充京乡卫士，“以助正兵，足为强盛，使三时务农，大省给赡之费，一时教战，自可防虞外患”。然后诸道仿此，逐步推广。这是国家强兵节财的重要措施。因此，加强武备的目的就是为了抵制外族侵略，从根本上保证国家政权的稳定。
　　范仲淹深谋远虑，在全力对付西夏的同时，对辽也“安不忘危”。范仲淹深知“羌戎素诈，边鄙多虞”，23是他对辽夏本质的基本了解。“西北二方，复相交搆”，24夹困中国，是他对辽夏外交政策的准确估计。因此，即使在议和过程中，也应“建御悍之谋，以待二虏，不必求二虏真伪之情”。25除此之外，他提出营修西京洛阳的主张，惟“外亦设险，使四夷不敢生心”。又连上二札，乞修京城，可沮北敌（辽）“南牧之志”。26东西京城修缮完固，可“表里山河，接应东京之事势，连属关陕之形胜。又河阳据大川之险，当河朔、河东之会要，为西洛之北门；又长安自古兴王之都，天下胜地，皆愿朝廷留意”。27他秉承宋太祖的遗愿，充分利用山川、地形条件，加大对京城的防卫，构筑有纵深度的立体防御体系。不幸的是，鼠目寸光的最高统治者未能采用这些极具远见和战略目光的良好建议。北宋末，金兵铁骑分二路南下，长驱直入，失去犄角相援的城防优势，赵宋政权演出了一幕国破家亡、玉石俱焚的历史悲剧。北宋灭亡的深层次原因很复杂，但城池不设防无疑是军事失败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范仲淹文武双全，刚毅果断，在北宋中期的政治舞台上活动了40多年，在许多地方留下了令人仰慕的功绩，尤其在经略西事、御夏安边和开发大西北等方面的功勋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注 释］
　　①《范文正公集》卷5，刊《全宋文》卷377，第578～581页。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5，第3216～3218页。
　　③《范文正公集》卷16《让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表》。
　　④《全宋文》卷374，第534～535页。
　　⑤《全宋文》卷344，第535～536页。
　　⑥《范文正公集·奏议》卷下《奏陕西河北和守攻备四策》。
　　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8。
　　⑧《范文正公集·奏陕西河北和攻守备四策》。
　　⑨《文献通考》卷24《国用考》。
　　⑩《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4。
　　11《范文正公集·奏议》卷下《与翰长学士书》（二）。
　　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0，第3083页。
　　13《范文正公集》卷19《乞修京城札之》（二）。
　　1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5，第3218页。
　　15清·赵本植：《庆阳府志·艺文》卷41。
　　16清·毕沅：《续资治通鉴》。
　　17李勇先、王蓉贵点校：《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文集卷第十五·墓志东染院使种君墓志铭·东染院使种君墓志铭》。
　　18《宋史·兵志四》卷190。
　　19《宋史·范仲淹传》。
　　20《范文正公集》卷7《奏上时务书》。
　　21《范文正公集》卷8。
　　22《宋会要·选举》一七之五至八，参见吴九龙等《宋代武学武举制度考述》，《文史》第36辑，中华书局。
　　23《范文正公集》卷16《谢传宣表》。
　　24《范文正公集·奏议》卷下《奏陕西河北和守攻备四策》。
　　25《范文正公集·奏议》卷下《乞拒契丹所绝元昊和约》。
　　26《范文正公集》卷19《论西京事宜札子》。
　　27《范文正公集》卷19《乞修京城札子》，《范文正公集·奏议》卷上《再进前所陈十事》也云：“四方无事，京师少备，因循过日，天下可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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