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制度变迁方向分析】休闲农业发展
时间：2019-04-14 03:18:4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可以解决农民的温饱，但却不能让农民富裕。目前需要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替代当前的小规模生产模式。比较可行的规模化生产模式就是建立合作组织，进行合作经营，并通过合作推动农业产业化。
关键词：农业；制度变迁；农业合作组织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8-0051-02
在目前的小规模生产模式下，要想实现农业生产的产业化，大幅度提高农民的收入，显然是不现实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从而成为农业发展和农民致富的制度障碍。但是目前土地的经营承包权对于农民和农村来讲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一、中国小规模农业生产模式的现状
（一）土地经营权是农村社会保障的替代品
目前，单纯来自土地的收入已经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农民努力通过各种方法，寻求来自农业之外的收入来源。从而使得农民的队伍出现了分化，从改革开放以前和改革之初的一个同质性集团变成一个异质性很强的集团。虽然很多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农业之外的第二第三产业，但是由于受自身文化技术水平以及农村户口的限制，大部分人的非农收入都是不稳定的，随时面临着失去工作和丧失非农收入的风险。除此之外，他们还面临着和城市居民一样要面临的其他例如工伤、疾病以及今后的养老等问题。但是他们并未被社会保障系统所覆盖，因此，虽然不依靠土地的收入，他们仍然不愿意农民的身份，不愿意放弃土地。土地对于他们而言，具有失业保障、养老保障的职能。
（二）农业的社会功能大于经济功能
由于农业作为国家的基础性产业和广大人民的温饱问题密切相关，和9亿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密切相关，所以政府在处理相关问题的时候，一向是把农业的职能定位在“稳”而不是“富”或“兴”上，似乎要想达到农民富裕的目的，必须靠发展乡镇企业，农村城镇化这些非农手段来实现。而农业本身不具备富裕农民的功能。
农业制度变迁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而设计的，在解决温饱问题以前可以说制度变迁的目标十分清楚——增产，只要制度有助于增加粮食产量，就是好的制度，因为在改革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温饱问题总是没有完全解决好，新的制度供给都是围绕增产来完善和配套，一直没有提出较长远和完整的农业制度变迁的目标模式。因此，在1985年基本上解决温饱问题以后，农业制度变迁方向就比较模糊了，而且由于对土地社会功能——提供“口粮”过分重视，依然是沿袭的增加粮食产量的制度变迁路径，这种重视土地社会功能的制度变迁方向，就与农民新的要求——增加收入产生了比较大的矛盾。
（三）农民的身份是耕种者而不是经营者
传统农民和职业农民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传统农民是“世袭”的，具有强制性，不可选择性；而职业农民是由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人员自我选择的，具有自主性。其次，传统农民是当地“土生土长”的，难以流动，具有封闭性；而职业农民既可以是本地人员，也可以是外地农民、城镇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具有开放性。最后，传统农民对于经营素质、科技知识、资金投入等方面的条件可有可无、可多可少，几乎没有什么约束；而职业农民在经营素质、科技知识、劳动技能、管理经验、资金投入等方面或某一方面则必须具备良好的条件，具有很强的约束性。他们所经营的农业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型农业，而是伴随着大量工商业资本注入，演变出了观光农业、休闲农业，生态保护型农业等多种形式的现代农业。”
与“生产型”农业经营模式相对应，目前中国的农民和农户在生产活动中不看市场，纯粹是生产者，不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是追求风险最小化。农业生产活动不是为了增加收入和获取利润，从而提高生活水平，而是为了提供口粮，保障基本的生活。
二、小规模农业制度变迁的方向和收益成本分析
（一）制度变迁的方向——农业专业经济合作组织
目前中国由小规模农业生产转向规模化农业生产的制度变迁方向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转向市场经济条件下自愿的合作经营，成立农业专业经济合作组织，通过生产、流通领域的合作以及劳动、资本和土地的联合来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二是转向完全的私有制，任由人们自由买卖土地，任由产业资本自由介入农业生产，从而实现规模经营。但这种制度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农业雇工的产生、农村人口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均衡以及农村大量的隐性失业人口变为显性失业。所以目前在农业制度变迁的方向选择上，无论是政府还是农民都倾向于合作经营而不是私有化。
（二）制度变迁的收益分析
从各国合作社发展经验来看，农民借助生产或流通领域的合作组织可以降低农产品的成本费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总成本构成也应该由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两部分构成。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大小与农业生产方式和农业经营规模有关，在以人畜力耕作为主的条件下，农业小规模经营的成本费用一般比较小，而大农场的成本费用则比较大。相反，在使用机械耕作的条件下，大农场的成本费用比较小，而小农户的成本费用则比较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总成本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交易成本。从以上对交易成本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交易成本具有不可分的特点，无论农户经营规模大小，其交易成本大体相近。因此，农户经营规模越小，单位农产品所要分摊的交易成本就越高。在生产成本相同的情况下，交易成本越高，农产品的总成本也就越高。近年中国出现农产品卖难的问题，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农户对农产品信息掌握不完全，而农户要掌握农产品的完全信息，就要花费比较高的信息成本。对小农户而言，他根本无法支付高额的信息费用。
农业小规模经营不但生产成本高于大农场经营，而且交易成本也远远高于大农场经营，因此农业小规模经营的总成本也高出大农场经营总成本。因此，通过建立农业合作组织，可以降低农产品的成本，增加农业生产的利润。
（三）制度变迁成本分析
制度实施成本包括：（1）规划设计、组织实施新制度的费用。由分散经营向合作经营的转变初期需要支付较高的制度转换成本，或称制度启动成本。合作组织将分散的农户组织成一个有效率的整体需要支付较高的组织费用；后续良好发展需要培养成熟的农村职业经理人，需要建立合作组织相应的管理制度、监督制度及委托制度等。（2）消除制度变革阻力的费用。这种阻力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原有体制下的受益者；对于基层政府来说，农业组织性的提高削弱了政府的权力。更重要的是如果合作组织失败了，相应的政府官员要承担政治风险。二是体制本身所内含的保险模式。农民对农业合作组织还缺乏认识，除非看到合作组织能够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否则很难要求农民放弃经营自主权参加合作组织。（3）合作组织运行中的内部交易成本。建立农业合作组织虽然可以节约外部交易成本，但合作组织要保持正常运转并发挥合作效率，需要组织内部实行良好的民主管理、资本报酬适度、所有者与惠顾者身份同一、利润按交易额二次返还、必要的激励监督机制等制度，实施这些制度所带来的成本构成运行成本或管理成本。而且，合作组织本身存在着制度缺陷，如资本投资激励不足、产权模糊、“搭便车”、内部人控制等问题，这些同样构成组织运行的成本。因此，农业合作组织在减少外部交易成本的同时，增加了内部交易成本。 三、成本分摊制度创新是新一轮农业制度变迁的突破口
制度均衡是一种行为均衡，即对立势力中任何一方都不具有改变现状的动机和能力。制度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创新利润。当外部条件的改变增加了预期收益，或减少了预期成本时，使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成本，按照现行的制度安排，人们无法获得潜在利益，原先的制度均衡状态就会被打破，受利益驱动的组织就会从事制度创新活动。制度发展的过程，就是从制度均衡到制度创新，再到制度均衡，又再到制度创新的不断演进的过程。
目前中国农业制度变迁模式，采取的是诱致性变迁为主，强制性变迁为辅，二者相结合的模式。但一般情况下，诱致性制度变迁在收益的分配和成本的分摊中，会碰到外部效应和“搭便车”问题。产生外部效应的原因，是因为制度安排并不能获得专利。当一个制度安排被一部分人创造出来后，其他群（个）人可以模仿这种创新并大大降低他们组织和设计新制度安排的费用。“搭便车”问题可能会因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货品而产生。一旦制度安排被创新和被建立，每一个受这个制度安排管束的个人，不管是否承担了创新和初期的困难，他都能得到同样的服务。
当存在外部效应和“搭便车”问题的情况下，即使从制度变迁对整个社会或农业部门的收益成本分析来看是可行的，但对于实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微观主体——农业部门的个人或者团体来说，在新制度实施之初要承担巨大的启动成本和政治风险，而在新制度被认可取得成功之后，那些没有为之付出成本和承担风险的微观主体却可以获得与他们相同的收益。这种情况会影响微观主体进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积极性。同时，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单个的农民或农户也不具备相应的物质和精神承受能力。所以，要想鼓励农民进行制度创新，关键是要降低创新主体的制度创新成本，由政府、可以从农业制度创新中获利的企业以及在制度创新取得成功后收益的个人来共同承担制度创新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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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丹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