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与1982年宪法的修改_
时间：2019-04-01 03:11:0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记者：今年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胡乔木诞辰100周年，也是1982年宪法实施30周年。胡乔木曾经为中央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被誉为“党内第一支笔”。1980年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决议。请您向本刊读者谈谈胡乔木作为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长，对这次宪法的修改作出了哪些贡献？
程中原：好的。这次宪法修改工作经过了两年多时间。这部修改后的新宪法，于1982年12月４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胡乔木作为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长，对1982年宪法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
第一，在宪法的总体结构上，坚持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放到前面，加强人民民主。杨尚昆在回忆胡乔木的文章中特别提到这件事，他说：“现在大家都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叶剑英同志国庆三十周年的讲话，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十二大党章，十二大的政治报告，1982年的宪法，这些带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献，都是胡乔木同志在中央领导下起草和修改完成的。他善于领会和贯彻小平同志和陈云等同志的指示，也善于吸收和概括大家的意见。他研究问题非常深入细致，修改宪法时，为了加强人民民主，尊重人民权利，把人民权利和义务从第三章提到第二章。在他指导下，对世界上一百一十一个国家现行宪法关于公民权利和义务的结构安排作了调查统计。”
在起草过程中，关于宪法的结构，发生了一些分歧。1982年2月16日上午，中央书记处讨论修改宪法问题。会上，有人主张：在第一章“总纲”之后，接着写第二章“国家机构”，然后写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胡乔木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应该放在“国家机构”之前，紧接在“总纲”的后面；理由是：“权利与义务”是“总纲”的补充和继续，“国家机构”是程序问题，是为“总纲”和“权利和义务”规定的实质问题服务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宪法也都是把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放在前面的。经讨论，意见没有统一。
当天下午，胡乔木让秘书告诉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王叔文：请尽快把世界各国宪法结构中的权利和义务一章查一下，看看哪些国家把它放在前面，哪些国家放在后面，简单列个表。明晨９时前送到。王叔文等查了111个国家的宪法，其中101个国家放在前面，只有10个国家放在后面。胡乔木随即把这份材料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各同志阅。2月17日下午，邓小平找彭真、胡乔木、邓力群谈关于宪法修改问题。他说：从1954年到现在，原来的宪法已有近30年了，新的宪法要给人面貌一新的感觉。我同意胡乔木的意见，把“权利和义务”放在“国家机构”的前面。
此外，胡乔木在1982年2月27日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做《对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的说明》时，还讲明了关于权利与义务不可分离的理论依据：“关于权利和义务不可分离，是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章程里面提出来的观点，就是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权利和义务是不可分的。在整个这章里面，都是贯穿了这个思想。”
第二，建议宪法应对“一国两制”作出相应的规定。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问题，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在修宪过程中，胡乔木提出：宪法应对“一国两制”作出相应的规定。他起草了条文，这就是宪法修改草案的第三十一条：“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并在第六十二条关于全国人大的职权中作相应的规定：“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后来，在实现香港回归的过程中，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时，有些香港人士有顾虑，认为在香港实行不同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资本主义制度不符合宪法，要求相应地修改宪法，明文规定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有关负责同志答复说：宪法第三十一条就是为实行“一国两制”而作的特别规定，因而不需要修改宪法。在香港设立特区，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有宪法依据，符合宪法规定的。
第三，建议宪法对恢复乡、村政权和农村实行义务教育有所反映，作出规定。关于农村义务教育，1954年宪法虽有规定，但实际并没有真正实行。胡乔木认为，在农村实行义务教育在修改后的新宪法中应该作出规定。1982年1月，胡乔木看到两件有关农村治安情况的材料，一件是《四川达县发生一起利用封建迷信造谣、称帝、奸淫、杀幼的特大案件》，一件是《辽宁一些地方赌博风愈演愈烈》，更感到解决这两个问题的紧迫性。１月10日，胡乔木为转送这两份材料写长信给邓小平、陈云并转胡耀邦等，提出恢复乡政府、村长和在农村实行义务教育两项重要建议。胡乔木在概述农村政治、文化落后状况后写道：“我建议中央下两条决心：（一）在今年内有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国农村恢复乡政府、恢复村长（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仍作为经济组织保留不变），并普遍在乡级设立派出所。如把乡政府设在公社一级，据安徽省凤阳县试点经验，脱产干部比目前还可减少。这当然是一项繁重的工作，但不解决不行。故建议中央为此早日作一正式决定发给全党，在适当时机并可由人大常委会作公开决定。在农业生产责任制推广以后，仍希望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兼负政权职能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至少是很困难的，势必造成许多地区的权力真空，使这些地区程度不同地成为这样那样坏人坏事的乐园。当然，这些地区的好人仍然占多数，但对坏人坏事无能为力，甚至会暂时地随波逐流。（二）必须坚持在农村实行义务教育，学龄儿童入小学，不许中途退学，成年农民入冬学。社会主义、合作制、精神文明都必须建立在有一定文化教育的基础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项基本原理。决不能幻想在愚昧、落后、文盲众多甚至日益增多的条件下实现现代化。在农村普及教育，诚然困难很多，这正如计划生育一样，虽困难也不能在原则上动摇。”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胡乔木的这两项建议都很重视。邓小平于第二天（1982年1月11日）即写下批语：“我赞成乔木同志意见，如何实行，请书记处、国务院拟定。”陈云也在同一天批示：“我赞成乔木同志意见,尤其是第二个问题。”胡耀邦于１月12日批道：“将邓小平、陈云同志批语、乔木同志信和所附两个材料印成中央书记处讨论文件,安排时间讨论。”邓小平又于2月17日当面嘱咐彭真、胡乔木、邓力群：“政社分开问题要说,现在的宪法草案没说,只说人民公社是经济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