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叫划过漫长黑夜歌词是什么意思 [《划过黑夜的亮星》连载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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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春天，朱执信留学日本返回广州，先后在广东高等学堂和广东法政学堂任教，小有收入。江兆鋐见到外甥已到22岁，长成一位气宇轩昂的男子汉，应该成家立室了，何况，婚事早已订立，大可及早完婚，这样，朱家也有一位主妇来主持家务，照顾小叔和小姑。
1907年冬季的一天，位于广州市豪贤路的随山馆里张灯结彩、人声鼎沸，汪兆鋐在大厅及天井里摆了几桌酒席，为朱执信和杨道仪举行婚礼。
朱、杨结婚后，仍住汪家的随山馆，杨道仪恪守孝道，视二舅汪兆鋐夫妇为父母，每天早晚问候请安，辛勤操持家务。后来二舅之子彦平结婚，朱执信担心汪家房舍不够用，于是与妻子、弟妹在随山馆的右邻租房居住。由于朱执信负责广州、香港等地同盟会的联络工作，所以这个新居也成为同盟会的重要联络地点。杨道仪见到先生的“朋友”在家里进进出出，她心中明白他们是干“大事”的，总是笑脸相迎，端茶送饭。遇到他们在内室密谈，她就把门轻轻掩上，不让旁人打扰。1909年，朱执信家可以说是“三喜临门”，大女儿朱始出生了，朱执信替两位妹妹頀和小过找到了合适的婚配，相继出嫁。在1911年辛亥革命的热潮中，广东胜利光复，成立了军政府，朱执信在军政府内担任了重要的工作，一家人的生活稍为安定下来。1913年爆发了“二次革命”，但很快便被扼杀，朱执信和廖仲恺等携带着家眷，被迫再次流亡日本。此时，杨道仪的二女儿媺才出生两个月。为了革命事业，她不顾产后身体虚弱，带着两个女儿，随着丈夫登上了远赴日本的轮船，颠簸于风浪之中。
日本之行意味着他们并不安定生活的开始，或许这是一个有预言意义的象征画面，自此以后直到朱执信于1920年9月牺牲，他们夫妇的生活都是飘泊不定的。20世纪初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风暴，伴随着朱执信夫妇四海为家的生活：东京、澳门、广州、上海……这种由时光的流逝和地点的转移所交融而成的轨迹，延伸着朱执信夫妇坚贞而又崇高的爱情。
有一次，朱执信从外面匆匆带了一名“陌生女子”回家，见了杨道仪也不打招呼，一言不发，直接把这位年轻女子带进书房里，闭门相处，久久不见出来。见此情景，杨道仪在客厅里来回踱步，满腹怀疑，心想：大符不是一个寻花问柳的人，但为何又与这位陌生女子长久共处一室呢？她始终注视着书房门，几次欲推门进去看个究竟，但又怕显得自己嫉妒心太重，况且，她相信丈夫的为人。杨道仪思索良久，突然醒悟过来：这位“陌生女子”一定是一位男同志，他之所以男扮女装，是为了掩护，不暴露行踪。后来，她把自己的推测讲给丈夫听，朱执信连声称赞妻子善解人意，从此以后，夫妻两人的心贴得更紧了。
杨道仪永远忘不了那些黑色的日子。那时候，杨道仪还住在上海的家中。朱执信牺牲后，从第二天开始，报纸每天都有报道。杨道仪有每天前往隔壁同盟会办事处借报纸回来阅读的习惯，办事处的人员为了隐瞒她，便预先把报纸上有关朱执信死讯的文章剪下来，杨道仪接到报纸后感到奇怪：为什么这几天的报纸总有那么多被剪去的文章呢？几天后，上海办事处告诉杨道仪，说香港的同盟会联络处请他们去香港一趟。杨道仪是坐轮船来到香港的，下船后，旋即被接到同盟会会员、好朋友古应芬的家。第二天，许多好友齐聚古家，由胡汉民夫人陈淑子将朱执信遇害的消息告诉杨道仪。这噩耗犹如晴天霹雳，杨道仪惊呆了，不哭不语，长久，才哭泣下泪。
但是，杨道仪并没有在困境中消沉，一年后，因孙中山支持筹建的执信学校在观音山麓（即今越秀山）应元宫创办，杨道仪担任了该校的校长直至1945年（曾醒是首任校长）。1922年，在廖仲恺、胡汉民等同盟会负责人的鼓励下，杨道仪参加了女界联合会，从事妇女运动。
1967年12月，杨道仪在香港病逝，终年8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