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 [司马迁重视治水略论]
时间：2019-02-04 03:19:1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司马迁对治水相当重视。司马迁重视水利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在《史记》中重笔记载了前代尤其是汉初治水的事迹。司马迁重视治水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今天仍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司马迁 《史记》 重视治水
《史记》记述了自大禹治水至汉武帝时代黄河瓠子堵口两千多年的治水实践，并且对各地兴建的灌溉工程和大江大河防洪体系建设等也有系统的记载，是系统介绍古代中国水利及其对国计民生影响的权威性记录。由司马迁一句“甚哉，水之为利害也！”［１］可以看出：“得水之利与避水之害”对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关系和影响，也深刻阐述了水既可为利又可为害的两面性。作为史官，司马迁领悟到要想把水害变为水利，就一定要重视治水。
一、司马迁重视治水的原因
1.司马迁身处农耕社会。
司马迁生活在重农抑商，以农为本的农耕社会。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农业关乎国家的命脉。农业生产需要大量的水资源，而水灾会给农业生产带来严重的破坏，这就决定了治水的重要性。大江大河的洪涝灾害，成了汉朝统治者的心腹大患。古人一直认为“五害之属，水患最大”（五害为水、旱、风雾雪霜、瘟疫、虫害），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由此可见，水关乎农业的命脉，甚至关乎一个王朝的兴亡。正是由于治水是强国富民的重要途径，因此，兴水利，除水害的理念对身处农耕社会的司马迁影响很大。
2.司马迁对水的认识。
司马迁主张“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一个“通”字，指出必定要了解古人对水的认识，才能和现在的认识相融合。他为撰写《史记・河渠书》，曾广泛阅读皇室所藏图书档案，收集原始材料，从而对前代治水的情况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司马迁对水的实践认识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其一是早年的游历，加深了他对水的认识。司马迁为写《河渠书》，做了大量的有关河川和水利工程的实际考察和研究，足迹遍布华夏的山山水水。他说：“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１］他自述：“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１］从这些话可以看出，司马迁并不满足于“天下遗文古事”［１］的书本知识，还有目的有计划地到广阔的社会中去做实地考察，了解历史传说故事及搜集各种史料。
其二是亲身的治水实践，更加深了对水性的认识。司马迁亲自参加了黄河决口的堵口工程。公元前132年（汉武帝元光三年），黄河在东郡瓤子大决口，受灾地区极广，泛滥时间长达二十多年。这是史书记载的黄河所发生的一千五百多次溃决中的一次特大灾害。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令群臣从官自将军已下皆负薪�决河”［１］。经过几番斗争终于堵住了瓠子决口。从此梁、楚之地消除了水患，百姓重新获得安宁。在这次治水中，司马迁亲眼目睹了黄河决口给百姓带来的苦痛，切身体察了堵口工程变害为利的事实，深切地认识到治水对于富国强邦产生的重大意义。他感叹道：“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１］可见他对治水的重视。
二、司马迁重视治水的体现
1.重视“水利”一词。
中华治水历史悠久，并形成了相当丰富的治水文献。先秦时期，尽管没有水利方面的专著，但在文献典籍中有不少关于水事方面的内容。水利一词最早见于战国末期问世的《吕氏春秋》中的《孝行览・慎人》篇，但其中的“取水利”，仅指捕鱼之利。司马迁在《河渠书》中记载：“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１］他在此运用了“水利”一词，并赋予了“水利”一词治水、导河、修渠等性质，而且将漕运、灌溉也纳入“水利”的词中之意，也就是说，司马迁是从水给国家人民带来的利益处着眼的，当然已远非《吕氏春秋》所说的水利的意义了。此后，“水利”一词约定成俗，沿袭至今。
2.记载了丰富的治水思想。
首先，司马迁论述了水的特性与治水的方针――顺水之性，以疏为主。《河渠书》以大禹为治水为开篇，他治水十三年间，“过家不入门”［１］。他认为“河所来者高，水湍悍，难以成平地”［１］。经过多次努力仍失败后，“乃厮二渠以引其河”［１］，即随山势地形，疏浚了淤积的大河川，成功地把水害变为了水利。其次，李冰凿离堆而建成都江堰，记载有：“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灌侵，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１］李冰利用水性治水，以导为主不仅消除了洪水之害，而且可以行舟水运，更是可以灌溉农田。最后，汉武帝的塞河工程采取的治水方案也遵循了水性，一是堵塞黄河之南的决口，二是疏导黄河，使黄河水顺利宣泄。总之，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很多顺水之性，以疏为主的成功治水实践。
其次，司马迁论述了要破除迷信，科学治水。在农耕社会里，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有限的，还不能解释水患的现象，于是因水患而产生的迷信活动时有发生。《史记・滑稽列传》记载：“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１］战国时期，西门豹奉魏文侯之命，担任邺令，得知当地百姓生活贫苦。后继续深入调查访问，终于弄清了真相。原来是当地官吏地主为河伯娶妻，坑害百姓聚敛钱财。西门豹将计就计，利用为河伯娶妻的机会，以挑选的女子告知“河伯”为由，最后把作恶多端的巫婆和三老扔进河里，严厉惩罚了欺压百姓的官吏。河伯娶妻的阴谋败露后，官吏豪绅“叩头且破，额血流地，色如死灰”［１］。此后，西门豹摒除迷信的思想，“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１］，助使魏文侯称誉于诸侯。
司马迁在《河渠书》中也记载了运用科学技术治水的实践。汉武帝时，龙首渠的开掘首次采用井渠施工的技术要领：“凿井，深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颓以绝商颜，东至山岭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１］除此之外，《史记》还记载了郑国渠采用的淤灌技术：“用注填淤之水，溉泽卤之地。”［１］郑国渠修成后，“秦以富强，卒并诸侯”［１］。
最后，司马迁论述了要联系实际，综合治水。治水不仅仅是为治水而治水，还应联系当地的实际情况把周围的实际条件综合起来，这也是司马迁记载治水的内容之一。《河渠书》中有两处提到了利用水来治理盐碱地的实践。其一是战国时期修成的郑国渠，“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１］。填淤之水富含有机质，泽卤之地即盐碱地。郑国渠引泾水灌溉，具有改良盐碱地、施肥和灌水的三重功效，使盐碱地变成为沃野。郑国渠的淤灌技术不仅治水，而且改良了当地的土壤，这也是我国有史以来黄河流域较早的淤灌工程的记载。该工程穿越山原、精确测量，居高临下，最大限度地控制和扩大了灌溉面积，其规划布局、引水方案科学合理，也为后人所研究和学习。
3.刻画治水英雄，歌颂人民。
中国是一个多自然灾害的国家，一部治水史，也是一部人们与自然的抗战史。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刻画了各种各样的治水英雄形象。有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英雄――大禹；智斗巫吏的治水英雄――西门豹；助秦强大的治水英雄――郑国；成就卓著的治水天子――汉武帝……除此之外，司马迁还歌颂了敢于和善于与自然抗争的古代人民。水旱灾害的频繁出现，中华民族就必须不断地与大自然进行反复的较量和抗争。在长期的治水斗争中，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特殊的治水文化和治水精神。累世不绝的水旱灾害，锤炼了中国人民忍受巨大痛苦的能力，同时也铸造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治水精神。作为史官，司马迁正是通过记载治水之事的特殊方式，来表达自己对治水的重视和对治水人民的歌颂。
三、司马迁重视治水的意义
总之，《史记》一书不仅记录了司马迁“治国先治水”的政治谋略，也描绘了古代劳动人民识水治水的历史画卷，司马迁对水的认识和对治水的重视在《史记》的记载上可见一斑。《史记》记载了华夏民族与洪水奋战的珍贵史实，其中《河渠书》更称得上是我国的水利专史，是水利史上的宝贵财富，这也为后人研究水利、治理水患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和经验。《河渠书》不仅使我们较全面地了解汉武帝时代及其之前两千多年间的重大的水事活动，而且记下治水的技术，使古代的治水技术得以延续，也使后人更好地继承古代水利专家的治水技术，成为中华文化宝库的瑰宝。即使是现在，司马迁在《史记》中关于治水的记载，对于我国解决21世纪的洪涝灾害、干旱缺水、水环境恶化三大突出问题，仍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