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通性不是“一国家和民族发展特殊规律”之依据 国家民族发展更基本更深沉的力量
时间：2019-01-23 03:18:3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共通性完全是建立在它们两者的差异性根基上的。此种共通性并不能证明教材编写者的主导思想：中国革命的规律只是“一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的正确性。相反，中共党史所揭示的中国革命和民族复兴的历史必然性恰体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关键词：共通性；差异性；复兴；多层意义
中图分类号：D61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0）029(C)-0211-01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共通性是当代的一大特征。这是两种文明能共存于一个世界的基础。但是此种共通性并不能证明教材编写者的主导思想：中国革命的规律只是“一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的正确性。相反，中共党史所揭示的中国革命和民族复兴的历史必然性恰体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共通性完全是建立在它们两者的差异性根基上的
两者的差异是：虽然都建立在社会化生产基础条件上，但它们的所有制主体结构是不同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主体结构是资产阶级私有制（不是一般私人所有制），而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主体结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含股份制）、且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过去人们对于“共产党宣言”有关“消灭私有制”的理解，有误判的成分，实际上马恩所说的“消灭私有制”指的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或曰“资产阶级私有制”，而不是人们所理解的一般私人或个人所有制。因此，基于此种误断得出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公有制的结论，就具有了误导的成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起高度集中的、单一公有制体制就具有此种误导成分。实际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当今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全实现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共通性是：它们都基本进行社会化生产（尽管程度有差异），都实行两项通行原则：商品等价交换和平等的权利（按劳分配）。共同点表明，社会化生产客观上要求：一方面，生产方式的规模化、机械化、电脑化、自动化、信息化，不断采用先进科技成果；另一方面，在每个生产部门和为生产服务的部门（如金融）中，生产力的实现完全有赖于科学管理和经营。即：实行工厂内部的社会化组织。不生产剩余价值的社会化生产是不存在的。公有制（含股份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完全符合中国现阶段社会化生产的客观要求。两项通行原则表明，它们无论对社会主义还是对资本主义都是必需的。一方面，两项通行原则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法权，符合现今两种社会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虽然社会主义实行该两项原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不矛盾的，资本主义实行时是矛盾的，但通行该两项原则却是共通的。这就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通过市场经济的和平交流、互通有无是可行的和可操作的。
所谓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的全部意义，恐怕实际最多也只如此，所以，绝不能因此而得出经过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才是唯一选择的结论。
二、中共党史所揭示的三个历史必然性
（正如习近平副主席所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不应也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一国和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这不仅因为习近平副主席所讲的三个“历史必然性”，肯定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也肯定了这些规律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这就是：不经过资本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无神论国家革命的规律，它恰是在破除了对马克思的经过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有神论国家革命规律）教条和僵化的迷信基础上而创立的。资本主义必须以宗教为国教。而中国无神论的文化传统是完全不适合这一套的。从1840年以来至今的中国历史，以中国共产党成立为界，前后两个八十多年的历史无情地证明了这一点。前八十年搞资本主义，怎么也搞不成，后八十多年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搞社会主义至今，使中国取得了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中华民族的复兴本身有多层意义：一是，几千年来，多少有神论的文明兴盛后而衰败了、消亡了；二是，中华民族的无神论文明清末前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且延续至今；三是，旧的封建的中华民族的兴盛消亡了，而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华民族的复兴正方兴未艾，而这一切都和中国共产党运用现代无神论（马克思主义）恰当而有机地和中国无神论的文化传统相结合并艰苦奋斗至今分不开的。
世界本来就分为无神论和有神论两个部分，它们的存在都是合理的和平等的，不能只认为适合有神论国家革命规律的、经过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才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不认为适合无神论国家革命规律的、不经过资本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是。这不仅是唯心的，不负责任的，而且也是不公平的。因此，习近平副主席所说的“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的深刻意义恰在于此。
三、如果说，在2010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和7月21日习近平副主席有关积极推动党史教育讲话前，未同意修改教材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此之后仍坚持不对教材作出修改，就是不适时的、故意的和不可原谅的了。既已明确了“编写……党史教材和读物”的任务，那么不作为是什么意思呢？只能解释为：教材编写者仍继续坚持所谓“一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的不正确观点，完全无视党史揭示的“三个历史必然性”，对中国、更对世界都是必然的事实。
现在该是结束这种“特殊规律”错误观点的时候了。
作者简介：俞中，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特邀副研究员、民盟盟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