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离奇于不奇――论《第九个寡妇》的日常性叙事】第九个寡妇电视剧免费
时间：2019-01-21 03:27:1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第九个寡妇》以日常性淡化传奇性,化离奇于不奇,这种日常性首先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面。王葡萄被寄予了理想的情愫,但并未超出现实人物的常态;孙怀清被称为“地主恶霸”,但其行为并不能被称为恶行,他们只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
关键词:王葡萄;孙怀清;日常性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29(C)-0066-01
于2006年3月出版的严歌苓新著《第九个寡妇》,作者将流传在中原的传奇故事――寡妇从刑场救回濒临死亡的公公并藏匿在自家的红薯窖中几十年,改写成文学作品。这个故事在流传中已经带上了几分传奇的色彩,但严歌苓却将这个故事写成了《第九个寡妇》这部朴实无华、充满人情味的作品。过于离奇的故事不易写成文学作品,因为“离奇的故事很难保障一部文学作品的严肃性,也难于脱开编造的干系”[1]。
一.人物本身的日常性
作品的日常性,首先体现在作者对人物形象的把握和塑造上。严歌苓曾说:“我幸运地读到了李�夫人的一本书,叫《老家旧事》。本书所写的故事是我主人公形象一个最基本的基础,也是我写这形象非常自信的一面。”[2]尽管王葡萄眼神、做事似乎与众人不同,尽管严歌苓将其塑造成一个融佛性、妖性、神性、女儿性、母性于一体的女人,尽管她游离于民间伦理和政治形态之外,但她并未超出现实人物的常态。作品一开始,王葡萄就成了寡妇。在传统的民间秩序中,寡妇是难活的,别人的中伤会要了葡萄的命,但是葡萄活成了,而且活得汪洋恣肆,活得有滋有味。虽然是寡妇,却并不妨碍葡萄表达自己的性爱愿望和对自由生活的强烈渴求,她先后和几个男人相好。和铁脑在一起时,她并没有享受到身体的欢娱,真正让她知道自己身体秘密的是朱梅,她摆脱传统地束缚,成就了自己与琴师的一段姻缘。可以说,朱梅是王葡萄性意识的启蒙者,但是他因身体缘故而不幸早亡,留下的只是遗憾,不过他在葡萄心里已经占据了位置。在少勇面前,葡萄是一位女神,她将少勇内心善的因素唤醒,不至于泯灭,才会有少勇后来的回归。在面对东喜、春喜兄弟时,从传统伦理的价值道德看,这是与有妇之夫的不伦之情,但是对于葡萄,我们很难用“不贞”,“不洁”的词语形容她,束缚她,她完全游离于传统道德之外,同时我们也无法说明她在男女关系中是一个弱者,处于第二性。当春喜对她采取性暴力的时候,“她是唯一一个女人,不把自己当成一个被男人糟蹋的东西,她不管他,只管她自己动她的,快活她的。”[3]甚至连五合这样卑鄙龌龊的角色威逼她委身于他时,她对他也没有厌弃,更多的是一种怜悯。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葡萄以她最本真最自然的状态生活,她的身上被寄予了一种“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4]。王葡萄活得独立而自由,尽情展现了其女性魅力。
王葡萄将公爹救回的那一刻起,即体现了她朴素的人生哲学:好赖都愿意活着。为了能让二大活着,葡萄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同时也牺牲了自己的儿子挺,我们与其说这是葡萄的一种恋父的话,不如说这是她母性的一种体现。葡萄身上的女儿性与母性相互交融在一起,作为父权的能指孙怀清处于一种失语状态时,葡萄的女儿性则明显流露出来,她每天的生活就是让二大和自己能够填饱肚子,能够让二大安全地躲过动乱。在混乱的年代,这成为一种奢望,但无论处于何种困境,活着成为她所追求的目标,不但要活着,而且要活得自然,活得洒脱,活得真切。她没有因别人的闲言碎语而压抑自己的情欲,也没有刻意奉承谁,在春喜等官方话语面前耍聪明、玩手段,只是为了保住二大的命。这体现了葡萄对待动乱一贯的处世方式――“躲”与“藏”,因为躲才能生存,因为藏才能立足。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年代,任何人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若想生存,“躲”未尝不是一种安身立命的生存方式,尽管这是对待生活的一种消极方式,但是在诡谲多变的历史中,能够躲、能够不理世事,未尝不是一种幸运。对于像葡萄这样处于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她只能依靠躲藏存活下来,对于历史的多变,葡萄似乎是以一种躲的姿态以不变应万变。行走在历史中的葡萄,却能安然地背负着惊世秘密在历史的缝隙中行走。在工作组人员眼里,葡萄“愚昧未开,尚待启蒙”[5],她却在动乱中存活下来了,她的活是实实在在的活,全心全意的活,无关乎他人的活。她和二大躲过了战争、灾荒、动乱,躲过了别人的闲言碎语,葡萄以一种日常方式对抗着宏大的历史叙事,以一种独立的姿态示人。
对二大的塑造也体现了一定的日常性,作者并没有将孙怀清描绘成类似黄世仁的地主恶霸形象。作为地主,他不同于十七年小说所塑造的南霸天、韩老六等地主形象。关于他的发家方式,作品中提到他拥有“五十几亩地,开一个店铺,前面卖百货,后面做糕饼。他通过勤俭持家积累财富,尽管他也向别人赊账,但是他赊账不像黄世仁那样不为别人留活路,反而却因心慈手软常常收不上账,他的儿子少勇是为了解救史屯百姓的蒙昧无知,而走上学医的道路,他是向新政权靠拢的新时代人物,一点地主少爷的派头也没有。如果说二大是有缺点的,那也只是性格上的弱点,他太能,爱逞能,爱面子,为了顾全面子,宁愿自己吃亏,但这种事绝不会发生在韩老六、黄世仁等地主身上。《白毛女》中如果说黄世仁的消灭是由于新政权存在的合理且合法性,那么被解救的孙怀清则是一种隐喻,隐喻了日常的秩序在宏大叙事面前的不死生机。从作者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二大是一个喜欢干活,热爱热闹的闲不住的农村老头,“他活着就为了干活,干得漂亮,干一天漂亮活,咬下一口馍味道美着呢”[6]。对二大的塑造,我们并不排除作者的理想化因素,仍属日常刻画,并未对其脸谱化描述。
采用日常性叙事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淡化书中的传奇性,使《第九个寡妇》这个看似传奇的故事有了日常生活的底色,以这个大历史中小人物的生命歌哭解构了历史。严歌苓塑造了一位地母式的女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增添了一个全新的角色。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