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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大学富丽堂皇与大师的缺失] 富丽堂皇

    时间:2019-01-13 03:29:3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黑格尔在19世纪初感叹形而上学在德国的衰落的时候,作了一个形象而又深刻的比喻:“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地方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1]那么,我们可以借用一下,“一个有高楼、有大厦的大学竟没有大师――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大学与大师的关系就如同庙与神、肉与灵一样不可分离。
      
      大学――大师的精神家园与理想归宿
      
      蔡元培说过:“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师便是研究高深学问的人。高深学问的研究是一项费时费力艰苦又复杂的脑力劳动,需要相对宁静的客观环境和主观心态。大学,相对于社会其他地方或场域而言,远离了世俗的喧嚣、利益的纷争与诱惑。大学自由的氛围和追求真理的传统为大师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空间和场所,大学摒除了社会上急功近利和浮躁风气,为大师进行长期的研究提供了时间上的保证。大师不是一蹴而就的,养成一位大师需要宽厚的物质保证以及耐心等待、鼓励等精神支持。大学,应该因为其宽容、自由与大爱,成为大师的精神家园和理想归宿。
      大学占有人类的知识宝藏,拥有丰富的藏书和最前沿的知识与信息,为大师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在大学里,大师可以方便快捷地查找资料,获得最新的知识和信息,可以与周围的学者进行思想上和知识上的交流,撞击思想的火花。他们可以闭门读书,也可以以书会友,可以辩论争鸣,也可以从容不迫地传播自己的思想和见解。在这种意义上,大学对大师的重要性,犹如水对鱼一样重要,就像庙为神提供了济世救民的场所以及遮风挡雨的荫蔽一样,大学为大师提供了种种有利于追求真理的条件,是大师进行高深学问研究的乐土、提升自己思想境界的精神家园,也是漂泊在大学外的大师的理想归宿。
      
      大师――大学的灵魂与脊柱
      
      大师是大学的灵魂,是大学的重要内涵与表征。[2] 人无魂则碌碌度日难以成才,大学无魂则如一盘散沙,难以成名。大学的灵魂是大学中的大师[3],因为大师不仅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学术上有造诣,是能创立学说自成一家的学术带头人,更重要的是他们有高尚的道德品质以及敢为人先、不畏强权、淡泊功名利禄,以追求真理为毕生使命的高尚精神。他们的这种品质和精神形成了一种在学术上甚至在社会上都有影响的学术权威和学术魅力,这种学术权威和学术魅力,既有它的权威性又有它的内聚性和感染性,大师在传播知识的同时,以文载道,其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最终形成一种大学精神和学术氛围。而大师便是这大学精神的核心和精髓,我们称之为灵魂。
      1931年10月,梅贻琦先生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在其就职演说中说道:“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4]从表层次看,大师是大学的招牌、形象大使和学术明星,从深层次说,大师是大学的脊柱,支撑起大学。
      大师是一所大学的招牌,学生报考某所大学,除这所学校的综合实力和整体形象外,最主要的是因为这所大学有某位或几位大师。大师是大学的脊柱,一流的大师支撑起一流的大学,世界一流的大师支撑起世界一流的大学, 美国普林斯顿这个在小城镇上的学院,刚建立的时候该院只请了五个人,先是爱因斯坦、冯・诺依曼,接着是戈德尔,后来是数学家亚历山大,再后来是数学家沃尔布伦。结果,靠这5个人普林斯顿名声大噪[5];英国剑桥大学以物理学家和化学家H・卡文迪什命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先后聚集和培养了麦克斯韦、瑞利、J・J・汤姆逊、卢瑟福、布拉格父子、莫特、弗伦德等顶尖级科学家,近百年来培养出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已达20余人,在近代物理学的发展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成为物理学的研究中心;国内一流的大师支撑起国内一流的大学,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院,因为拥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国学大师从而奠定了其国学研究在全国领头羊的地位。虽然国学研究院于1925年9月成立,于1929年撤销,仅存在四年培养70人,但这些人大都成了知名学者,在文史哲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大师本身是具有号召力和凝聚力的,它能使优秀的人才迅速聚集,形成一个研究中心。“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一所大学只要能有一位大师做核心磁石,大学便像磁场一样,把四面八方的人才吸引过来,形成更大更强的磁场。
      
      困境――大学的富丽堂皇与大师的缺失
      
      不久前,上海某大学为迎百年校庆兴建标志性建筑――双峰裙楼,双峰各有33层,建筑面积达11万平方米,北京某大学三层的食堂都安上了观光电梯,许多大学的校门造价动辄几百万,当今的大学建设的可以说是富丽堂皇,可是近几十年这些富丽堂皇的大学却没有培养出诺贝尔获奖者或者公认的大师。有人称“巴金的离世更标志着中国大师时代的终结”[6],还有人称当代是“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7],大楼易盖,大师难出[8],庙的富丽堂皇和大师的缺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南联大校舍全是泥地、土坯墙、木格窗的平房,除图书馆是瓦顶、教室是铁皮屋顶外,宿舍用茅草覆顶,图书馆则用废汽油桶、木箱叠架起来当书架。可是这所可以被称为“茅屋大学”的大学在硝烟不断的战争年代凝聚了一批像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王力、沈从文、钱穆、钱钟书、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华罗庚、陈省身、周培源、吴大猷等大师级的老师,也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像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王汉斌、邓稼先、黄昆、王瑶等大师级的学生。西南联大校舍的破败与大师的云集让我们更加惊诧当今大学的富丽堂皇与大师的缺失。
      (一)学术氛围的变味:教育界的急功近利和浮躁风气――致命的硬伤
      “为什么我国近几十年来未培养出大师级人才,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教育界的急功近利和浮躁风气。”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如是说。[9]教育功利性太强,一切只看成绩,这样的环境和土壤是无法培养大师的,甚至一些有可能成为大师的“苗子”也会被扼杀。当前教育界急功近利和浮躁表现在评估、检查和考核太多,教授的精力大量花费在“迎评”上,“辛辛苦苦造数据,急急忙忙发文章”,教授在提心吊胆和匆匆忙忙中能做好学问么?北大,中国大学的领头羊,正在实行一种类似“九品中正制”的教授“九级岗位聘任制”,把大学教授分为三六九等,用条条框框限定每个等次教授应该具有的“规格”,一旦三年内不合规格,一脚踢到下一个层次去。据说,这就像心理学实验中的小白鼠一样,完成主试要求的,给予奖励,完不成的,电击一下。这种方式对低级动物是适用的,但教授可不是大型的小白鼠,这种聘任制会造成学术混乱,导致学术浮躁,甚至学术腐败,校园中的那种自由宽容的学术氛围被功利和政治搞得乌烟瘴气,硝烟味十足。在美国,安德鲁・怀尔斯1985年在普林斯顿升为正教授后,9年里基本上没写出什么文章,从校长到教研主任,没有人知道他在做什么,也没有人管他在做什么,9年以后,他解决了世界数学界360年没有解决的难题――费马大定理,获得了当今数学最高奖费尔茨奖。普林斯顿大学的纳什写的文章不多,就那么几篇,但已经足够了,因为都是精品中的精品。国内提教授、副教授,要求在“核心的刊物”上发表规定数量的文章,出规定数量的著作,按照这个标准可能纳什还不一定够资格当教授。
      “庙小留不住和尚”,但大师不是和尚,大师是神圣、超脱于世俗的,大师应该不会因为原来学校给的房子小而跳到给他大房子的学校,不会因为年终奖金比别人少几十就拍桌子,但是大学绝不能因为大师不计较这些凡俗小事而委屈了大师。要想留住大师,在自己的本土上培养出大师,就要善待大师、尊重大师,善待和尊重所有教授和学者,因为他们都有可能成为大师。普林斯顿大学的纳什教授在他风华正茂的时候得了精神分裂症,随后的30年中几乎成为一个废人,不可能为普林斯顿大学做什么贡献,然而,普林斯顿大学用大爱接纳和宽容了纳什。谁能想到,这位精神分裂者在几十年后获得1994年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大学要善于发现和接纳大师,大师不是统一规格的,大学不能用条条框框来衡量大师,大师不必非得有大学学历或文凭。沈从文没有什么学历,但他被聘为青岛大学、武汉大学、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的教授;梁漱溟没有上过大学,但他的学术造诣惊动了北大的校长蔡元培,被聘为北大教授,大学拥有他们是大学之幸。像金庸、贾平凹等这些不在大学里的大学者,大学应该敞开大门接纳他们,而不应该因为世俗的偏见排斥他们。
      (二)学者自身的堕落:学术精神的失落――脊椎的瘫痪
       中国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很多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拿诺贝尔奖呢? 因为中国的学者都很忙。中国当今的学者首先把自己看作一个社会的人,先要忙生活,忙房子车子妻子孩子票子,还要忙事业,忙位子忙应酬忙社会关系,抽空才能忙学术,忙学术还要忙课题经费、忙奖项申报、忙发SCI文章、忙评职称、忙单位测评[10],很难真正意义上把身心投入到学术创作中来。当修行者潜心修炼想成为神的时候,都是有所舍弃、有所超越、静心修炼的,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要成为大师也应该潜心修炼、有所舍弃,把学术研究本身当作自己的事业,超越世俗事务,摒除世俗的诱惑,安心治学,执著地追求学术和真理。
      张意忠在调查教授治学时发现,在770位被调查者当中,有701位认为教授在科研活动中存在或有时存在浮躁现象,竟然达91%。[11]很多教授教学育人不到位,表现在对教学重视不够,对研究生指导不到位,大量时间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甚至有些教授从事学术,不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是为了名利、地位、荣誉,为了获得个人利益。然而,真正的大师,从来都是独立于政府、独立于党派、独立于特定意识形态,独立于商业社会的功利与短视的。陈寅恪拒绝做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写了《对科学院的答复》,其中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12]由于现在的大学校园内,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有太多的诱惑,使很多本可以通过坐几年“冷板凳”,潜心学问,而成为大师的学者教授在走往大师这条路上,误入歧途,迷失了自己。名利只是学者工作的“副产品”而不是终极目标,其学术研究受物质报酬左右、受意识形态左右的学者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大师。[13]
      大师的养成,不是一蹴而就、一鸣而名的。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言“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大师的养成也是这样的,是需要时间的,需要长时间的文化和知识的积累、长时间的思索与研究,在寂寞中成长、在困惑中超脱。正如激素催熟的鸡肉不如原生态的鲜美,被催熟的大师的质量也会受影响。大师是在研究高深学问中慢慢成长起来的,需要极大的外部时间和空间以及自身的内部心里空间和时间。安定和平的历史时期、国家的重视和支持,大学自由和宽松的环境、民众的尊敬和崇尚,是养成大师的外部因素;保持一颗平和的心,宠辱不惊,远离世俗,坐得下,稳得住,坚持不懈,几十年不遗余力地搞学术研究是成为大师的更重要的内部因素。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2]唐耀华.大学精神与学术大师[J].学术论坛,2006(2) .
      [3]曾山金等.人文、学科、大师:大学三要素[J].现代教育科学,2004(1) .
      [4]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就职演说.[EB/OL].http://hi.省略/rankemin/blog/ item/115eeb44067da583b2b7dcab.html/ 2007-10-11.
      [5]邹恒甫.大师应该是对人类或者本民族的进步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人[EB/OL]. http://www.省略/tech/234175/2007-11-10.
      [6][10] 中国大学不出大师的技术问题.
      [EB/OL].http://club2.省略/newbbs/dispbbs.asp?boardID=52&ID=1908738/2007-09-24.
      [7]曹顺庆.“没有学术大师时代”的反思[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3) .
      [8]张翼星.谈谈大学之所以为大学[J].现代大学教育,2006(1) .
      [9]中国大学校长论坛平行论坛2:大学校长纵谈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问题.论坛简报第十期. [EB/OL].http://www.naea.省略/xzforum/chinese/view.asp?typeid=40&bigclassid=85&smallclassid=160&newsid=546/2006-7-15.
      [11]张意忠.教授治学的调查与思考[J].江苏高教,2006(4) .
      [12]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M].北京:三联出版社,1995(12) .
      [13]张学文.何谓大学学者[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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