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管理思想的人性观初探_人性善恶的经典语录
时间：2019-01-12 03:34:1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儒家“人性”观 1.孔子。儒家学派代表人之一是孔子，孔子说：“仁者，人也。”（《中儒》）“仁”是孔子思想的精髓，“仁”就是“爱人”，他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予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都贯穿着爱人的思想，对一般人来说，“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对统治者来说，“上好礼，则民易使”（《宪问》）；“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子路》）。孔子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孔子指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这五者即是：“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这些都处处体现了孔子“仁爱”的管理思想，管理者要有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精神，所以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论语・颜渊》）仁德是人人先天所禀受的心性特征，它内在于人的心性之中而非远离于人，以仁德为核心特征的道德属性是人的存在的本质属性。所以“仁爱”是孔子管理思想中对人性的看法。孔子的这种柔性管理思想同现代管理学中行为科学人性假设是相通的，都是以“人性善”为前提的，梅奥的“社会人”假说认为人天生是勤快的，有责任心的人，能主动自觉地去完成自己的工作，所以不应对人采取强硬的方法去管理，而应采用“温和的方法”去管理人，所以非理性化的管理，日益成为现代管理的价值取向，人们推崇现代企业应是一个仁爱的大家庭，可以看出，孔子的柔性管理在当今仍有重要的地位。
2.孟子。孟子的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政”，孟子认为人先天是性善的，因为人生来具有“善端”，他把善端分为四类：“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公孙丑上》），故人性本善。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所以管理者要实行仁政，而且要“得民”即“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离娄上》）。即管理者在管理时，要关心下属的需求，实现他们的欲求，而且孟子还提出满足下属的利益，最根本的是“制民之产”即要满足最起码的生活保障，才能实现更高层次的需求，“仓禀实而知礼节”。这与当代的马斯洛人类需求层次理论和奥尔德弗的生存、关系及发展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马斯洛，奥尔德弗划分的层次不尽相同，但是都是认为人的需要是由低级向高级的顺序得到满足的，低级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更高级的需要就发挥不了作用，孟子的“制民之产”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但是孟子的思想要比西方的思想早2300多年，在当时的年代，能有如此境界，是难能可贵的。
3.荀子。荀子作为儒家学派代表之一，提出了与孔子、孟子对人性不同的认识，他认为“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性恶》），这种自然属性表现在‘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快，是皆生于人之惰性者也，感到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性恶》）。可见，荀子认为人生来是有惰性的，计较个人利益，人性是恶，不是善，但为了解释人性“善”，荀子又提出一个观点即“伪”。伪就是人为的意思，它是由于后天的环境影响，长期的教化、学习而形成的一种品格，因此，荀子提出了“化性起伪”的命题，认为通过主观努力转化人恶的本性，使之符合道德规范。“性恶论”为确立封建的伦理纲常和社会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如果借鉴到管理之中，那就和西方的“经济人”假设和“X理论”有相似之处，都是认为人生而好逸恶劳，管理者必须加以指导，控制纠正其“性”的不足，达到管理者的目的，用严格的管理制度和规范使被管理者改正其“性”，达到“伪”的要求，满足管理者的需求，虽然荀子是为治理国家提出的“化性起伪”，但是对现代管理仍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二、道家
老子的人性论主要特点是人性自然，人性无善恶之规定，人性没有先天的道德属性，它随着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或善或恶叛逆了人的自然本性，是人的自然本性的异化。老子认为善恶是相对的，仅以善或恶来定义人的本性是不足取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老子》二章）。这一论述很明确地阐明了美丑善恶相对的道理。有了“美”“丑”的同时产生，“好”“不好”也会随之出现，这就避免了用善或恶来简单的规范人生，同时《老子》五十八章中也论述了善与恶的相互转化，认为善恶并非绝对的，一成不变的。“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正复为奇，善复为妖。”施政宽厚，人民就较为淳朴，施政严苛，人民就较为狡诈，正可以变为邪，善也可以变为恶，这就是看到了外在因素对人性的影响，揭露了善恶之间并非是可以完全定性的，因而难以用善、恶为人的本性定性。从老子的观点不难看出与西方的权变理论有很多共通之处，权变理论的提出者莫尔斯和洛希对两个工厂和两个研究表明，Y理论并不是在所有情况都比X理论效率高，应把人看作是复杂人，所以提倡管理思想和方式应依据成员的素质、工作特点、环境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它反对不顾具体的外部环境而一味追求最好的管理方式，把环境作为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对人的管理也要依环境而定。老子对善恶的辩证思想也正反映了这一点，做人做事要坚持灵活的原则，避免走极端。老子能在先秦时期就提出这样独特的人性观，实在难能可贵，而且比西方权变理论要早将近3000年，这更能体现我国古代思想文化博大精深。
三、墨家
墨子是墨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墨子并没有直接阐明人性善恶的问题，他提出：“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兼爱中》）因而提倡“兼爱”思想，因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兼爱上》）。墨子的“兼爱”思想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他的“兼相爱”是以“交相利”为具体内容的，爱与利是联系起来的，仁义与功利是统一在一起的，这不同于儒家的重义轻利，他认为 “弓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非乐》上），又说：“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耕柱》）。可见，墨子把利作为仁义的内容和目的，“兼相爱”是以“交相利”为前提的。“兼相爱”与“交相利”是相辅相成的，相爱而相利，相利而相爱，这与麦格雷戈提出的Y理论和“社会人”假说有些相似之处，以这种理论为指导的管理思想就是重视对人的关心，管理者要想达到效率最大化的目标即有“利”可图，必须“爱”人，关心人。“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兼爱》中），人人都相爱相利，就可以消除矛盾，就可以在一个和谐的环境中，使效率最大化，达到预期的效果。
四、法家
在中国古代先秦时期的管理思想中，与西方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最为相通的，要属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管理理论了。韩非说“法者，王之本也”（《韩非子・五蠹》），认为建立完善的法的制度是管理成功的关键，韩非之所以把法制作为最基本的管理手段，是由他对人性假设决定的，他认为人性趋利避害，他说：“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难二》）。他在《韩非子・心度》中提出“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即民众的本性，厌恶劳动，贪图安逸。这与经济人假设不谋而合，经济人也叫“唯利人”，同样认为人天生懒惰，不愿多做工作，贪图享乐。韩非子还运用了生动的比喻来证实好利恶害是人的本性，他说：“鳍似蛇，蚕似�，人见蛇则惊骇，见�则毛起，然而妇人拾蚕，渔者握鳍，利之所在，则忘其所恶，皆为孟贲。”（《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大致是说，有利可图的地方，人们就忘了他们所厌恶的外形，都变成了孟贲那样的勇士了，可以看出在韩非眼中，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人与人的关系都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科学管理之父泰勒在这种观点上，也是比较突出的一位，他认为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使雇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同时也使每个雇员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这就说明人与人都是为了利益的驱使而工作的，韩非认为人性是好利恶害，所以调整人们的行为的最有效的手段也应该是利、害――赏、罚，“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是矣”（《八经》），因为人们趋利避害，求赏避罚，所以法制管理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这也正体现了西方“胡萝卜加大棒”的管理方法。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对当今中国乃至世界的管理水平的提高和管理的创新都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重视人的个性、意志和情感一直都是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出发点，即以人为本的仁爱管理，儒、道、墨、法等几大学派虽然各有侧重，而且对人性的观点不尽相同，但还是很重视对人性的分析，对人性的考虑。而西方是在20世纪30年代为了缓和紧张的劳资矛盾，才真正开始了对人的关注，所以我国的一些思想的提高要比西方早2000~3000年，所以“西方管理中心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应该认真研究我们的本土文化，儒家的“仁爱”和“和谐”、“中道”管理，道家的“无为而治”，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兵家的“奇正”管理，法家的“奉法者强”、“潜御群臣”还有很多学派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体现了我国文化博大精深，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19世纪看英国， 20世纪看美国，21世纪要看中国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管理文化的复兴是大势所趋，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放眼未来，我们正肩负着复兴民族文化的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