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译者主体性浅析David,Copperfield两个中译本|译者主体性
时间：2019-01-04 03:25:5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作为翻译的主体,译者主观能动地跳出语言层面的束缚,结合译入语语言文化背景,对原作的内容含义和文化精神进行再创作。在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表现得更为突出。对语言形式的叛逆是为了达到功能对等,是为了更好地忠实于原文。本文将通过对David Copperfield两个中译本的浅析,分析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体现及所取得的效果。
关键词: David Copperfield 译者主体性 文学翻译 功能对等 忠实
1.引言
翻译的本质是把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信息传达到另一种语言中去。忠实之于翻译是第一位的,是每一位译者都不能也不应抛弃的原则。但在翻译实践中,译者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困扰。翻译活动中涉及到的人有三种:原作者、译者和读者。从主体这一概念出发,我们认为,原作者创造了原作,是原作的写作主体,译者创造了译作,是翻译的主体;读者(主要指译文读者)阅读、理解译作并期待从中获取自己期待的价值,读者就构成了阅读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翻译主体实际上就是译者主体,译者是翻译活动中不可替代的主体,是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随着西方翻译研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发生“文化转向”,翻译主体研究得到了关注。译者是翻译的主体,也是民族文化建构的重要参与者。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在翻译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任务是使源语文本进入目的语文化中。译者主体性是译者的基本特性,并在翻译活动中得到体现。译者能动地“操纵”源语文本,以实现其翻译目的。译者主体性就是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译者的兴趣、目的、知识、经验和艺术成就等构成其主体性。我们可以对“译者主体性”做个界定:“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5]因此,在翻译实践中译者主体性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文学翻译更是如此。文学翻译与其他翻译一个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它所使用的语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仅仅为了达到交际和沟通信息目的而使用的语言,而是一种艺术语言、一种具有美学功能的艺术语言。当在一种语言环境中产生的文学作品被“移植”到另一种语言中去时,为了产生与原作同样的艺术效果,译者就必须在译语环境里找到能调动和激发接受者产生相同或相似联想的语言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已经取得了相同的意义。文学翻译也已显而易见不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译者应跳出语言层面的束缚,结合译入语语言文化背景,在原文的框架范围内重新构思,对原文的内容含义和文化精神进行再创作,唯有这样才能翻译出既忠实于原文,又为译语读者所接受的好译本。这就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和存在意义。译者对形式的叛逆其实是为了达到功能对等,为了获得更好的忠实效果。译者主体性与忠实是辩证统一的。本文以David Copperfield两个中译本为例,分析译者主体性在译文中的体现及取得的效果。
2.译者主体性与形式的偏离
为使源语和目的语的之间的转换有一个标准,减少差异,尤金・A・奈达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根据翻译的本质,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即“功能对等”。在这一理论中,他指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3]。奈达有关翻译的定义指明翻译不仅是词汇意义上的对等还包括语义、风格和文体的对等,翻译传达的信息既有表层词汇信息也有深层的文化信息。“动态对等”中的对等包括四个方面:词汇对等、句法对等、篇章对等、文体对等。在这四个方面中,奈达认为“意义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3]。形式很可能掩藏源语的文化意义并阻碍文化交流。因此,在文学翻译中,根据奈达的理论,译者应以动态对等的四个方面作为翻译的原则准确地在目的语中再现源语的文化内涵。形式的叛逆是为了准确地再现原文的文化内涵和意义。以董秋斯和张谷若的两个译本中的句子为例:
(1)“Let me see you ride a donkey over my green again,and as sure as you have a head on your shoulders,I will knock your bonnet off,and tread upon it!”(p.174)
“让我看见你再骑驴走过我的草地吧,像你肩膀上有一个脑袋一样靠得住,我要敲掉你的帽子,用脚来踩!”(董译p.249)
“我要是看见你再在我那片青草地上骑着驴走过,那我非把你的帽子给你敲掉了,拿脚踩不可!”(张译p.277)
张把“as sure as you have a head on your shoulders”这个短语就翻译成了一个字“非”,那么就单单一个字能否把意思都传达了呢?我认为是可以的。一部作品被引入了新的语言环境,于是也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形。在中文表达里一个字可以掷地有声,很有力量,“非”听起来要比“像你肩膀上有一个脑袋一样靠得住”更果断坚决。
(2)I...looked at the little bit of wax-candle she kept for her thread――how old it looked,being so wrinkled in all directions!(p.13)
我……看她留来擦线的一小块蜡烛头――那东西的样子有多么旧,各方面都那么皱了。(董译p.21)
……这块蜡烛头可有了年纪,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没有皱纹。(张译p.29)
董依旧用了直译,按原文词序来翻译的。张则打乱了顺序或者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将意思表达了,将蜡烛头比作了人,拟人化了,读来饶有兴趣。可见,译者在翻译时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文化规约进行再创作,形式上对原文叛逆,但再现了原作的精神并有超越之妙。
形式上的叛逆是为了达到意义功能的对等,是为了传达深层意义。在尊重原文对象的前提下,译者依据自身的知识、艺术、经验能动地进行形式叛逆,从而使译文再现了原作的内涵及功能。
3.译者主体性贵在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是译者主体性最高层次的表现。在翻译过程译者有时为了实现某种目的,所产生的译作似乎与原作完全背离。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并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1]“创造性叛逆并不为文学翻译所特有,它实际上是文学传播与接受的一个基本规律。甚至可以说,没有创造性叛逆,也就没有文学的传播的接受。”[4]文学翻译中充满了种种矛盾。忠实与叛逆也是翻译中的一对矛盾,这种矛盾起源于形与神的独特关系,二者之间并不是相互割裂的,也不是不可调和的,应该是辩证统一的。愚笨的忠诚可能会导致真正的叛逆,而巧妙的叛逆却是真正的忠诚。高明的译者往往善于领会作者的用意,常舍形而求神似,从而充分传达出原作的妙处,译者用叛逆的语言或用叛逆的形式传达出忠实于原文的内涵。例如:
(1)...according to a wild legend in our family,he was once seen riding on an elephant,in company with a Baboon;but I think it must have been a Baboo――or a Begum.(p.3)
据我们家中一种荒诞的传说,一次有人看见他在那里跟一个大狒狒骑在一头象上;但是我想,那应当是一个贵人或者是一个公主。(董译p.5)
据我们家里一种荒乎其唐的传闻,说在印度,一次有人看见他和一个马候,一块儿骑在大象身上。不过,据我想,和他一块儿骑在大象身上的,决不会是马猴,而一定是公侯之类,再不就是母后什么的。(张译p.7)
两种翻译的最大不同在于“Baboon”、“Baboo”、“Begum”这三个词的处理。董秋斯采用的是直译的方法,直接翻译成原本的意思,达到了忠实效果。而张谷若的翻译看似违背了原文的意思,将三个词分别译成“马候”,“公侯”,“母后”,其实不然,张领会了原作的深层含义和精神――讽刺意味。“公侯”的谐音是“公候”,“母后”则是“母猴”的谐音,这两个词不但表达了深层讽刺内涵,还贴近原文词汇所表达的意思“男性贵人”和“公主”。这就是译者在忠实于原文基础上进行的再创造,巧妙的形式叛逆没有违背忠诚,反而使得译文更加生动出彩。
(2)“Why Rookery?”Said Miss Betsey.“Cookery”would have been more to the purpose,if you had had any practical idea of life,either of you.”(p.4)
“为什么叫鸦巢?”贝西小姐说道。“叫厨房才比较合适呢,假如你们两个中随便哪一个有一点实际生活的观念。”(董译p.8)
“为什么叫‘栖鸦庐’哪?”贝萃小姐说。“叫‘饲鸭庐’岂不更合过日子的道理?……”(张译p.11)
董仍然用的直译,虽说传达了源语的信息,但是没有传“神”,也就是没有将作品的深刻含义表达出来。张的翻译则比较巧妙,很好地传达了说话人的话外音,并且“栖鸦庐”和“饲鸭庐”的词尾压韵呼应了原文“Rookery”和“Cookery”的压韵,不得不说这实在是绝妙之笔。由此可见,译者作为翻译行为的主体在翻译时具有主观能动性,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
(3)Outside his own domain,and unprotected,he was a very sheep for the shearers.(p.194)
在他自己的领域之外,在无日恩保护时,他就成了剪毛人的羊了。(董译p.277)
在他自己的家门之外。如果没有人加以保护,他就是任人宰割的猪羊了。(张译p.352)
“任人宰割的猪羊”比较符合中文的思维表达,让读者一看就明白要表达的意思,虽然是违背了原文形式但内容精神没有丢失。这种表达更符合接受语的文化。这时的创造性叛逆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文学接受的范畴,它反映的是文学翻译中的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
译者在文学翻译实践中只有坚持辩证统一的翻译观才会把握住得失之度,既不能一味忠实于原作,也不能一味叛逆原作,在具体的语境、具体的翻译操作实践中应把二者结合起来。忠实是译者的原则、目标和追求,但是绝对的忠实是难以实现的,通过叛逆的手段来实现尽可能的忠实则是可行的。
4.结语
译者在理解、再现原文过程中表现出主体性。译者不是简单机械地复制原文的意义,而是积极地参与原文的再创作。译者对于语言形式的叛逆是对原文内涵的忠实,再现了原作的意义。译者的任务就是将源语信息转化为译语信息,而语言形式的转化只是翻译活动的外在表现,不是其根本目的。同时,译者主体性并盲目地创造,而应尊重原作的信息、意义和文化,以原作为参照源,创造性地在译语文化背景下再现原作的神韵与多层内涵,以实现其功能的动态对等。
参考文献:
[1]埃斯卡皮著.王美华,于沛译.文学社会学[M].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137.
[2]大卫・科波菲尔著.董秋斯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
[3]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65-67.
[4]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105.
[5]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J].中国翻译,2003,(1):22.
[6]大卫・科波菲尔著.张谷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7]Charles Dickens.David Copperfield.Publisher:Wordsworth Editions Ltd,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