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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边外交机制更加完善_近代外交机制的构建:总理衙门的设立

    时间:2019-01-02 03:22:5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要: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北京条约》的签订,极大地震撼了清朝统治者和绅士阶层。他们普遍痛感此役“创巨痛深”,因此“自图振兴”,一时“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于是军工民用、兴学育才,这一切似乎给没落的清王朝带来了一线生机,也成为统治者绝望中的幻想。这一时期因此也被封建史学家称为“同光中兴”,而其中的“中流砥柱”莫过于总理衙门和南北洋大臣的设立,这也称为近代中国外交的初创时期。本文对总理衙门的设立、组织建构与时代色彩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近代化外交总理衙门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认为与外国的关系仅是“理藩而已,无所谓外交也”,故一直未设置专门的外事机构。因此,凡有“藩属”朝贡事务,或遇有外交的往来和交涉事宜,均由礼部、理藩院兼管;除俄国使臣来华沿例由理藩院接待外,其他各国均由礼部接待办理。如有重大对外交涉事件发生,则由皇帝“简派”钦差大臣负责办理,如在天津教案中咸丰帝就曾“特遣”崇厚为出使法国大臣,前往巴黎办理交涉事宜(《清鉴》)。除此之外,中央和地方的其他官员如无皇帝的命令,一律不得插手涉外事务。
      鸦片战争后,随着五口通商的开辟使外交事务日渐频繁,清政府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设置五口通商大臣,特加钦差大臣头衔,负责办理与各国通商事宜。此职初由两广总督兼领,咸丰九年(1859年)改由两江总督兼领。五口通商大臣仍是钦差大臣身份且由地方总督兼领,而没有正式设置独立的外交机构和专职官员,说明当时清政府仍把同列强的通商与交涉事务视为临时性质的工作,“且为权宜之事”。这也恰恰反映出当时清王朝统治者夜郎自大、锁国自封、闭目塞听,对外部世界茫然不如,而由之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正如历史学家戴逸所言:“历史的悲剧只有在悲剧造成以后很久,人们才会感到切肤之痛。”
      
      一、总理衙门的设立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在北京设使馆、驻使节,日益不关心“外夷”身份同清政府打交道,强烈要求清政府设立专门的外交机构,而不是再通过礼部、理藩院及沿海督抚进行间接交往。咸丰十年(1861年),曾留守北京“督办和局”的恭亲王奕�奏称:“近年各路军纪络绎,外国事务头绪纷繁,驻京以后,若不悉心经理,专一其事,必致办理延缓,未能悉协机宜。”请求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迫于形势,清政府接受奕�的建议,于咸丰十年二月(1861年1月)旨准设立专掌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或“总署”或“译署”。
      
      二、组织建构
      
      总理衙门组织体制“一切均仿军机处办理”,官员亦分大臣、章京两级。大臣无定员,规定以亲王一人领班,即为首席大臣;其他大臣则由皇帝从军机大臣、内阁学士、各部尚书、侍郎中“特检入值”,统称总署大臣,遇事则由首席大臣领衔上奏。总理衙门成立之初,咸丰帝曾委派恭亲王奕�、大学士杜良、户部左侍郎文祥主管其事务。总署各员司称章京,由内阁、部院军机处挑选保送,初设满汉各8人,后曾至20人,逐为定额。其中以总办章京满汉各2人,帮办章京满汉各1人,综理日常事务。
      咸丰十一年(1861年)北京政变次日,太后旨谕:“内阁恭亲王奕�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徐立亭著.清帝列传:咸丰同治帝.吉林文史出版社)这样,奕�成为议政王大臣兼首席军机大臣,由他主持的总理衙门也地位提高、职权扩大,有关外交、内政、军事、文教、通商、交通、华工、宗教等诸事,大都由总理衙门经营管辖,一时总理衙门俨然成为办理外交、总管洋务新政的中枢,也因此被称之为“帝国事实上的内阁”(《中华帝国外交关系史》)。
      从同治三年(1864年)起,总理衙门实行分股办事,初分英、俄、法、美四股,后于光绪九年(1883年)增设海防股。各股分权掌事,如:英国股掌理英国、奥地利、匈牙利交涉,与西洋各国通商贸易和海关事宜;俄国股掌理俄国、日本两国交涉,以及蒙俄贸易、中俄边界和留学生事宜;法国股掌理法国、荷兰、西班牙、巴西等国交涉,以及基督教徒和移民保护和安南境界事宜;美国股掌理美国、德国、秘鲁、意大利、瑞典、挪威、比利时、丹麦、葡萄牙等九国交涉,以及出洋华工事宜;海防股掌理南北洋海防与北洋海军,沿海炮台、轮船、机械、弹药之购置,机械、电信、铁路之建造以及开采矿产等事宜。除此之外,另设司务厅、清档房、银库等,京师同文馆(咸丰十年,即1861年设立)和海关总税务司署(同治四年七月,即1865年8月,由上海迁至北京)是其附属机构。
      
      三、总理衙门时代的色彩
      
      1.亲王领部,位威权重。总理衙门自咸丰十年(1861年)设立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改为外务部,前后存续四十年,四十年间其大权一直牢牢掌握在皇室手中。按“亲王领部”的惯例,恭亲王奕�(1861―1884、1894―1898年)、庆亲王奕诓(1884―1894、1898―1901年)先后出任首席大臣主持总理衙门。即使后来改为外务部,也仍由指定皇族宗贵担任外务大臣,把持大权。“亲王领部”既博得列强的好感,又为清政府所倚重,充分显示了总理衙门在清政府机构中的地位愈发重要与显赫,这是其他机构所无法比拟的。
      2.半殖民化色彩。总理衙门的设立就是秉承列强进一步侵略的要求,这种“先天不足”使得它在诞生之时就带有殖民色彩。列强通过它得以对清政府施加影响,干涉中国的内政外交,这样总理衙门实际上成为外国侵略者控制清政府的总枢纽。总理衙门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常设的外交机构,也成为清政府中央机构开始半殖民化的标志。它的设置反映了清朝政权机构逐步半殖民化的趋势。
      3.中国外事机构近代化的开始。总理衙门是清政府被迫适应时代潮流而设立的,但它的设立客观上开启了中国外事机构近代化之门。从此中国的外事机构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非常设、临时性机构到固定化、建制机构,列入政府体系之中的演变。这至少在劳动某种层面上反映出清政府不再简单地把列强等同于“夷狄蛮貊”,与禽兽无异。与此同时,国际法中的近代国家主权学说和平等地观念也被逐渐介绍到中国。
      如今,中国外交已经进入被称为“稳健外交”的新时代,“和平崛起”的中国正以一个崭新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活跃于世界外交舞台。
      
      参考文献:
      [1]张岂之.中国历史・晚清民国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徐立亭.清帝列传:咸丰同治帝.吉林:吉林出版社,1993.
      [3][美]马士.中华帝国外交关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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