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物交换：微信红包的媒介人类学解读
时间：2021-07-13 08:01:2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传统红包向虚拟红包转型，“微信红包”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从“礼物交换”的人类学理论出发，并结合深度访谈法，认为微信红包作为一种礼物交换的媒介，具有游戏性、功能性和情感性，表现在集体狂欢、社交礼仪和人的延伸之中。微信红包跨越时空局限，交换着数字化的货币，也传递着祝福与问候，它可以增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关系，延续礼物交换的礼俗，传承中国的礼文化。
【关键词】微信红包；礼物交换；媒介人类学
“礼物交换”是一种古老的社会习俗，从待人接物到婚丧嫁娶，从日常交际到国际往来，礼物交换延续至今，几乎渗透到了人类社会交往的方方面面。“红包”是独具特色的中国礼俗，也是礼物交换中最为常见的媒介。传统红包是实体的礼物，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传统红包走向虚拟化和数字化，“微信红包”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本文以微信红包为研究对象，从“礼物交换”的人类学理论出发，并结合深度访谈法，考察微信红包的媒介特征和交换意义，透视网络技术作用下中国礼文化的传承与变迁。
一、文献综述
“礼物交换”是一个重要的人类学理论，源自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在莫斯的经典著作《礼物》中，他提出礼物的交换之所以能夠实现是由于“礼物之灵”，礼物之灵是某种灵活而不凝滞的东西。莫斯以毛利人的“豪”为例，“即使礼物已被送出，这种东西却仍然属于送礼者”，这就导致了受礼者的回礼义务。[1]从这个角度来看，礼物交换就是礼物之灵的流动，通过这样的交换与流动，人们彼此联结，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
然而，布罗尼斯洛·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礼物交换并非源于“礼物之灵”，而是基于一种理性互惠原则。受马林诺夫斯基的启发，雷蒙德·弗斯认为互惠观念是毛利人行动的根本内驱力。到了20世纪60年代，结构人类学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批评莫斯对“礼物之灵”的诠释，认为这种对文化的特殊性解释，不能说明一般性的结构原则。70年代，马歇尔·萨林斯更是肯定了礼物交换的互惠原则，并强化了它的可计算性，还提出了礼物交换的三种类型：一般互惠、均衡互惠和否定性互惠。
关于礼物交换的规范，人类学家公认的普遍规则有两条：礼物总会带来回礼，互惠原则导致回礼义务；送礼者处于优势地位，而受礼者处于被动地位。不过，正如杰弗瑞·麦克考尔马克所言，“将所有交换形式描述成互惠性的，容易模糊它们之间的显著差异”[2]。的确，不同地区、不同人群都有其特殊的礼物交换形式，比如夸扣特人的“夸富宴”①、印度的“檀施”②、中国的孝敬③，这都说明了礼物交换的复杂性，不能完全用“礼物之灵”或互惠原则解释。因此，安妮特·韦娜对互惠原则提出质疑，认为不可让渡性成就了礼物的交换，并重新肯定了“礼物之灵”，强调了礼物与商品的根本区分。
中国自古推崇礼尚往来，“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礼记·曲礼》有云：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这里的“礼”不仅指礼节，还指礼物。中国的礼物交换，最终目的不是物质的互换，而是情感的交流。中国的礼物交换遵从的是礼的规范，讲求“礼尚往来”“厚往薄来”。阎云翔在《礼物的流动》中，考察了一个中国北方村庄的礼物交换和网络培育过程，更提出了关系、人情、权力等本土交换规范。[3]
自莫斯开启了礼物交换研究以来，人类学家对该领域的广泛关注，一直持续到今天。但人类学的礼物交换研究，更多聚焦在“交换”的行为、情境和规则上，而忽视了“礼物”作为一种交换的媒介在整个礼物交换过程中的作用。作为媒介的礼物，在施受双方之间，传递着怎样的信息和意义，又有何功能和特征，这些疑惑都有待从媒介学和传播学考量与发掘。
二、作为礼物交换的微信红包
（一）红包：实体与虚拟
红包又称利是封、礼金封、红喜袋，在两宋时期形成和发展，有辟邪趋吉之意。“利市”最初指生意兴隆、趋利聚财，后来其内涵扩大：利，激励、幸运、行运也，认为将输或败转化为赢和胜，即为利是、利事、利市。因此，运用的范围也扩大了，比如过年，长辈送晚辈红包；婚庆时，宾客送新人红包；或者乔迁、升职、金榜题名均被看作是“利事”，要送上红包。[4]
传统红包是实体的，红包的交换过程往往面对面进行。电子通信技术为远距离的交换带来可能，送红包的人如果无法亲身到达现场，也可以通过邮递、银行转账等手段，从远方送上祝福和问候。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红包交换的场景更加不受约束，随时随地都可以借助网络进行。传统红包也逐渐从实物走向电子，转型为虚拟红包，比如支付宝红包、QQ红包、微信红包等。
“微信红包”始于2014年1月27日，用户可用微信应用内置的红包功能，向一人或多人发送均额或差额的虚拟红包。这里的“虚拟”只是强调微信红包的“非实体化”，但红包内的金额皆为所有者真实的财富。换言之，虚拟红包仅是渠道电子化、货币数字化，而红包的交换过程仍然和传统红包类似，甚至比传统红包的使用度和收发量更高。根据微信官方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春节期间，共有5.16亿用户使用微信红包，红包总收发量达321亿个，相较于2015年春节增长了10倍。《2017年微信春节数据报告》显示，2017年春节期间，微信红包收发总量达到了460亿个，比上年同期增长了43.3%。2018年，使用微信红包的用户达到了6.88亿，再创历史新高。
从面对面的交换，到点击屏幕的传收，从可触摸的金钱，到数字化的货币，红包礼俗的转型，其背后反映出网络技术的发展，也体现出中国礼文化的变迁。不过，无论是传统红包还是微信红包，都属于礼物交换，也都反映和影响着现实的社会关系，这是红包礼俗转型过程中的不变之处。
（二）礼物：互惠与馈赠
根据人类学的观点，微信红包和传统红包一样，都可被看作是礼物交换的一种形式。微信红包有送礼者（红包的发送人），有受礼者（红包的领取人），也有作为媒介的礼物（微信红包），这是一个简单的礼物交换过程。虽然从表面上看，这种礼物交换过程是单向的：从送礼者到受礼者，从一端到另一端。但深究其内在，会发现它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