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一场凝聚人心的万里征途
时间：2021-07-12 04:00:5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1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将士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和恶劣的生存环境，多次濒临绝境，却总是绝处逢生，不仅在险境中保存了有生力量，还使革命转危为安，最终取得胜利。
长征一路走来，红军看似孤军奋战，但似乎如有神助般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其中不仅仅是老百姓、朋友、同道，还有地方势力和军阀，甚至还有政敌。
1934年9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0 月10日，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撤离赣南闽西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考虑向湘鄂西苏区靠拢。在红军长征举步之时，蒋介石判断红军的行进方向是西进和北上，然而， 中央红军却迂回向南选择了被认为是“不利之路”的粤北山区为突围方向，打乱了蒋的部署。红军为何做出这个选择，其中发生了什么？
与“南天王”秘密谈判
国民党防守南线的粤军主将是以骁勇善战著称的陈济棠（1890-1954，广西人， 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其在广东一直是半独立状态，行拥兵自重、军阀割据之实，独揽广东的军政大权8年之久，人称“南天王”。
面对中央红军日益临近的“大转移”，陈济棠开始心神不宁起来。一方面，粤北紧邻中央苏区，敢打硬仗、战术灵活的红军是他长期畏惧的力量；另一方面，由于陈济棠及其粤系与蒋介石南京政府的矛盾由来已久，双方一直明争暗斗，陈济棠早就看出蒋介石有借刀杀人、兼并异己的心思。因此他虽派兵参加“围剿”苏区，但绝不远离广东，同时避免与红军过多纠缠，以防蒋介石的中央军乘虚南下，袭取广东。陈济棠视自己的地盘和实力为性命，一切均以此为重，从这点上讲，他既防共更防蒋。
由此，当时中央“最高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从粤军的种种迹象间，把准了陈济棠的脉搏，认为利用蒋介石与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有可能以较小的代价夺取长征的通道。于是，向陈济棠及其部下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应一致对外”的道理。陈济棠巴不得红军有此一举，爽快答应并愿意通过谈判来协调。
1934年10月8日，也就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下达撤离中央苏区命令的前两天， 中共中央委派颇有谈判经验的何长工、潘汉年前去与粤军代表进行秘密谈判。何长工回忆道：“周恩来同志郑重地对我说：根据目前党的统战策略思想及政策，我们准备与陈谈判，这是中央给你的重任，望你勇敢沉着，见机而作。他还交代我联络密语等事宜。”
为掩人耳目，何长工、潘汉年乘着两顶花轿到达陈济棠的独立第1师第2旅防地——地处粤北的平远县罗塘镇一处寂静的山村。经过三天三夜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五项协议：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粤军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应事先告诉粤军，粤军撤离40华里，让红军通过。
为了保密，协议没有形成正式文本，而是由双方代表各自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谈判即将结束时，何长工接到周恩来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粤军代表很敏感地问道：“你们是否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平静地说：“不是，是说谈判成功，和平鸽上天了。”
其实，这是何长工与周恩来事先商定的密语：红军已经决定实行战略转移。而这次谈判的成果对红军突破重重封锁极为有利，特别是“借道”的协议。
借道协议的达成，不仅周恩来高兴，陈济棠也是喜上眉梢：红军不在广东停留，蒋介石的中央军就没有借口进入。欣喜之余，他特向红军赠送步枪子弹1200余箱、食盐及医药用品若干和几张军用地图。他命令协议内容只传达到旅以上军官，告知红军只是借路西行，保证不入侵粤境。怕下面掌握不好，他又加了一道命令：“敌不向我射击，不许开枪；敌不向我袭来，不准出击。”这实际上就是在湘粤边境划定通路，“护送”红军通过。
从 10 月 20 日开始到 11 月中旬，红军主力部队秘密集结，通过蒋介石指定粤军防守的区域，陈济棠基本遵守协议，使携带着大量辎重的 8 万之众的长征队伍， 得以在长征初期仅用1个来月的时间，就顺利突破了蒋介石在湘赣粤交界地区部署的三道封锁线。
蒋介石觉察到陈济棠明为“追剿”、暗保实力的企图，以及私下违令给红军让出一条道路的做法，不禁暴跳如雷，在日记中指责陈济棠“纵匪祸国”。
需要提及的是，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对统战反蒋力量的认识，已经从争取某具体对象上升到策略高度，这对长征沿途争取其他政治势力有着指导意义。不久，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指导下的孤军作战的做法和“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的论调。
在随后红军长征行至云贵川地区时， 面临的局势更加严峻。因为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中央红军人数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而将要面对的敌人则是七八个师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及几十万川、滇、湘、桂、黔各省军阀部队。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继续利用对手之间的矛盾以减轻红军战事方面的压力，仍至关重要。
由于西南各省的地方实力派军阀与蒋介石同样有着很深的矛盾，针对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曾发表反对中央军入川的声明一事，中共中央要求“必须尽量利用”“争取由中立到友好中立”。
在进入云南之前，红军争取和说服了扼守北盘江的黔军部队让出渡口和通道，使红军顺利渡江入滇。进入四川后，刘伯承以故交旧友的名义，先后给许剑霜、邓廷秀等川康边防军旅长级军官写信，宣传中共的政策主张，劝他们勿与红军为敌。朱德也利用他在川军中的老关系，与集结在雅安、荥经一带堵截红军的杨森部队达成过暂不互相进攻的协议。朱德、刘伯承还几次派人与川军第 29 军军长孙震联络，希望他对蒋介石围歼红四方面军于川康地区的计划， 采取拖延和消极应付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