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调整中的刘少奇与陈云

　　[摘 要] 刘少奇和陈云的友谊可以追溯到在瑞金和延安的岁月，而给历史留下最深印记的是“大跃进”之后的经济调整工作中。陈云在经济调整的决策和组织领导方面得到刘少奇的信任和支持，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也得到刘少奇的推举和赞赏。特别是刘少奇首倡学习陈云论著，反映了他深远的历史眼光。
　　[关键词]刘少奇 陈云 经济调整
　　[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6)01—0082—06

　　一
　　
　　刘少奇和陈云的早期革命生涯都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
　　1922年，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国后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不久到江西省西北部的安源煤矿领导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并由此逐渐成为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1930年夏，刘少奇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委员。陈云是从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工人的岗位走上革命道路的，他最初的革命活动就是参加领导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工人运动。
　　刘少奇和陈云曾先后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刘少奇是1931年秋回国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是1932年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时兼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1932年冬和1933年初，刘少奇和陈云先后从白区撤到中央革命根据地。陈云到苏区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同全总苏区执行局合并，改称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陈云任党团书记，刘少奇任委员长。他们在一起工作了一年多，一起到福建汀州考察指导工会工作，一起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国农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一起向中央局提出以全总名义号召工人带头参加红军，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
　　延安时期刘少奇在党内地位的提高，陈云是支持者之一。1941年9月，陈云通过检讨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政治路线之后指出：1927—1937年这10年的白区工作，主观主义占统治地位。白区工作的主观主义直到刘少奇来白区工作后才开始转变。现在检查起来，刘少奇是代表了过去10年来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他提出：有些干部位置摆得不适当，要补课或正位，如刘少奇将来地位要提高。
　　解放后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同刘少奇有了更多的交往。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的第一件事是组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这件事得到了刘少奇的关心和支持。
　　1949年5月中旬，陈云离开东北赴北平后，立即到香山同朱德、刘少奇等一起出席财政经济工作会议，在讨论上海、天津、唐山等地的生产、金融、税收和对外贸易等问题的同时，研究了财政经济组织机构的设置问题。5月31日，刘少奇根据香山会议讨论研究的情况，起草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大纲对建立中财委的目的、组织机构、职能等作了说明。6月4日下午，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会议，宣布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派陈云、薄一波负责筹备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暂时属中央军委领导，中央政府成立后由中央政府领导。在北平的各级党政机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还邀请了各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会上，刘少奇作了报告，他说：“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建立中央财经统帅部，这事很急迫，其紧急不亚于军事及其他问题。因为军事上得到很大胜利，接收了很多东西，外国人要来做生意，交通需要统一，因此财政经济上需要高度的集中。如要把生产搞好，许多事必须统一，而且许多事可以统一，但需要总的统帅机构。建立统一的财经机构本来可以等联合政府成立。但是实际情况是马上需要，等不得了。即是从现在就着手，直到联合政府成立以后，是不是可以做得很好，还成问题。现在开始着手做统一工作，又怕统一得过多。中国地方很大，很多事有地方性，需要分别办理”经过紧张的筹备组织，7月12日，中财委正式成立。
　　刘少奇把中财委看成全国财经工作的统帅部，表明了他对这个机构的高度重视。让陈云执掌这个统帅部的帅印，表达了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中央最高决策层对陈云的充分信任。
　　
　　二
　　
　　在“大跃进”之后的扶困救危中，刘少奇对陈云主持财经工作的指导思想、解决经济困难问题的杰出才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前，为解决农业困难和粮食紧张问题，陈云提出并组织实施了进口粮食、上市高价糖果和糕点、给城市居民每人每月供应3斤黄豆等应急之策；采取了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减少城市人口的关键措施；实行了工业支援农业化肥、排灌机械、拖拉机，调整农村政策，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等根本办法，以推动农业的恢复。在工业方面，陈云主持召开煤炭工业座谈会和冶金工业座谈会，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摸清了煤炭、冶金工业存在的问题，推动了煤炭和冶金工业部门下定决心进行调整。刘少奇由衷地佩服陈云在全国经济困难的紧急关头所表现出的勇气、忠诚与智慧。
　　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坦承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作了自我批评，声明：“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周恩来在2月7日大会闭幕会上讲话检讨1958年以来的缺点、错误，说国务院要负很大责任，具体举例说明自己的错误，诚恳地向大家道歉。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这样带头做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为陈云把财政经济困难的问题讲透、将克服困难的办法搞准并落到实处奠定了基础，对推动贯彻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加大调整的力度以解决经济困难产生了重大影响。
　　七千人大会之后，由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的信任和大力支持，陈云在加大调整力度决策中的关键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七千人大会闭幕的第二天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粮食、财政、市场、精简及修改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和会议传达等问题，陈云在会上多次发言，初步提出解决困难的若干办法。
　　为解决当年财政不平衡的问题，陈云提出采取六条措施：精兵简政，减少行政管理费、文教事业费5亿元；1961年为纠正平调错误，国家给农民开的退赔期票7亿元，推迟三年归还；取消粮食奖励价，把各地自行提高的经济作物价格退回来，合计减支4亿元；推迟公债还本付息和付资本家的定息，共五六亿元；动员农民真正在供销合作社入股，如平均每人拿一元，国家就可以少发二三亿元票子；堵住基本建设拨款突破60亿元的计划，并尽可能在这个数字上往下削减。对市场物资平衡问题，陈云首先分析购买力与商品可供量之间30亿元的差额，接着提出增产、减人的办法。对于恢复经济与精简职工问题，陈云要求大家客观地估计工农业恢复的速度，冷静地认识调整与减人的必要性。他说：“我觉得有一个问题现在考虑一下：究竟农业恢复的速度多快，以后几年农业像什么样；再考虑一下工业恢复的速度多快，发展的速度多快。如果工农业恢复和发展都很快，那么，情况很快就变好了；如果工农业恢复和发展是慢的，那么，现在这个架子就不相适应。”陈云请谭震林、廖鲁言负责的国务院农林办公室跟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等组织一个小组，“把我们现在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统统计算一下，看看我们农业恢复的速度多快，进一步看看我们农业发展的速度多快。再研究一下工业发展的速度多快。如果发展速度不快，那么多的人摆在那里没有事情做，粮食又少，就很不好。把那些人拿去搞农业，那就好办得多。根本问题在这里。”他说：“现在把架子摆在那个地方，等将来农业跟工业好转，我以为不合算。”“把人搞下去，将来再要回来，容易得多。”为压缩购买力，刘少奇曾提出欠工资的办法。对此，陈云说：“少奇同志提出欠薪，何必欠呢?把人减下去不是更好吗?”为改善城市人民生活，在用作猪饲料的粮食太少、猪不长肉、宰杀率低、城市人民吃不上肉的情况下，陈云再次提出供应每人每月3斤大豆。刘少奇赞成道：“要作这个安排。不然，城市人民要害浮肿病的。”^①
　　陈云的上述主张受到刘少奇的高度注意。对农业困难和农业恢复速度的估计是进行经济调整决策的基础，所以陈云提出要组织一个小组研究这个问题。在刘少奇支持下，这个小组很快组织起来，并开始着手研究当前农业生产的一些基本条件，如土地、耕畜、肥料、农具、种子、水利、机械以及今后几年中工业支援农业的可能性等等，比较这些条件当前和过去有什么不同，以便能客观地估计农业恢复需要多长时间。2月21～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经济形势问题。陈云在会上就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所作的重要讲话，就是从农业困难和农业恢复速度的分析讲起的。陈云讲话时刘少奇多次插话。刘少奇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请陈云再展开讲一讲。他对陈云说：“光是你在这个会上讲，我们赞成还不行，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的全体会议，更充分地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同志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陈云接受了这个意见并建议国务院会议扩大到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由李富春、李先念和他共同传达西楼会议精神。
　　2月26日，陈云和李富春、李先念分别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上作报告，对经济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了有力的解决措施。特别是陈云的报告受到与会者的热烈赞扬。
　　
　　注解：
　　①参见中央工作会议纪录，1962年2月8日。
　　
陈云分析了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已经摆开的基建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不仅农业负担不了，而且也超过了工业的基础，等等。对于克服困难的办法，陈云把十年规划明确地分为两个阶段，并且确定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从1960年算起，大体上要5年。陈云把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看成“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性的措施。无论从临时之计看，还是从长远之计看，都必须如此”。他要求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他就如何制止通货膨胀，怎样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怎样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意见。
　　会后，陈云让薛暮桥整理他的报告记录，薛暮桥整理之后又经邓力群做了文字修改，再送刘少奇审阅。刘少奇提出由中共中央将陈云等人的报告批转全国。中共中央《关于批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指出：“中央同意陈云同志关于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也基本同意李富春、李先念两同志的讲话。”“中央希望你们接到陈云等同志的讲话以后，在省、市、自治区一级的党员干部中进行传达，认真讨论”。“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立即行动起来。”^①陈云的讲话经中央批发，成为当时财政经济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在各地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
　　
　　正确的决策需要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保证其实施。西楼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在组织领导上的一个重大举措是酝酿重新设立中央财经小组，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特别是当前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
　　新设立的中央财经小组由谁来担任组长?据邓力群回忆，“少奇同志和周总理都主张要陈云同志当组长。陈云同志一再推辞，说他身体不好，当组长不合适，可以当成员，他有意见可以提，他也相信，财经小组的同志会认真考虑他的意见。这样就确定富春同志为财经小组的组长，周总理、陈云同志都是小组的成员。后来在讨论批转陈云同志的讲话时，少奇同志说，有同志向他建议，让陈云同志来当组长，富春同志当副组长，是不是再议一下。富春同志讲，陈云同志当组长最合适，他自己当陈云同志的助手。会议就这样决定了。当时陈云同志不在场，他知道后还是推让。少奇同志说，大家都同意你当，你就当，就我个人来说，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4月19日，中央办公厅下发了中央的通知：中央财经小组陈云为组长，李富春、李先念为副组长，周恩来、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等为组员。
　　新设立的中央财经小组与1958年6月成立的中央财经小组有什么不同?据薛暮桥回忆：西楼会议后，“少奇同志指示陈云同志，将财经小组从过去的咨询机构改为决策机构。”新设立的中央财经小组恢复了1957年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和建国初期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职能，成为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大政方针的最高决策机构。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兼任组员，更体现了这一职能的意义。新设立的中央财经小组是在严重经济困难的条件下，需要加强对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统一领导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与批评反冒进、发动“大跃进”时成立的中央财经小组，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对财经工作决策大政方针和进行具体部署时提供咨询和建议的职
　　
　　注解：
　　①中共中央关于批发陈云等同志的讲话的指示，1962年3月18日。
　　
能是不同的。
　　新设立的中央财经小组面临的最急迫的任务是调整1962年年度计划。3月7日和8日，新设立的中央财经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研究如何贯彻落实西楼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精神，调整1962年年度计划的问题。陈云说：“我看今年的年度计划要做相当大的调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重点是‘伤筋动骨’这四个字。要痛痛快快地下来，不要拒绝‘伤筋动骨’。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如何调整1962年年度计划?陈云重申了他做经济工作向来重视的综合平衡的指导原则，强调“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怎样实行综合平衡的原则?陈云提出：开步走就要搞综合平衡；按短线搞综合平衡。他认为“只要综合平衡了，指标低一点，也不怕。看起来指标低一点，但是比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好得多，可以掌握主动，避免被动”。
　　参加新设立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后，陈云因病离京去杭州、上海等地疗养。但是原则已经确定，对策已经形成。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根据陈云提出的原则和对策，在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主持下发挥着加大调整力度的领导作用，对1月提出的指标较高的1962年年度计划草案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全国上下通过落实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削减基本建设规模以及关停并转企业等各项任务，使严重困难的局面得以迅速扭转。
　　
　　四
　　
　　调整国民经济，力挽危难局面，陈云不仅在经济工作的组织领导与决策方面得到刘少奇的信任和支持，而且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也得到了刘少奇的推举和赞赏。
　　刘少奇感到，陈云不仅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的讲话和在中央财经小组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对当前的工作具有指导意义，而且他在近几年内的多次讲话和文章也很有价值，应该整理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刘少奇指示邓力群等人把陈云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讲话、文章找到，编成—份材料，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据邓力群回忆：“少奇同志还出了—个主意，要我们把陈云同志这几年对经济工作的讲话、文章，选编一份材料。我把这个意见对陈云同志的秘书说了。秘书给他打电报请示。陈云同志几次三番坚决反对。后来少奇同志说：对他说嘛，不是广为印发，只是印发给中央少数同志、中央财经小组的同志看，作参考。这样，我们就编了一份材料，大约有四五万字，提要一万多字。开始，题目称为《陈云同志论几年来的经济工作》。何均同志提出，已经有了《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再来一个‘论’什么，不好。于是把题目改成《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建设的一些意见》。”
　　4月16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汇报了这件事，信中说：“最近，我要邓力群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三月七日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很值得一看。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决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
　　根据刘少奇的指示，由邓力群等编辑的《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建设的一些意见》收入了陈云1956年1月2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发言至1961年8月8日写成的青浦农村调查等文章15篇。其中，有陈云在中共八大会议上的发言，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提出了应当采取的几项经济措施，特别是提出了建立“三个为主、三个为辅”的经济体制的设想；有陈云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和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反对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的倾向，阐明了综合平衡的原则，研究了建设与民生之间的关系，建设规模与国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国民经济各部门、各方面之间的比例关系，提出了解决人民吃、穿问题和增加猪肉与猪的增产的办法；有陈云在“大跃进”期间，对基本建设工作的讲话，对速度与质量、钢铁指标等问题的研究；有陈云在1961年经济调整中，对发展冀、鲁、豫、皖、苏五省农业问题的研究，对调整农业政策的研究，对进口粮食和实行高价糕点办法的建议，对精简职工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的建议。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建设的一些意见》基本上反映了1956～1961年陈云指导经济工作、解决经济建设与经济生活中所遇到的重大问题与急迫问题的思想智慧。
　　由陈云担任组长的中央财经小组的重新设立，是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后对国民经济实行“伤筋动骨”的大幅度调整的组织保证。中央财经小组对1962年计划大调整的决策的组织实施，成为恢复经济与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关键步骤。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的讲话，在新设立的中央财经小组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以及《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建设的一些意见》的传达与宣传，对国民经济大幅度调整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遗憾的是1962年北戴河会议开始批判陈云等人发挥个体生产积极性的主张，这些材料也就被冷落一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同时，陈云在八大前后和60年代初期经济调整中提出的发挥个体生产积极性、搞活市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主张，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并成为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先导。
　　1980年由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云同志文稿选编(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二年)》，就是在《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建设的一些意见》的基础上扩编而成的。正如编者在前言中所说：“他的观点和主张不仅在那时是正确和可行的，而且现在看来也还是正确和可行的。举例来说：工农商业除国家和集体经营外容许一定数量个体经营的观点，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容许企业有一定自由的观点，发展各项事业特别是进行基本建设要量力而行的观点，计划指标要注意综合平衡并且留有余地求得按比例发展的观点……在今天仍然有现实的意义。”
　　看到这本最先问世的陈云的经济论著，不能不使人想起首倡学习陈云经济论著的刘少奇深远的历史眼光。
　　[责任编辑：郑　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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