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对中国民主建设的影响
时间：2021-07-11 04:01:4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旨在灭亡中国，六年局部抗战和八年全面抗战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日本侵华战争打破了中国发展原有的进程；另一方面，日本侵华战争又在客观上让中华民族在抗日过程中积累了发展的新因素。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进程，主要是在共产党联合爱国势力进行抗日民主建设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运动中推动发展的。本文主要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的民主建设和民众民主意识的觉醒三个方面来谈谈抗日战争对中国民主建设的影响。
关键词：抗日战争 民主建设 影响
正如列宁所说：“在实际生活中民主永远不会是‘单独存在’，而总是‘共同存在’的。”民主是指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的管理。民主的实现离不开经济的发展，独立完整的国家更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前提。因此，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时，只有先打败侵略者获得民族的独立和完整，才能在此基础上建立民主政治。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国共两党都意识到要发动广大民众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要集中全国各种力量一致抗日，就要给人民民主自由，让社会成员都有参与抗战的平等权利。因此两党都应抗战需要，开展的民主建设，尽管都是为了抗战胜利的大目标，但是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国共两党都存在着差异。与此同时，中国民众民主意识的觉醒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的民主建设进程。
一、共产党积极开展有利于抗战胜利的抗日民主建设
其一，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十分重视民主建设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同抗日与和平、民主与和平互为条件一样。民主是抗日的保证。”因此，共产党为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懈地努力。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同年的中共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即“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标志着联合抗日新局面的到来；1937年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表示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1937年9月国民党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就意味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其二，积极在根据地进行抗日民主建设。一是在日本全面侵华后不久，共产党就在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主张“改革政治机构”，提出了“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国防政府采取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以民主和集中的原则改革政治机构。二是在抗日根据地实行民主选举制度，以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为基本原则，凡符合条件的男女群众都可以参与选举。选举制度的民主是政治民主的重要标志，民主选举的实行让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焕发出极大的参政热情，它的实施提高了人民的民主觉悟和增强了民主意识。三是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中，为实行更广泛的民主政治，以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共产党从1940年开始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在敌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该采取我党中央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这种政权不仅激发了各个阶级、阶层的抗战热情，而且提高了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另外，在抗日期间，共产党除了以上的民主建设，还在经济和军事等方面进行了民主建设。共产党的民主建设虽然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取得了一定的合法性，但是在抗日和反对国民党集权的大环境下发展还是有很大的阻碍。共产党的一些民主建设只是在根据地和边远地区开展，但随着抗战的不断胜利，影响越来越大，为抗战胜利后中国政治制度的民主性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国民党在民主建设的合法掩盖下加强集权
一方面，被逼抗日和民主建设。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在形式上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建立了“以党治国”的政治模式。“9·18”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日侵华步步退让，实行不抵抗政策。1931年，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把“剿共”作为当时任务中心，巩固国民党政权，不顾民族安危和广大人民的抗日诉求。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华民族的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西安事变发生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也只能顺应时事需要，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全国范围内开放民主。1938年，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国民参政会制度，国民参政会是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其他抗日党派和无党派认识代表在内的全国最高咨询机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这项制度被认为是国民党民主建设的良好开端。另外，允许各个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和活动，给人民一定的言论、出版、集合结社的自由。国民党为了抗战的特殊原因而想调动各方面力量来抗日实行的战时的民主制度，所以这种民主又是十分有限的。另一方面，加强集权。 国民党在民主建设的合法掩盖下加强集权，为以后中国民主的推行增加了困难。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在形式上好像比以前更加民主，但实际上，这种因抗战需要开放的民主是以国民党政权的巩固为条件的，一旦这个条件不存在，民主建设也不复存在。抗日战争前，国民党对党内各派和地方势力还是以妥协为主，由于一致抗日的需要，国民党需统一在野势力和地方势力派，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國民党一党独大的统治合法性。而与此同时，蒋介石的个人权利也得到了极大地加强，抗日时期，蒋介石担任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总裁、海陆空军总司令、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主席等职务，揽诸多军政大权于一身。这种体制虽然在战时可以调动尽可能多的力量来进行抗日，但是这种集权一旦形成，无论对抗战中还是抗战胜利后的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形成很大的阻碍。1945年到1946年，中国共产党、多民党以及各民主党派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探讨抗战后和平民主的建国方案，但是国民党凭借战时积攒的强大经济、军事力量再一次发动内战，以巩固其一党专政的地位，使中国错过了向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好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