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军队报告引出领袖的“理想王国”（一）
时间：2021-07-11 00:03:4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16年1月7日，中央军委原总后勤部已在新一轮的改革中，更名为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已是物是人非，好在该部门主管军队农副业生产的职能还在。如今的年轻人在奋斗“中国梦”的今天，对当年简单的一个军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竟然引发中共领袖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已感到遥远和惊诧，好在一些当事人的记忆和相关档案还能考据分析。
邱会作在荒年接任总后勤部部长，粮食问题开始发酵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权威记载：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批判了彭德怀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随后，中央军委于1959年8月8日至9月12日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内容主要是揭发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反党集团”和“资产阶级路线”。会后，全军各大单位进行了“反右倾”的斗爭。
此记载，说清了共和国首任国防部长、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下台的情况，同时也记录了各大单位进行了“反右倾”的斗争，更关键的是表明军队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彭德怀下台，林彪接任国防部长一职。在“各大单位”之列的军委总后勤部也作为“路线清查”的重灾区，领导层易人换将。林彪便在这时向毛泽东、周恩来推举了总后勤部副部长邱会作担任总后勤部部长。
邱会作，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在兴国扩军时入伍，1955年他刚过40岁，就被授予中将军衔。据说，他在“文革”中有句名言：“红区不如白区吃香，老红军不如造反派管用。”这话不知道真假，但他嫌评中将衔低了发牢骚是真，好长时间不喜欢穿军装，经常穿一件风衣、戴一副墨镜。许多总后机关和后勤学院的老人对他有此印象。
在“文革”前因乱发牢骚、生活作风腐化，邱会作曾受到一些老同志的批评。时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曾指示总后召开党委民主生活会对其帮助，这些均有档案可查。从另一个方面讲，作为一名老红军，邱会作对毛泽东满怀忠诚，对林彪感恩。另外因周恩来在长征前曾救其一命，邱会作也一直感激不尽。基于多方面的原因，邱会作上任发挥年富力强、勤于思考的特点，工作有干劲。这也是当时一些老同志的印象。
挑选邱会作担任总后勤部部长，在当时算是优中选优。
一位老人如是说：“林彪用了一些犯了错和罪的人，但林彪从来没用过一个怂人。”这也即是说，用人不看小节看本事，这是林彪在战争年代和特殊岁月的风格。
邱会作后来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被关进牢狱，并被开除党籍、剥夺中将军衔，那是后话。当时由林彪提名、周恩来认可，并向毛泽东推荐，是因为邱会作的确算是一个军队后勤的行家。
1929年，邱会作参加地方武装不久，就被编入红三军。1934年9月开始，就纳入军委总供给部当统计员，并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担任军委四局科长。到达延安后，任军委总供给部粮油处长、副部长。后来到新四军、去东北、南下等，曾在中南军区任政治部第二副主任。1959年重回后勤战线，担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后勤学院院长。在战争年代，他为边区筹粮，特别是为召开党的七大准备粮食，深得军委欣赏。
1959年10月，经过“反右倾”斗争的军委总后勤部新班子开始运行。按惯例，当党委主要领导变更以后，这届班子就俗称为“新一届”。邱会作上任之后，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被任命为党委书记后，便带领新班子“反右破局”。
1958年时中国政治上有一个口号，那就是“大跃进”。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在回忆中，经常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这些概念混为一谈。这也难怪，在新中国建设发展的探索之初，全国上下怀着建设社会主义迈向共产主义的热情，总免不了情绪高亢地以主观看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用政治激情焕发冲天的干劲，提出了许多探索性的口号。对此，应当看为一种建设发展时期的幼稚病，若把这归咎于某一个人的过错，似乎有失公允。
2014年3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当年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十年论战》，主要回忆了1956年至1966年期间的中苏关系。从这本书中，我们便可窥见，当时苏共也有一种“跃进风”，苏联的领导人认为可以迅速与美国平起平坐，我国也很快有了“超英赶美”的说法。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探索中，“赶上美国，超过英国”的口号，被当时许多人接纳，那是一种集体迷茫……
对1958年的问题是“天灾”，还是“人祸”的看法，史学界也没有相对统一的说法。笔者查阅历史档案，1958年除了局部旱涝，但总体天灾不甚明显。还有老人讲，1958年还是历史上的一个丰收年。也有当时记忆，人民公社食堂是放开吃，但总是吃不饱……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1958年全国收成良好，但丰收之前浮夸风就开始了，这边地里没有“颗粒归仓”，那边已放出了增产丰收的“口号”，实际收成与进入国库的数目不符。同时，放开肚皮吃饭也浪费较大。还有一些地方夸大了当年的收成实情，用粮食喂牲口，用粮食制造工业用品，甚至用粮食养鱼喂虾，把收上来的粮食也糟蹋不少。
1959年春，国家粮食告急，政府则采取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政策，造成了许多地方出现恐慌，许多公共食堂也面临关门。粮食成为新中国建设发展中的一个拦路虎。更有甚的是从1959年开始，全国性的蝗灾、瘟疫接踵而至，一袭三年，老百姓挨饿，几百万军队也告急！
粮食告急，最有感触的应当是各地群众和当地政府，可惜因为“反右”起劲，各级政府怕落后，个别地方饿死了人，但信息渠道被阻断。但渠道再被封锁，饿死人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情况反映到上层，毛泽东亲自向个别省委了解灾情，中央就派军队去了解情况。
据多名军队领导在回忆中记述，他们都接到周恩来等人的指示，亲自到过一线去了解情况，核清实情。
2011年，邱会作对其子邱程光说：1960年5月，广西横县致电曾在广西工作过的邱会作，要求接济军粮1万斤救命。邱接电后报周总理，并奉周总理命令秘密查看，结果发现县委书记已饿得卧床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