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和刘少奇关系的分水岭
时间：2021-07-11 00:03:4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和刘少奇,一个在根据地、一个在白区,摸爬滚打若干年,为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革命理论和经验,各自做出了重大贡献,并成为所在领域的代表人物,两人彼此欣赏,珠联璧合。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如何搞,无论对毛对刘还是对全党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显然其任务是十分艰巨的。虽然苏联已经有了一个现成的模式,根据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他们懂得照搬肯定是不行的,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来确立自己的建设道路。
既没有经验可谈,又不可能照搬他国的经验,在艰难的实践与探索中,自然,毛刘之间产生不同意见、产生磨擦不仅在所难免,而且常常发生。
最早是山西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接着是新民主主义秩序的问题,然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等等。上述不同意见的产生,因为是在工作顺利的情况下出现的,并不牵扯个人的责任,又没有形成一定的气候,大家都是为了中国的繁荣富强,说起来也就是意见不一致的问题,谈不上什么恩恩怨怨的,因此并没有根本影响他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友谊。1956年中共八大时,毛泽东把刘少奇等推到领导工作第一线;1959年,毛泽东又主动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由刘少奇接任,党和国家的工作仍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然而,三年自然灾害后,人们思想认识上产生了很大分歧,主要表现在对过去几年,特别是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和错误的看法,以及对当前经济形势的估计。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县委书记以上七千多干部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正是在此次会上及会后产生的分歧,成为毛刘关系的一道分水岭,也成为后来“文革”发生的一个原因。
对“三面红旗”的认识
由于多年搞“大跃进”和“反右倾”的影响,一部分干部和党员认为,当前把困难看得过重了,他们在等待形势好转后继续大干,再重新“跃进”;一部分干部虽然认为需要调整,但惧怕因此而犯否定“三面红旗”(即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错误,因而犹豫不决;还有一部分干部则在困难面前悲观失望,产生怨气。
毛泽东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呢?“大跃进”中的错误是严重的,毛泽东对此也有较充分的认识。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曾说: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要受惩罚,要检讨。我现在受处罚,土地瘦了,牲畜瘦了,人瘦了,“三瘦”不是受惩罚是什么?但他仍认为,过去几年,包括“大跃进”三年,总的来说,办的好事是基本的,“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之所以发生错误,主要原因是缺少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现在把这些缺点错误总结出来,就有可能制定一套合乎实际的正确的具体政策,我们的工作就会一天天走上轨道。1961年9月在庐山开会时,毛泽东在周恩来发言中也曾插话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与邓小平等谈话时又说,去年、前年心情不那么愉快,今年很高兴,因为具体政策都见效了。
对此,刘少奇又是怎样看的呢?由于刘少奇深入湖南农村进行了44天的调查研究,更多地了解到真实情况,因此对1958年以来的错误另有一番认识。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在分析经济困难时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刘少奇指明这些缺点错误并不牵涉到“三面红旗”本身后,又说:“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即便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则以他特有的简捷方式明确说,恐怕我们工作上的毛病是主要的。
中共中央希望通过召开工作会议,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的思想。由于毛泽东的明确态度,会议报告对经验的总结,就只能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1961年11月5日,刘少奇宣布由陈伯达牵头,胡绳和吴冷西等参加,担负报告起草工作。
刘少奇审看报告的初稿后,22日专门到钓鱼台找陈伯达、吴冷西等谈话,提出修改意见。刘少奇开门见山地说,报告的起草,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讲的那两句话,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他特别强调,过去四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汗,这才能接受教训。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一年来中央逐步改正错误,要求各地、各部门也改正错误,不能自行其是。
刘少奇还说,对形势的估计不能助长过分乐观的思想,要保留一点,因为目前情况还没有完全摸透,尤其是工业、财贸;“15年超英”的口号是否仍提,要好好考虑……这一点,他讲得很慢,字斟句酌。谈话结束前,刘少奇又嘱咐了一句:“大家不要怕这怕那,要放开手脚写,要敢讲老实话,讲过了头也没有关系,反正是草稿,中央政治局还要讨论,错了政治局负责。”
经过反复修改,1962年1月初报告写出了第一稿,按照刘少奇“缺点讲透”的精神,报告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大跃进”几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应该说也基本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图。
1962年1月7日,刘少奇将报告第一稿呈送毛泽东,准备在毛泽东审阅同意后,再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正式通过,然后向大会报告。
1月9日晚,刘少奇到毛泽东那里开会时,毛泽东却说报告稿很长,还没有看完。但不要等他看完,也不等中央政治局通过,索性现在就发给已经到京参加大会的所有同志,征求意见。理由是“参加会议的有各方面人员,多数来自基层,能够从各个角度提出意见来,能更好地集思广益”。毛泽东的话说得很婉转,实际上表明了他对这个报告并不很满意,最主要的是报告对形势的估计违背了他的基本看法。不过这个意思当时他没有说出来,而是希望通过会议代表说出来。
大会报告的修改风波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原来设想为三级(中央、省、地区)干部会。后来毛泽东说,根据最近几年的经验,这种一般规模的工作会议,尚不能最有效地把中央的精神与要求全面地贯彻到县一级,达到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的目的。他建议扩大为四级(增加县级并包括相当于县级的工矿企业和军队的负责人)干部会,并要求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冠以“扩大的”三个字。于是中央决定这次扩大的会议参加者包括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市(地)、县、重要厂矿的负责干部及解放军的一些负责干部,共7078人,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
会议从1962年1月11日正式开幕,而后以小组会议的形式分头讨论刘少奇的报告。
讨论最初集中于“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问题,多数代表同意报告的观点。接下来,代表们的分歧也随之表现出来。很多人认为有体制上的原因,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处理不好。他们说,1957年以前,搞一长制,过分强调“条条(中央)”,“块块(地方)”摸也摸不得;1958年,又提倡权力下放,“块块”的领导加强了,但权力下放太多,“条条”失去了作用。但也有人认为,分散主义的根源不在地方,而在中央,是中央这几年工作失误造成的。
很显然,反对分散主义,必须要搞清楚“大跃进”以来缺点错误产生的根源。随着讨论的深入,大家发言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问题提得也越来越尖锐,争论也越来越激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