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论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的学术关系
时间：2021-07-10 00:04:2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关键词］青年马克思；青年恩格斯；学术关系；国外马克思学
［摘要］本文主要就国外马克思学家关于青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关系的研究作一介绍和评析。英国著名马克思学家卡弗通过对比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来考察恩格斯思想发展的程度，得出的结论是青年恩格斯思想领先于马克思；日本著名马克思学家广松涉基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明确提出青年恩格斯引导青年马克思的论断；里格比等马克思学者也提出青年恩格斯对青年马克思有很大影响。笔者认为，国外学者关于青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关系的探讨是有启迪意义的，但广松涉非常极端的观点却难以成立。
［中图分类号］ B0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2572826（2006）08008308
20世纪60年代以来，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术关系一直是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先是初期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论”大为流行，然后是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致论”与“对立论”针锋相对。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学者（既包括“对立论”者也包括“一致论”者）还系统考察了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的学术关系。不论是“对立论”者还是“一致论”者，在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关系问题上结论惊人的一致：青年恩格斯极大地影响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鉴于国内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已经非常熟悉，对马克思恩格斯“一致论”也已有所评介，［1］本文主要对著名马克思学家卡弗、广松涉等人关于青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关系的研究作一介绍和评析。
一、 卡弗论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的关系
英国马克思学家卡弗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关系》一书中花了很大篇幅来考察恩格斯早期思想的发展，特别是通过对比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来考察恩格斯思想发展的程度。1842年3月布鲁诺•鲍威尔被波恩大学解雇后，恩格斯的兴趣和抱负就从文学和哲学转向更直接的政治问题方面。这时恩格斯开始给《莱茵报》写稿，而几乎在同一时间马克思的撰稿对象也从《德国年鉴》转到《莱茵报》。两人都对1841年12月的普鲁士书报检查令以及当时的其他政治辩论进行了批评性评论：马克思针对财产法和济贫问题，恩格斯针对陪审审判制度和德国统一问题。在回应赫斯发表在《莱茵报》上的一篇关于集权与现代国家的理论性文章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再次合拍。马克思写了《集权问题》一文；［2］(P289-291)恩格斯写了《集权和自由》一文。［3］(P392-397)总之，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兴趣和观点是一致的，两人在各自的著作中都考虑了社会阶级问题，两人都不是典型的青年黑格尔派作家。
1842年底，恩格斯在《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一文中指出，宪章主义本质上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其利益使它远离中间等级中的改良主义者。同时恩格斯对宪章派的和平战略持怀疑态度，因为中间等级决不会同意普选权从而损失在下院的优势地位。在《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一文中，恩格斯论证了共产主义者的假设，即英国工人阶级由于完全依赖于工业资本主义的经济环境而负有革命使命：“工业虽然可使国家富庶，但同时也造成了急速增长着的赤贫如洗、勉强度日的无产者阶级，这个阶级是消灭不了的，因为他们永远也不能获得稳定的财产。而这个阶级占了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几乎是一半”。［4］(P549)这里恩格斯分析的关键在于这样一个观点，即现代工业国本身就包含着无法解决的矛盾：“从一个工业国必须具备的前提出发，自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为了保卫自己的财源，这个国家应该用保护关税来防止别国工业品的侵入。但是，本国工业品由于外国工业品要付关税而提高了自己的价格，这就又使关税必须不断提高，因为按照一般公认的原则，只有不断提高关税才能消除外国竞争。可见，这个顾头难顾尾的局面会无止境地继续下去，同时这里也就暴露出工业国这个概念本身所包含的矛盾”。［4］(P548)特别重要的是，恩格斯声称他的论证并不完全基于哲学范畴，因为对现状的直接观察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一内在矛盾的结果是英国国内工业的逐步收缩，进而导致工人阶级遭受巨大痛苦：“商业稍微一停滞就会使这个阶级的大部分人挨饿，大规模的商业危机就会使这个阶级的大部份人挨饿。既然是这样一个情况，那末这些人除了起义还有什么路可走呢？况且按人数来说，这个阶级已经成了英国最强大的一个阶级，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英国富翁们就该倒霉了”。［4］(P549)通过多次的合法斗争，无产者意识到了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暴力消灭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英国人特有的守法观念还在阻碍着他们从事这种暴力革命。但是，既然英国正处在我们上面所描述的那种情况，那就不可能指望工人中间在短时期内不会发生普遍贫困的现象，那时，怕饿死的心情一定会超过怕违法的心情。这个革命在英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正像英国发生的一切事件一样，这个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成为原则，这就是说，革命将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恩格斯还指出，英国人是从“所谓物质利益”出发的，在英国，在辉格党和托利党中间，是从来没有过原则斗争的，它们中间只有物质利益的冲突。
卡弗指出，恩格斯1842年底发表在《莱茵报》上的这几篇文章使他在此之前已经获得的思想得以清楚的表述；而相对于马克思来说，马克思1843年所主张的方法论，如对当代政治问题进行分析、对政治家和哲学家所使用的现有分析范畴进行无情的批判、避免先验的看法和学说、澄清政治策略与经济利益之间的联系以及促进实际参与者与理论家之间的对话等，在恩格斯的这些文章中都得以明确体现。因此，此时恩格斯的思想发展比马克思稍微先进一些。
1843年11月，作为《德法年鉴》的编辑之一，马克思收到了恩格斯的投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该文对马克思产生了巨大冲击，呈现在马克思面前的是，对当时最精确的社会理论即政治经济学的入门导论。相形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学，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对经济生活所作的考察就黯然失色，因为这种考察已经落伍了20年。马克思在看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之前已经阅读了斯密等人的著作，并且已经把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概念与随后进行的对政治经济的解剖联系起来。恩格斯对斯密、李嘉图、麦克库洛赫、马尔萨斯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学家的批判正好与马克思的研究思路合拍。更为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代表了对另外一种掩盖现实世界斗争的“神秘意识”（即政治经济学辩护性的一面）所作的严肃系统的批判。正如马克思后来所评价的那样，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一部光辉著作。它集作者的主观意图、所作的系统探讨以及清晰的辨别工作于一体，完全不同于马克思已有的著述。它的议题（当代政治经济学）离开了青年黑格尔派的传统，是当时德国知识界非常薄弱的研究领域。青年黑格尔派和共产主义者对英国和法国主导的这一研究领域要么不甚了了，要么完全无知。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文献的熟悉及展现的分析专长远远超出了当时马克思所达到的程度。《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资料性的但却是无情的批判性探讨，对马克思有极大的吸引力。马克思后来特别提到他和恩格斯马上就不断通信交换意见。
而最重要的是，1844年初马克思对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所作的摘要以若干压缩的短语（私有制、商业、价值、竞争等）［5］(P3)预示了他终生工作的航向。马克思在读过恩格斯的经济范畴批判梗概之后，马上就论述了自己的政治承诺（代替资本主义及相应不平等体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研究主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纲领（对政治经济学范畴作批判性考察）以及叙述的出发点（商品概念的价值理论）。卡弗还具体考察了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及《资本论》的影响。比如，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讨论的“矛盾”后来在《资本论》中得到更具体的探讨；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要做政治经济学家未能做到的事情，即考察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前提，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则试图挖掘隐藏在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下面的东西；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论之后的话题就是马克思《资本论》一开头讨论的话题。恩格斯的话是：“‘国民财富’一词是由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竭力概括才初次出现的。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这个用语便没有任何意义。英国人的‘国民财富’很多，但是他们却是世界上最穷的民族。必须完全抛弃这个用语或采取一些使它具有意义的前提”。［4］(P600)马克思的话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6］(P114)此外，恩格斯对其他范畴的分析如“地租”、“资本的利润”和“工资”成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进行分析的三个范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全部人类历史的“前提”的论述，以及《资本论》中对商业危机原因的分析、关于按计划对生产进行有意识调节的思想、关于科学的运用所引起的技术变革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的思想等，都可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找到源头。卡弗说，一旦有了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剥削理论，那么甚至可以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后半部分看作是《资本论》第1卷的纲要。实际上，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后来还成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副标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