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治理与推进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耦合逻辑及实现理路
时间：2021-07-08 16:07:4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须依托于科学的理论参照，既要重视借鉴其以往相关理论的实践与发展，也要注重其本土化的治理实际。元治理既凸显了公民社会与政治权力之间互动的“多样性”，更注重国家在治理中的元作用及组织间对话，试图在国家化和自由化之间寻求社会可接受的有限理性治理策略。元治理与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有重要的耦合性，可以从构建以党组织为主导的多元治理主体、营造以法治为引导的多中心良性互动治理结构、建设以治理信任增量为基础的治理主体间学习网络等方面入手，来探索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理路。
关键词：元治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耦合逻辑；实现理路
中图分类号：D6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9-0013-05
引 言
习近平在2014年2月17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1]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不仅是实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力保障，更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效能和治理合法性的必然选择。而“元治理”（“meta-governance”）是对治理理论与实践缺陷的反思与修正，由英国著名政治理论家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 在1997年最先提出。元治理被称为“治理的治理”，是指“一种产生某种程度的协同治理的手段（方法），通过设计和管理科层治理、市场治理、网络治理三种治理模式的完美的组合，以期实现对公共部门机构的绩效负有责任的公共管理者（ 元治理者） 来说是最好的后果”。[2]元治理是鉴于治理在实践中存在的若干局限，通过与现实的不断磨合和修正演化的产物，被认为是克服治理失效的有效选择，旨在最小化三种治理模式间的摩擦与冲突，寻求一种协同互补创新的有限理性治理模式。它不仅认识到“治理失灵”，更考虑到治理现代化需要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实际。
目前关于元治理在各领域、各层面不同治理难题与治理情景中的研究，既有对其治理价值与理念的实践，也有对其治理技术与手段的运用。现有的研究丰富了元治理理论的学理体系和其实践的可能性与多样性，使其成为一种科学的理论分析框架和有力的问题破解工具。值得思考的是，如何在深刻理解元治理结构与过程内在机理的基础上，使其既能与宏大叙事的论述深度融入，又能与微观治理的要素与条件有效契合，从而选择一个与国家治理体系有机融合的治理思路？本文正是基于此，在掌握元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来考量元治理与中国国情和中国议题的耦合性，从而为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元治理实践理路给出一定的图景展望。
一、治理的困境、元治理的出场及其实践现状
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南撒哈拉非洲发展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一词，在此后的国际社会事务和政府决策管理中其被广泛重视，而随之与治理涵义及其理论相关的实践研究也在政治与社会经济领域的语境中被重视，并成为一个“时髦词语”。
（一）治理的困境
“治理”（governance）一词源于拉丁语和古希腊语，而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N·罗西瑙是其最早的研究者。治理理论作为一个超越以往政策的新理念，是相对以往旧式统治风格而言的一种前景光明的现代化，以知识——权力理论与后现代主义合作、竞争和交流理念为依托。它所偏好的统治机制并不是仅仅依靠政府的权威和制裁，而是多元力量进行统治及互相发生影响的行为互动，进而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不足。它既是对新自由主义倡导消除二元主义隔阂的回应，也是对后现代主义建构理念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的体现。治理理论作为一种网络化的公共行为，强调通过互动的程序和系统的谈判来确定治理目标、手段、价值体系和行动逻辑，已成为探索政治关系实践新式原则的重要理念和分析方法。但与此同时，随着实践和研究的深入，治理的困境也被不断发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去中心化的后现代性倾向可能导致权责边界模糊。治理客观上是社会结构复杂化、利益冲突与价值多元化、管理危机频繁化、公共问题跨域化背景下的产物，它倡导根据治理对象和环境的变化采取集体行动方案的权变治理思路。集体参与公共事务治理过程是国家权力与市民社会互动的新发展，以去中心化、去确定性、去结构化来实现非正式权威与正式权威对治理过程与结果的参与。但这同时也增加了多方协同互动治理过程下的动态模糊性，使各方治理主体行为的界限与责任非固定化和模糊化。恰如格里·斯托克关于治理的五个论点中所说“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答的过程中其存在的界线和责任方面的模糊之点”。[3]集体行动的逻辑思维使得公众对于复杂事务到底由谁负责感到困惑，加上治理制度设计的有限理性，使得每逢问题发生时出现责任委推与相互扯皮。例如众多的治理主体间由于缺乏一个绝对的权力和权威，协同共治的行动权力也意味着责任共担，但法不责众的理念使得在承受结果时出现量责过轻或过重的现象。
2多元利益相关者合作共识达成的效益性与可能性有待商榷。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围绕着民主规模和民主质量的讨论一直是政治学的古老问题，“治理理论倡导在现有的代议制民主的框架内增加直接民主的含量”，[4]发挥市民社会的社会资本存量作用。但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利益联系日趋密切的同时也要求制度化、组织化的利益互动渠道能够有效供给，这样公民参与合法性和制度效率性的矛盾，就成为多中心治道格局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当面对复杂紧急的治理难题时，治理目标与行动方案的达成仅仅依赖讨论与妥协可能会造成民主成本过高，甚至会错过最佳集体行动时间。例如，当企业组织表达自身偏好，并与政府和其他组织进行互动博弈时，可能会基于自身私人团体的经济利益来摧毁共同目标，公民精神面临着被撕裂的风险。若过分的强调多元利益整合与兼顾，可能使得行动方案由于民主性而忽视民主存在的重点为合法性前提下的治理有效性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