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自由化：馅饼还是陷阱
时间：2021-07-08 12:01:5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金融自由化是实现金融深化的一种手段，传统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既有其合理的一面，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转轨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实践大多并不成功，对金融自由化理解错誤、忽略金融自由化的条件、放弃有效的金融监管是中国能够从中获取的经验教训。只有深刻认识金融自由化的实质，我国的金融改革才不至于落入金融自由化的陷阱之中。
[关键词] 金融自由化 陷阱 转轨经济
自从20世纪70年代金融自由化理论问世以来，从南美到东南亚、从俄罗斯到东欧，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转轨中国家纷纷奉这一理论为圣经，在本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中大力推而广之，惟恐落人之后，一股金融自由化浪潮席卷世界。仅管1990年代的南美、亚洲金融危机引起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对金融自由化理论的质疑，但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在极力倡导金融自由化。
一、金融自由化理论的演进
金融自由化理论源自肖（Shaw）和麦金农（Mckinnon）于1970年代提出的金融深化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对金融体系实施了比较严厉的控制,这不仅不利于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而且还会扭曲资源配置和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肖和麦金农把它称之为“金融抑制”,并指出解决“金融抑制”的有效途径是实施“金融深化”。因为他们认为,以实际利率和实际汇率为标志的金融自由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而低于均衡利率水平的实际利率与被高估的国内货币则阻碍了经济的增长。据此可以看出，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深化”是有密切联系的两个概念：“金融深化”描述的是一种状态，即一种对经济的发展能起到积极促进作用的金融市场状态；金融自由化则是达到“金融深化”状态的一种途径，故在实际操作中金融自由化表现为一种金融政策。由于两者之间密不可分，因此，在考察发展中国家金融与经济发展进程时，学界往往对两者不做严格的区分。
从内容上看，完全的金融自由化理论上应包括：对公共金融机构的私有化；允许外资银行进入；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加强市场竞争；降低存款准备金要求；取消指导性贷款；利率市场化和开放资本市场等。根据各国的实践进行总结，又可以归纳出金融自由化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1)金融商品价格自由化，即取消对利率、汇率的限制；(2)金融业务自由化；(3)金融市场自由化；(4)资本流动自由化，即放宽外国资本、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本国金融市场的限制，同时也放宽本国资本和金融机构进入外国市场的限制。
金融自由化理论形成以后，西方学术界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不少经济学家沿着麦金农和肖开拓的路子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金融自由化理论。其中，卡普和马西森的投资规模理论（K-M模型）对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适当的经济政策和金融体制改革来同时实现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刻的阐述。加尔比斯（Galbis）的“G-L模型(投资效率模型)”指出，金融自由化是通过改善投资质量来提高经济绩效的。马克?帕加诺(Marco Pagano)运用“AK”模型(即内生增长模型，假设不变的外生储蓄率和固定的技术水平，可以解释消除报酬递减后将如何导致内生增长。)对金融自由化后的金融发展对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富有价值的研究，认为实施金融自由化可提高储蓄水平和投资效率，增加流向产业部门的可贷资金量，从而提高银行效率，改进资源配置效应，促进经济增长。金和莱文(King and Levine，1993)检测了77个发展中国家1960年～1989年间交叉部门的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多变量指标之间的联系等都得出同样的结论：金融自由化有利于经济增长。
但对金融自由化理论提出不同意见的学者也有不少。新结构主义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存在明显的二元经济特征——现代意义的正规金融市场（正规信贷市场）和落后的场外金融市场（非正规信贷市场）并存。由于正规金融市场要缴纳法定准备金，所以会发生资金“漏损”。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保护好已经效率很高的非正规信贷市场，而不要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 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政策是否一定导致资金来源短缺、投资不足等问题，还取决于银行行为和市场结构。新制度学派认为，在利率不上升的情况下，金融深化也可能出现，从而否定了金融自由化的必然性。莫尔（Moel,2001)指出，金融发展的重点在于国内金融部门的发展，资本自由化允许公司去国外融资，引起市场的分散化，减少了国内市场的流动性，阻碍了国内市场的发展。赫尔曼、穆多克和斯蒂格利茨则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对金融自由化策略提出质疑，提出了在金融深化过程中政府选择性干预的金融约束策略。具体策略包括：控制存款利率，保持低度的正实际利率水平；限制银行业竞争；限制资产替代；定向信贷等。赫尔曼等人同时强调，金融约束也不等于金融抑制，金融约束将逐渐向金融自由化过渡。较之理想色彩浓厚的金融自由化策略而言，金融约束策略强调政府选择性的干预这一基本立场，似乎更贴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
不可否认，金融自由化理论抓住了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诸如利率市场化等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对于推动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发展确实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但也正如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金融自由化理论还存在许多缺陷，若盲目地全盘照搬，极易引起金融市场的不稳定甚至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二、金融自由化在转轨经济中的践行
上世纪90年代之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金融体制如同其经济体制一样，是一种高度集中的“大一统”体制，金融抑制的特征十分明显。银行承担着财政的资金配置功能，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借助于银行实行低利率、高汇率和信贷配给政策，以确保资金被使用到政府想要安排的部门或企业中去。这种金融压制政策抑制了金融体系功能的发挥，并不利于提高储蓄率和资本积累效率。九十年代后，俄罗斯及东欧转轨国家实施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以激发金融体系的活力，增强金融体系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综观各国的改革，可见它们对金融自由化的推行可谓不遗余力。
第一，金融市场自由化方面的改革。迅速打破原有的单一银行体制，放松各类金融机构进入金融市场的限制，短期内快速建立起二级或三级银行体制。以俄罗斯为例,1989年只有43家银行，到1995年1月已经有2517家,其分支机构达到5486家。世界银行发展史上从未出现过俄罗斯这样的情况，在1988年～1995年这么短的时间内产生了大约2500家独立的银行，而美国1000家银行的建立大约持续了80年。波兰在转型开始的几年中，也成立了一批银行，1993年有95家商业银行，后来倒闭了一部分，降为70家。匈牙利到1993年6月的时候建立起了30家商业银行，5家专业银行，256家储蓄合作社。白俄罗斯到1999年时已完全实现了银行业的私有化，国内私人资本比重占到了96%;哈萨克斯坦2001年时国内私人资本也占到了全部银行资本的50.8%。
第二，资本流动自由化方面的改革。对国外私人资本的开放是实现银行业私有化的另一条重要途径，同银行业对国内私人资本的开放相比，在这方面转轨中国家做得更为彻底。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克罗地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等国，外资银行的资产平均占各国银行全部资产的11%，其中，克罗地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斯洛文尼亚只占4%以下。但到2000年时，上述9个国家的外资银行资产占有率平均已达64%，其中爱沙尼亚已达到97%。 国外银行资本的大量进入固然可以给银行业引入竞争机制，带来国外先进的管理体制，但过多地依赖外国资本，极易导致本国金融主权的丧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