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的政治”：,民族主义为什么没有衰落？
时间：2021-07-06 16:00:4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提要】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长期存在一个重要理论困惑：民族主义何以持续影响国际政治进程？然而，国际关系研究倾向于将民族主义作为自变量来对待，用于解释各类国际问题的产生，而很少对民族主义本身进行研判。虽然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对民族主义的国内因素作出了深入系统的探讨，但是对国际体系层面的诱因依然缺少了解。本研究尝试弥补上述认知缺口，通过分析国家利益和国际承认两个自变量之间的互动来解释民族主义的发生。笔者认为，民族主义理论对国家利益的证成具有明显的内向性，但民族主义的诉求又是双向的：一方面从民族国家的独特性出发，强调独立自主，拒绝外部干涉;另一方面又对外部认同和民族荣誉抱有极大关切。国际社会中“承认的政治”的兴起挑战了作为民族主义伦理基础的特殊主义，导致了国家行为在很多情况下需要向外部寻求正当性。“承认的政治”不仅扮演着国际大众舆论的角色，更参与具体争端问题的解决，这与民族主义对国家利益的规定存在原则上的不兼容，进而引发民族主义的激烈回应。
【关键词】“承认的政治”民族主义国际社会国家利益
2016年以来的世界政治再次目睹了民族主义左右国内议程、改变国际局势的潜在力量，以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为代表的一系列“黑天鹅”事件，使得国际观察家们重新聚焦“国家边界”“国家利益”等传统概念。冷战后曾被预言即将消亡的民族主义，在政治上展现出持久的生存能力和隐秘的重要性。在全球资本主义不断消解民族边界、挑战国家政府职能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冲击之下，民族主义何以持续影响国际政治进程？其长期存在乃至周期性繁荣的动能从何而来？由于对“历史终结”的乐观信念，国际关系学界对民族主义的关注进入低潮期，民族主义逐渐成为批判的对象，而不是解释的对象。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长期存在只将民族主义作为自变量来使用的倾向。例如，用德国民族主义解释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用犹太民族主义解释巴以冲突，用俄罗斯民族主义解释乌克兰危机，用不列颠民族主义解释英国“脱欧”。类似的因果分析逐渐形成一种标准陈述，而且自变量和因变量的位置很少颠倒——是民族主义导致了冲突和矛盾而不是相反，这种特征在对第三世界国家民族主义的研究当中格外显著。然而，一个非常关键但经常被国际关系学者选择性忽视的问题是：民族主义可能导致冲突，但是什么导致了民族主义？
国际关系学者们倾向于认为，研究上述问题是人类学、民族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学科责任。这或许是一种颇为合理的假定。然而，系统地关注是什么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学科通常很少探索国际体系层面的变量，这一学科群体的概念和理论工具多集中于国内层面，例如政党、媒体、教育、就业、收入分配、市民社会、家庭结构甚至文学艺术。在这样的前提下，民族主义研究中发展较为成熟的解释变量有历史仇恨、异族压迫、资源竞争、宗教文化差异、精英的政治动员，等等。例如，杰克·施耐德（Jack L.Snyder）讨论了民主化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问题是：民主化过程中，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和政治结构更容易导致民族主义的爆发？卡尔·多伊奇（Karl W.Deutsch）将现代社会的传播体系与民族认同联系到一起，他指出只有借助发达的传播手段和传播网络，精英阶层的观念与利益才能够跨越地理局限影响数量庞大的民众。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多伊奇的思路发扬光大，他强调报纸和小说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对中国民族主义个案的分析也同样如此，一个经常被提及的自变量是近代史上的“百年国耻”，半殖民地的经历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心理和历史背景，使得复兴、雪耻成为团结各种社会力量的共同诉求。
即便那些对跨国力量和超国家行为体感兴趣的学者，也更倾向于考察政治单元之间的互动而不是体系层面的变量，这类研究的题目通常是“南北苏丹族群冲突的宗教和历史原因”“印巴战争与争议领土的边境管制”或“法国穆斯林移民的身份困境”。换言之，大部分从国际视角来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所检验的研究假设还是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在《国际政治理论》里面批判的还原主义理论，尽管还原主义本身并不一定损害这些研究基于各自学科定位的重要价值。华尔兹在这部只有九章的作品中，用了四章的篇幅來讨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其重点就在于区分还原主义理论和系统理论。例如，用美国的经济需求来解释它对霸权的追求，虽然看似讨论的是霸权秩序或国际体系的问题，但是其使用的自变量均为单元层次的——美国的国内需求、民主过程和对外政策。再例如，用两国在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问题上的冲突来解释民族主义，这也是还原主义的理论。虽然集体记忆确实与局部民族主义的勃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这依然是用单元层次的变量来解释民族主义。
对民族主义问题感兴趣的国际关系学者很少意识到，国际关系学科对体系层面的关注在社会科学的大家族中是相当独特的，其他学科大多不认为自己掌握着探讨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部分学者或会关注体系层面的某些要素，但极少讨论国际体系本身，这导致了民族主义被误认为是“族群的问题”或“国家的问题”，只不过这些问题会造成严重的国际后果。换句话说，面对某个民族主义现象，社会科学倾向于在单元层次寻找其产生的原因，在国际范畴观察其导致的后果。这种内外分裂严重阻碍了社会科学对民族主义的全面认知和理解，并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政策讨论。
要对上述趋势作出调整和修正，就需要将体系层次的变量引入民族主义问题的讨论。本研究尝试弥补这种认知缺口，通过分析国家利益和国际承认两个变量之间的互动来对民族主义作出体系层面的解释。笔者认为，国家利益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是充满争议的概念，而国际社会当中“承认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的兴起导致了一国在许多情况下需要向外部寻求合法性，“承认的政治”不仅扮演着国际大众舆论的角色，更参与具体争端问题的解决，这与民族主义的原则主张存在严重的不兼容。民族主义理论对国家利益的证成具有明显的内向性，但民族主义的诉求又是双向的：一方面从民族国家的独特性（particularity）出发，强调独立自主，拒绝外部干涉;另一方面又对外部认同和民族荣誉抱有极大关切。国际社会对一国国家利益的“承认缺口”可能引发民族主义的剧烈反弹，这往往又导致国际社会更为坚决的反对或抵制，引发民族主义的“双螺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