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为什么被调离中国
时间：2021-07-06 12:03:5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Hendricus-Sneevliet),生于荷兰鹿特丹,一生具有传奇色彩。他曾经在荷兰的殖民地印尼爪哇工作。但是作为宗主国的公民,他却十分痛恨殖民统治当局对殖民地人民的压迫,并在印尼组建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的前身)反对殖民当局。这导致他在1918年12月被殖民当局逐出了印尼。1920年,马林作为印尼共产党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并在列宁任主席的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中担任秘书。
马林是一位荷兰人,却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1921年6月,马林受列宁派遣抵达上海开始工作,1923年8月被召回莫斯科,在华工作两年有余(包括他两次返回莫斯科的时间)。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马林不顾个人安危,努力工作,不仅帮助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共的成立,并且大力推动国共合作,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为苏俄在华寻找到了一位最佳盟友,可谓成绩显著。但就在他积极工作时,却被突然调回共产国际。这是为什么呢?审视其在中国工作的全过程和苏俄对华政策的变迁,可以看出马林离华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一、与中国同志冲突不断
马林来华的任务是帮助中国同志开展革命工作,但在此期间,他与中国同志的关系却很不和谐。马林不仅在态度上令中国同志不能接受,在工作作风上也与之前来华的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在中国的过去活动似乎也不相衔接。”“他一开始就凭着主观见解为所欲为,致与李汉俊格格不入,后来且还掀起了几次大风波”。
马林最初抵达上海时就与李达和李汉俊取得联系,但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就谈得不大投机。”马林声称自己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并毫不客气地向他们要工作报告。这自然让毫无准备的李达等感到尴尬。他的要求也立刻遭到了拒绝。同时,马林的谈吐“往往过分形容亚洲人民的落后,也有时谈到东方社会主义者的幼稚可笑,使人觉得他沾染了一些荷兰人在东印度做殖民地主人的习气。他自以为是共产国际东方问题的权威并以此自傲,有时还提到他曾和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中共同制订殖民地问题决议案的事。所有这些表现,使他自居解放者的地位,觉得自己具有社会主义的白人优越感。”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马林要求在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任职的陈独秀回上海领导党的工作。陈独秀也认为“对党的工作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无法推辞的”,便离开广东到上海参加革命工作。但是在如何接受共产国际领导上,马林没有注意到中国同志的心理状态,并因此和陈独秀大闹了起来。马林认为“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不能例外。陈独秀则反对说:“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作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
马林在未获得中共中央同意的情况下,就擅自派张太雷到日本去和日本的共产主义者联系,选派代表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张太雷遵守马林严守秘密的指示,也未向组织征求意见就动身走了。这件事当然又使陈独秀大为生气。他认为“马林真是胡作非为,张太雷是中共党员,虽然被派任马林的翻译,他的行动仍须遵守中共中央的命令,现在马林不征求中央同意,擅自派遣他去日本,而且共产国际召开这样重要的会议,事前也未和我们商量,简直是藐视中共中央。他声言决不与马林见面,并拟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的代表职务。”马林事后给出的解释是:派人到日本去联络是“应当”的,中共中央既然赞成大会的举行,就应积极支持;至于派张太雷去日本事先没有征求中共中央的同意,那只是手续问题。他觉得为了秘密和迅速的原故,他这样做并没有错。这种答复自然不能使中国同志感到满意。
在推动国共实现党内合作的过程中,马林也和中国同志闹得不可开交。马林刚提出和国民党组建联合战线时,又“遭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普遍反对”。事实上,马林对国民党的估计过高。他认为国民党由知识分子、华侨、工人和士兵等四种人组成,是几个阶级的联盟,却没有看到国民党中的大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成分。对国民党在工人运动中的地位也作了夸大,称“国民党和工人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紧密”;也没有看见陈炯明和孙中山的矛盾,以至于陈独秀不得不两次写信给吴廷康表示反对。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也逐步认识到必须组成联合战线。在1922年7月“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明确提出要邀请国民党等“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在陈炯明叛变后,为了表示同孙中山组织联合战线的诚意,陈独秀去见了国民党人张继,表示“曾和他一度合作的陈炯明现已背叛革命,中共即与之断绝关系并一致声讨”。中共还处分了支持陈炯明的谭平山、陈公博和谭植棠等人。
陈炯明与陈独秀两人的私人关系非同一般。在陈炯明任广东省长时,邀请陈独秀担任了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在马林派包惠僧去请陈独秀回上海从事党的工作时,陈炯明也曾作“诚恳的挽留”,陈独秀甚至是先请假后辞职才得以离开。受处分的谭平山、陈公博和谭植棠等人,既是陈独秀的学生,也是陈独秀在广东省任职时受他的影响才与陈炯明合作的。可见陈独秀为了革命事业是抛弃了个人恩怨的。但是马林对这个已经比“一大”有大进步的政治纲领不是采取鼓励的态度,而是“浇上了一盆冷水”,“他批评联合战线是空洞不能实行的左倾思想”。
在中共“三大”上,马林和中国共产党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张国焘说马林在三大会议上争论时“大为激动,怒形于色,几乎要和我决斗”。陈独秀也说马林是“提出中共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马林自己也承认“我们的同志不赞成这个意见”。可见马林是利用自己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压制中共党人接受其国共实现党内合作的意见的。罗章龙也说:“仲甫(指陈独秀)对马林颇尊重,但二人秉性均倔强,如遇议论不合时,互以盛气凌人。”而相比之下,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在中国同志的心目中形象就很好,“他能与中国的革命人物谈得很投机”,而且“态度总是相当谦虚的”。
二、与孙中山的分歧
马林虽然表示支持孙中山,但是他和孙中山的关系也一直不好。第一是对苏维埃政策的不同意见。在1922年双方第一次见面时,所持观点就见左。首先,孙中山对马林介绍的共产主义理论很不以为然。孙中山认为“马克思主义里面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中国的经典学说早在两千年前就都已经说过了”,而自己的三民主义才是“造成新世界之工具”。孙中山甚至对与马林同去的张太雷提出批评,为什么中国的青年人“要从马克思那里寻找智慧”,“从中国经典著作中不是也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吗?”孙中山明确对马林说:“共产之在苏俄行之,而在中国断乎不能。”可以说马林在这个问题上是碰了一个钉子。
二是对于劝说孙中山立即联合苏俄的工作,马林也没有完成。孙中山并不同意马上就和苏俄结成联盟,而是坚持自己的立场,他明确表示担心英国的干涉:“英知我联俄,必力图遏我,吾北伐之师,从此殆佚。”在目前他“仅能与苏俄作道义上之联络,等他的北伐胜利后才同苏俄结盟”。
在陈炯明叛变后,艰难的处境使孙中山几乎“愤然一死殉职”。陈炯明公开了孙中山与德国之间秘密谈判的信件,并和受到英国支持的吴佩孚勾结起来反对他,所以罗家伦说他“不容于南北军阀”。王健民先生的《中国共产党史》亦对孙中山的境遇有描述:1923年,中山先生派其副官柯衡赴加拿大及美国招募大战后退伍军官,以现代化方式建立军队,同时派陈友仁赴香港及英伦,与英国当局接洽,冀得其援助,两者均告失败。后再向德国接洽,亦无成就,造次颠沛,无以复加。日本、英国也都不支持孙中山。在上述情况下,孙中山的态度被迫发生了转变。他开始认为:“借力与俄国、蒙古,这是我最近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