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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岸的江青用名字衡量中国政治气候

    时间:2021-07-06 00:04:4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两个江青从未相见过。
      1962年,一个江青38岁,在北京;一个16岁,在香港。
      那一年,作为毛泽东妻子的江青得到毛泽东允许,第一次以主席夫人身份亮相,陪同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和夫人。翌日,毛泽东、江青和苏加诺夫妇的照片,醒目地出现在了《人民日报》第一版。这是江青在国人面前的第一次亮相,也是她从幕后走到台前的重要信号。但那时并没有人真正意识到这张照片预示着什么。
      正如那一年少女江青没有想到自己会留在香港一样。
      1962年,少女江青已经在北京舞蹈学校学舞6年,这年初,她征得学校同意,利用短暂的寒假赴香港探望已经移居与此的父母和弟弟。正在热情响应号召等待毕业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江青突然意识到,毕业后她若想再去香港探望父母,就要申请很难被批准的“人民出入境许可证”。毕业前这次探亲,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赴港看望父母的机会。
      年轻的女孩没有太多疑虑,经历了那个年代热烈气氛的洗礼,江青对国家现状和前途充满憧憬。母亲几次回大陆探望时都劝说她移民,她没有同意,在这片土地上,她亲历了大炼钢铁、修建十三陵水库、四季青“人民公社”等全民运动。热火朝天的场面和热情高涨的参与感让她“打消了想做逃兵的念头”,一心渴望留下建设祖国。
      即便已经抵达香港,她还在一边试图要求自己珍惜这最后一次和家人在港团聚的机会,一边在自己房间仅有的空间里练习基本功,惦念着回大陆后即将迎来的毕业考试。
      已经移居香港多年的父母对当时内地的政治环境不无担忧。江青在小房间中比手画脚揣摩舞蹈动作的时候,常常能够听到父母在房外为她的去留问题激烈地争吵。和父母僵持到几近断绝关系之后,江青终于在最后一刻放弃坚持。到了指定应该返回大陆的时间,她没有到指定地点去和不知名的接应者接头,而是一个人逃进了电影院,坐在黑暗的观众席上偷偷哭泣。
      她伤心欲绝,也听不懂粤语,从始至终没有留意过电影的情节。周围的人也不会知道,就是这个坐在大屏幕前暗自垂泪的年轻女孩,没过多久,就被命运选中,自然而然地拽进了屏幕里。
      从背井离乡的大陆移民,到在港台因主演《七仙女》一炮而红的影视明星,从练舞室用来对照自己形体的巨大的镜子,到灯光布景下无法观察到自己的摄像机镜头,完成这个转变,江青只用了一年多时间。
      多年后重新翻看她当时的宣传照,黑白照片中那个精致脸庞的平眉姑娘,放在如今的演艺圈里也丝毫不会逊色。
      1966年,正是江青在港台演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期。出人意料的是,在主演了国产片有史以来的最大制作《西施》后,这位刚满20岁的当红女星与当时默默无闻的学生歌手刘家昌闪电结婚。随后一年里,她凭借琼瑶作品改编的电影《几度夕阳红》摘得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成为当时台湾演艺圈最常登上报刊“影剧版”的明星之一。
      同一时期,大陆正值文化大革命初期,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翻看那个时候台湾媒体的报道,会发现两个江青被频繁提及,一个在“政治版”,一个在“影剧版”。当年台湾报禁还未开放,为了区别二人,明星江青的名字会默认用特号字刊出,并且被标注为“这岸的江青”。
      对于那个在政治上风起云涌的“对岸的江青”,两岸媒体同样给予了高度关注。但在当时,报道角度截然相反。明星江青对此并没有特别关注,只是会偶尔从朋友的闲谈中听到关于她“作怪”的消息。
      有一天,明星江青去朋友家做客,在按下门铃的同时,听到新闻中在念自己的名字。她心中纳闷,“自己这段时间没有‘闯祸’,准是对岸的江青在‘作怪’”。结果大门一开看到新闻,在一片恭贺声中,才知道自己竟然获得了金马奖。
      回忆起这个小插曲,江青始终微弯着眼睛,带着笑音。那时她远离大陆,显然没有受到国内恶劣政治环境的冲击,笑谈的都是当时生活中近乎点缀的插曲。“同名同姓的人很多,即便是和主席夫人同名,对于当时远在台湾的我来说也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对我的生活没造成直接影响。”
      此后的岁月,两个江青仍然沿着各自的生活轨迹前行,除了共有的名字之外仍然毫无交集。直到有一天,一个江青对另一个江青产生影响。
      那是在1978年,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刚刚被粉碎不久。
      那个时期的中国正处于政治最脆弱、敏感的时期。拨乱反正之后的中国,像一艘刚刚从暴风雨中驶来的大船,亟须修补冲击中严重损毁的部件,确定航向,平稳而“正确”地驶向前方。
      而因为婚姻变故急切渴望逃离旧环境的明星江青,这时已移居美国生活了8年。从一个备受追捧的公众人物,变成陌生环境里无人认识的东方女人,除了语言、文化的障碍和经济上的困难,她还必须试图在失意的感情中打捞自己。
      所幸,她还有舞蹈。此时,舞蹈对于她已经不仅仅是艺术上的追求,更成为一种生活上的支撑。通过规律、持续地练功,她寻回了久违的积极状态。
      1972年,在美国加州州立长提大学中国舞的示范演出后,她被伯克利分校艺术系选中,成为舞蹈教师。国内,林彪事变已经发生,政客江青对权力和控制强烈的野心正柴火般越烧越旺。而远在太平洋的另一端,舞蹈老师江青正沉浸在加州的阳光下,一个从未体验过的世界里。
      “伯克利校园文化特别前卫开放。有太多不同的演讲、聚会,布告栏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招贴:政治集会、女权运动、同性恋示威等等。草坪上、水池旁、门窗栏杆坐满了人,校园里的每个角落都散发着充沛的能量。”40年后再重新回忆起来那段时光,江青还会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语速加快,肢体语言也开始变得丰富起来,仿佛那个抱着英文词典走在加州阳光下校园甬道上的中国姑娘又回来了。
      显然,这种从未见识过的文化氛围深深地震撼了这个刚刚从另一种文化中出走的姑娘,并最终塑造了她。很快,她接触到现代舞,通过不同的编舞素材、节奏变化“来说自己想说的话”。1973年,江青在纽约组建了“江青舞蹈团”,开始了她在西方的艺术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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