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建构、公民权利与全球化
时间：2021-07-05 16:00:1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关键词]国家性格；国家权力；公民权利
[摘要]政治学具有共同的研究主题，但是不同民族文化下的国家具有不同风格的政治学。在研究主题上，政治学今天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互动问题。但是，如果说过去把政治学称为“国家学”，今天则可以称之为“民主学”。本套译丛就是沿着这些主题而展开的。
[中图分类号]D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3-0090-04
“政治学”看上去是一门普世化的关于政治的学问和科学，但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状况以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传统则直接决定着政治学的研究风格、研究议程和研究路径，因而各国政治学又呈现不同的学科个性。不同国家不同特色的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借鉴，反过来必然会增加政治学的普世化价值。不仅如此，因为政治学理论都是国家历史经验的抽象，政治学理论的交流其实又是聆听他国成长或曲折或感人的故事，从而有益于自己的国家建设。
一、政治学的国家性格与主题
对于建国历史不长而功于理性计算的美国人而言，把“政治”从人文社会科学中分离出来而使之成为一门学科，是一大创举，但其民族性和国家性决定着基于个人计算文化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和理性选择主义政治学的风行并进而使政治学偏离正确轨道。不同于美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欧洲，其政治学依然保留着人文主义传统，政治学中的历史底色依然厚重。比较而言，中国政治学的风格与欧洲政治学更接近，尽管我国很多政治学学者读的最多的书是美国的，出国留学的目的地也多是美国，但这并没有使中国政治学更美国化。这种现象也正好说明历史文化传承的分量！
各国政治学的研究风格和研究套路不同，但现代政治学面对的任务和主题却是一样的，那就是国家建设基础上的共同体的善。抽象地讲，尽管各国处在国家建设不同的历史阶段，但“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问题却是共同的主题，并在这对范畴下演绎出自由、平等、公正等林林总总的命题。所以，看上去体系庞杂而又思想浩瀚的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说到底都是围绕这一对关键词而展开的。目前，中国政治学的研究主流也不外乎是“权力”和“权利”。这既反映了政治学学科的特殊使命，也印证了国家的政治发展现实，即在我国的国家权力及其组织结构尚待完善的同时，公民的权利诉求已经是绕不开的迫切的政治议程。
这样，按照理想类型划分，我国政治学研究存在两大套路：一个是传统的国家权力及其组织结构和运动过程的研究，一个是新兴的关于社会权利和公民权利的研究。两大套路无高低之分，无轻重之分，因为都是国家现实的需要，因而相映生辉。不仅如此，一方面，国家的终极目的是其疆域内民众的福祉，好国家的标准是公民权利的实现度和满意度；另一方面，公民权利和福祉的实现又离不开国家的正确导航。这就需要两大研究套路的珠联璧合，使政治学工具价值意义的“器”和目的价值意义的“道”更加统一。事实上，由于历史文化中的儒家集体主义和儒家思想中的官僚精英集团的民本主义所构成的“历史红利”，“好国家”的“民本”诉求不仅是我国政治学研究主流，主张公民权利的研究也没有视国家为“必要的恶”进而像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下的政治学那样将社会权利和个人权利凌驾于集体权利甚至国家之上。这种历史红利可遇不可求，弥足珍贵，值得珍惜。
同时，我们也应该客观地看到，尽管中国作为“国家”的历史很久远，但“现代国家”的建设依然面临着不少新鲜的难题和挑战，比如权力枢纽的组织结构、中央一地方关系、多民族与现代国家的关系，等等。更重要的是，“公民”和“民主”及其相关的“社会权利”和“个人权利”等概念在我们的文化词典中几乎找不到，而事实上中国已经处于民主化时代，已经处于民主化进程之中。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但要了解其他国家的现代国家建设的经验与理论，更需要了解和学习民主理论进而实践民主。在这个过程中，比较历史很重要，既要了解别人的历史文化，又不能忘却自己的历史文化，这样才能在学习中甄别和选择，汲取有利于自己的国家建设经验和民主理论，最终让成长于全球化背景下而汲取他国之长的“中国道路”变成影响全球化的“中国模式”。
二、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
在我看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这次重磅推出的“当代世界学术名著·政治学系列”中，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国家权力类（历史、制度一治理与理论）、公民权利类（个人基础性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全球化和国际问题类，其中以前两类为主导。这样的研究必将在经验上有助于中国国家建设，在理论上推动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发展。
政治学过去被称为“国家学”，即将围绕现代国家形成、基本政治制度而展开。在这套译丛中，当代最重要的政治社会学家吉登斯的《民族一国家与暴力》和赫克特的《遏制民族主义》围绕现代国家起源中暴力潜能和民族主义阻力问题。当现代国家形成以后，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转型难题以及现代化所带来的现代性的种种困顿，对此布莱恩在《伟大的社会转型：20世纪经济思想与机构变化》中对于成功的社会转型进行深入讨论，而吉登斯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和《社会的构成》对于现代性给出了分水岭性的解释，其“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转变的命题不得不让人叹服其时代洞察力。
与现代国家起源和建设相联系，政治制度研究是传统“国家学”的另一条主线。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其实是一本权力政治学，正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可以视为政体论一样。达尔权力政治学中的种种概念，比如权力与影响力、政制类型、为什么不参与政治，依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有趣的是，作为当代最知名的民主理论家，达尔的《美国宪法的民主批判》将会给迷信美国民主的国人醍醐灌顶般的震撼：原来美国并不那么民主，宪法的很多条款都是反民主的！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则文本式地解读了美国宪法，将美国政制复原为美国建国之父所说的“复合共和制”。这些认识和二战后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亨廷顿的判断如出一辙：美国政制是都铎政体。把一个实实在在的贵族式的反民主的宪政体制说成是民主，并使很多人相信其民主，不能不说观念建构的力量。比较而言，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更展现了女性固有的细腻的劲道，其《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特定的中观甚至微观的有效的制度安排对于社会经济的重要性，她为此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世界经济学界为此哗然：谁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