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行为与制度：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变迁研究

时间：2021-07-05 12:04:54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地位设计的至上性和权威性与实际运行中缺乏其独立性和自主性之间的矛盾，使得它在权力运行和制度实施中出现事实与价值的不吻合。这种不吻合归根结底是人大制度的制度空间演变的问题，即人大制度设计的制度空间与人大制度现实运行中的实际空间不相符合。学术界从结构、权力、行为者和历史四个方面寻找原因，虽各有侧重但缺乏全面性。文章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以平衡政治价值与科学价值的内在张力为出发点，将人大制度的变迁放置于历史时空中，在制度设计、制度调适、制度发展的动态运行过程中观察各种变量，即环境变量、观念变量、行为变量和制度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变化过程及对制度产生的影响，以此探求问题产生的根源和人大制度变迁的历史合理性。
　　关键词：历史制度主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历史变迁
　　中图分类号：D03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6-0016-06
　　一、问题的提出：制度空间与实际空间
　　制度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政治现象，它是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国家权力的诞生之日也是制度的生成之时，任何一个良好、有效的制度都反映了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水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下简称人大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其他一切政治制度产生的基础，不仅在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体系中占据中轴地位，而且也是当代中国政治组织体系运转的核心环节。人大制度在中国政治生活和政治发展中的显赫地位，奠定了它在制度研究中的重要性。与其重要性相比，人大制度的发展却并不顺利，经历了初创、巩固、曲折探索、严重破坏到恢复发展，充满坎坷与曲折，而与其相伴随的人大制度的研究一度处于停滞和断层的局面。现实政治生活中，在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的图景中人大制度呈现奇特的景观：宪法中明确规定人大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它是国家建构的制度基础，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模式的制度路径，具有独立性和至上性。但是，在现实的制度运行过程中，人大制度的实际地位和效能却与宪法文本中的规定不统一，宪法规定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但是实际上无论是政府，还是司法机关，都有可能在某些领域超越于或独立于人大机关，而人大地位的缺失或不到位直接导致权力运行的形式化和过程化，最终导致人大制度的功效及作用的减弱，甚至缺失，人民代表大会也常被形容成为“橡皮图章”。人大制度地位设计的至上性和权威性与制度实际运行中缺乏其独立性和自主性之间的矛盾，使得人大及人大制度在权力运行和制度实施中出现事实与价值不吻合。这种不吻合归根结底是人大制度的制度空间（Institutional space）演变的问题，即人大制度设计的制度空间与人大制度现实运行中的实际空间不相符合。现代汉语辞典上解释，空间（space）即是一种物质存在的形式，表现为长度、宽度、高度，是对物体静止存在状态的描述。政治学上讲空间，意指政治制度的影响范围，也可用其影响的广度、深度和宽度来衡量。所谓制度空间（Institutional space）就是指制度设计之初按照某种价值理念所设定的制度影响范围和影响能力，即制度在怎样的空间内产生功能和发挥作用，体现制度的本质和内涵。所谓实际空间（Actual space）就是指制度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影响范围和影响能力。制度空间与实际空间相一致，则证明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协调各种变量的能力强，制度本身自主性和适应性强，所产生的制度绩效更高。如果实际空间与制度空间不相符合，则证明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受各种变量和自身变迁规律的影响大，制度产出不如预期的设想，制度绩效不高。制度空间和实际空间作为描绘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两个常量，更容易观察到变迁过程中各个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对两者的影响。因此，本文的主要问题就是探讨人大制度的制度空间（Institutional space）与实际空间（Actual space）是怎样产生的？有哪些变量导致了人大制度运行的实际空间（Actual space）与制度空间（Institutional space）不符合？为了实现两个空间相一致，应该从哪些方面去进行人大制度的完善与创新，并以此推动中国的政治发展？
　　二、观察问题的视角：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历史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的流派之一，相比较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宏观整体论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微观个体论，历史制度主义力图在两者之间寻找一个中间值，以历史为基础，突出制度的背景分析与各变量的序列研究，在剖析历史的基础上提出理论模型，搭建沟通宏观与微观的桥梁。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具有四个特征：第一，倾向于在相对广泛的意义上来界定制度与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强调在制度运作和产生过程中权力的非对称性；第三，在分析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时强调路径依赖和意外后果；第四，尤其关注制度之外的其他因素是如何与制度一道产生出某种政治后果的[1]9。
　　（一）研究方法的出发点：平衡政治价值与科学价值的内在张力
　　目前，从事人大制度研究大致有两类学者基于两个不同的出发点：一类是由全国人大及地方人大的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及其地方人大常委会的理论工作者承担研究工作，侧重于经验研究和规范研究，是以维持制度运作状况和引起公众的政治兴趣、培养良好的公民美德为目的的实践性研究；一类是由政治学界、法学界或史学界的学者从事研究工作，侧重于科学研究和对策研究，以价值中立为特征对特定的政治现象进行理性技术分析，以构建出精确而普适的理论为目的的学术性研究。人大制度研究的两个轨道恰恰体现了政治学研究中政治价值与科学价值的冲突，政治学作为一门具有实践性的社会科学，其必然具有“政治”属性与“科学”属性的内在矛盾，它究竟应该是为政治统治者或民众提供实践性知识，为其政治活动服务呢，还是应该寻求政治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为政治活动提供科学客观的解释和建立普适性的学术模型？为平衡政治科学内部的这种价值“紧张”，历史制度主义认为，政治科学既要关注政治制度的出现、运作及其改善的实践知识，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对历史过程的分析与归纳进行理论建构，同时更要通过理论的演绎为解读政治提供一个视角，从而达到教育公众和政治家的目的。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以人大制度为中轴来理解宏观或微观的政治生活，试图在政治价值与科学价值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实现作为政治事业的制度研究与作为政治科学的制度研究的统一，实践性知识与学术性知识的统一，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人文关怀与科学精神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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