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三面相与政党——国家关系的三重逻辑
时间：2021-07-05 04:01:4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提要 建立民主、独立与有效的现代国家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基本内容，探讨现代国家建设问题的路径是多样的，本文基于对作为当然的自变量与应变量而存在于我们分析逻辑中的“国家”以及既有政党—国家关系①论述的反思，提出国家于政治生活中所展现出的作为“共同体”、“权威体”和“界际的独立体”等面相及其特质与意义，并论述了基于国家这三种面相而形成的三重政党—国家关系逻辑，进而以全新的视角全面、深入审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以及政党—国家关系等基本问题。
关键词 国家 国家面相 政党—国家关系
〔中图分类号〕D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9)03-0058-06
一、反思作为当然的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国家”：问题的提出
人类社会政治文明最重要的展现形态之一就是国家的出现，无论就中国传统政治抑或现代政治的形态与逻辑来说，对于国家问题的探讨是把握其特质及发展理路最重要的分析路径，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更是中国自近代以来政治发展诉求中的最强音。早至陈独秀和杜亚泉等近代思想家在“民族国家”语境下对于政治的个人观的讨论时，就揭示了“五四”时期三种不同的政治个人图像：即作为“国民”的个人、与“国家”划界的个人和作为材料的个人。
②可以看到，存在于国家图式中的个人所具有的这些不同图像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近代国家所具有的不同面相，就本文来说，存系于近代国家作为“共同体”及“界际的独立体”中的个人与其“国民”的称谓相契合，而受制于作为“权威体”而存在的现实国家中的个人则与其“公民”称谓相统一。国家具有不同的面相，作为其受众和组成者、维系者的个人因而被相应地赋予特定的身份和角色，个人在国家临在的场合所秉有的身份、角色以及这种身份、角色在时空背景下的转换正彰显着国家的诸面。国家所展现出来的诸种面相与其说展现了国家本质的多元性，倒不如说是政治逻辑于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在国家身上的彰显。因此，对于国家诸种面相的探讨不仅是我们认识国家的重要方式，更是我们分析人类社会政治逻辑的基本视角。此外，国家展示方式的多态性也提醒我们，当我们分析国家以及运用国家作为我们的分析变量时，必须抛弃那种将国家当然地认为是——如我们对其简单称谓那样——在人类社会政治运作和发展中作为完全一致性的、单一性的形象而存在的简单做法，也必须深刻省思我们那种不加审视和分辨地将国家生硬地嵌入我们的分析逻辑时，以工具性的存在和价值来理解和把握国家，将国家当作无需加以界定和分析的、秉有当然价值和意义的黑箱式分析变量的做法。此外，就政党—国家关系来说，基于国家的不同面相而形成的政党—国家关系因而也是有着多重逻辑的，当我们以国家的不同面相的视角来分别审视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政党—国家关系时，亦会得出对于政党—国家关系更为全面和深刻的理解。
① 本文中的“政党—国家关系”如不作特别说明，仅指中国共产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② 参见顾红亮：《“民族国家”语境中的个人图像》，《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二、“共同体”：基于想象和理念的国家面相
无论是就日常认知抑或学理探究，我们均无法找到统一性的完整实体作为我们认识和理解国家时的对象，国家也并非时刻毋庸置疑地以一种实体性的存在标示其作用和意义。国家的存在、意义以及作用的发挥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我们在理念中对于国家的设想和建构，国家无论是在我们的政治认知抑或在其临在的方式中都在一定程度上糅合了我们理念的提升和创造，经由这一提升和创造的国家是一种无法与现实中的任何事物以及任何关系加以比对的标识理念与信仰的政治体。在这一意义上，国家或被意识形态建构成为一个囊括所有公民的理想中的整体，或在有一般意识的公民政治认知中成为一个神圣而又形象的共同体。国家的这种形象在我们的政治话语中可以用“祖国”一词加以概括，祖国是国家临世的一种面相，亦是国家的升华。
可以看到，作为共同体而存在的国家不仅揭示出多面国家的一种面相，更彰显出国家产生和存在的更深层次的价值意义。正如牟宗三先
生对于自由所进行的论述那样：“我们不能只从结果上，只从散开的诸权利上割截地看自由，这样倒更看不清楚；而上提以观人之觉醒奋斗，贯通地看自由，这样倒更清楚。…… 这很明显，自由必须通着道德理性与人的自觉，这里并没有什么抽象玄虚，也没有什么易于引起争辩的形而上学的理论，这是实践上的定然事实，各种权利只是它的客观化的成果而在民主政体中由宪法以保障之。”
②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2-53、47页。）对于自由的理解应该如此，我们对于国家的理解复当如是。就国家的共同体面相来说，我们不能仅囿于那种对于“散开”的国家的认知和理解，我们需要一定意义上的“上提”，即将国家作为共同体而展现的面相所具有的普括性与超越性价值发掘出来，因为只有通过这一层面，国家中每个人的自觉、每个人的主体性才能够与国家作为真正意义上共同体的存在和意义发生最为深刻的勾连。“国家是因人民有政治上的独立个性而在一制度下（政权的与治权的）重新组织起来的一个统一体，故亦是理性之架构表现。假若是靠武力硬打起来的统一，人民无其政治上的独立个性，对之无所事事，而只是个被动，则便不得名曰国家，而其统一也是虚浮无实的统一”②。也正如黑格尔就东西方人对于上帝与法律的不同的服从方式的论述所要说明的那样，这种服从究竟是基于我们主观内部的体认抑或是基于当然的设想：“我们西方人所称的‘上帝’还没有在东方的意识内实现，因为我们的‘上帝’观念含有灵魂的一种提高，到了超肉体的境界。在我们服从的时候，因为我们被规定要做的一切，因为一种内部的制裁所认准的，但是在东方就不是如此，‘法律’在那里被看作是当然地、绝对地不错的，而并没有想到其中缺少着这种主观的认准。东方人在法律中没有认出他们自己的意志，却认见了一种全然陌生的意志”〔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114页。）。就国家的“共同体”面相这一层面来说，我们对于国家的认知和服从的前提在于国家对于全体组成者的有效代表，而这种认知和服从的最根本之意义则在于作为组成者的个人的自觉、独立与国家的成长、繁荣是决然不可分割的。因而可以说，国家作为共同体而展现的面相彰显了国家最为深刻的价值与意义，因为正是在这一层面，国家可以有效地为人们所共同接受和信仰，方可以作为全民意识与诉求最有效、最真实的体现。此外，就国家的组成者来说，无论政治现实中人们的地位与作用如何，在国家的这一面相中，每个人都是国家所不可或缺的主体，都是国家存在价值的最终体现，无论是政治社会化的导向抑或个人的政治体认都在这一层面上趋于将国家视作一个代表和展现所有参与者的完满意义上的共同体。总言之，国家这一共同体面相的完满化与国家中个体的理性自觉、主体性的权位可以说发生了最为深刻和直接的勾连，而正是这一勾连彰显出国家及其组成者各自的和互相增益的意义与价值。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上述国家的这一面相及其意义应该全面地看待：一方面，应该看到，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想象和理念的国家这一共同体面相有陷入被过度神话和完满化之虞，而当国家被不合时宜地赋予过多的价值属性与理性精神时，其易沦为反个人和反自由的说辞与工具。从柏拉图的理想国、霍布斯的利维坦到卢梭的公意思想再到黑格尔的作为绝对理念最高展现形式的国家都在醉人的理想与令人憎恶的现实之间徘徊，饱受争议与指责。但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基于想象和理念的国家这一共同体面相毋庸置疑地昭示着国家的存在及价值与作为个体和整体而存在的人们的自觉意识与主体性之间直接、必然的关联，或许国家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方能真正有效地彰显其全民性特质。无论国家权力在现实中的归属如何，当国家以基于想象和理念的共同体面相临世时，国家就立即被赋予了不能为任何个人和组织所随意代表和剥夺的全民性，国家中的个人也因此具有不被随意忽略和贬低的地位与价值。正如卡西尔教授对于黑格尔的国家学说虽颇有诟责，但是他依旧指出：“然而，黑格尔的学说和现代的极权主义国家的理论之间有一点是明显不同的。…… 在体现于国家（它被看作精神，因而是一种充沛的力量）的客观精神之上，存在着一个更高的阶段。它绝不应该企图压迫其他的客观力量，而是应该承认它们，给它们自由。…… 甚至在他的《论德国宪法》的论文里，黑格尔就已经强调国家力量的强大不在于其居民和战士的众多，也不在于它的规模。宪法的保证毋宁说是在于那‘赖以构成宪法的民族的内在精神和历史’。对黑格尔来说，要使这种内在的精神从属于一个政党的意志或一个个人领袖的意志是不可能的。在这一点上，他会驳斥和憎厌现代‘极权主义’的国家观。…… 黑格尔能够对国家进行吹捧和颂扬，他甚至能够神话它；然而，在黑格尔国家权力的理想化和现代极权主义体系的偶像化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明确无误的区别”（注：〔德〕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334-336页。）。更进一步地说，无论是我们现实的政治设计抑或我们的学术探究，都是需要有某种超越性的和本体性的追求的，个人、国家和民族应当于现实中坚守，但更应有某种能得到不断反思的深刻价值和信念的引导和推动，也就是说：“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在其组织上说，一个‘定常之有’是不可少的。”（注：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页。）也正如黑格尔论述形而上学时所给予我们的启示那样：“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注：〔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