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模式与中国发展

时间：2021-07-03 20:00:13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近代以来，面对国运的衰落和在国际社会的日益边缘化，以哪个发达国家为榜样，重新让中国强大起来，一直都是中国政治领域的重要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在第一个十年，中国一边倒学习苏联，试图建立一个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将中国再度带入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进程，美国模式、瑞典模式、新加坡模式、日本模式等诸种选择再度进入中国的公共话语，如何以这些模式为基础，重塑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成为了政府和知识分子关注的话题。最新的一期的China Quarterly，就以此为题，组织了一个专号，来思考新加坡模式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其在中国公共辩论中处于何种位置。
　　以新加坡为师：历史的过程
　　在亚洲国家，新加坡是二战后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之一，一直是东南亚经济的领头羊，并且在李光耀的领导下，实现了经济稳定与一党长期执政。1978年邓小平的新加坡之旅中，发达的经济、良好的治理和高质量的教育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邓小平一再的强调下，学习新加坡经验成为了改革开放的主题之一。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中再度提及新加坡经验，自此确立了其在中国官方话语的正当性地位。随之，新加坡模式作为一个概念开始在中国被广泛使用。相关研究亦呈现出井喷之势。在该专号的导论文章中，两位学者根据知网的统计，发现1992年前关于新加坡的文章只有230篇，而南方讲话至2006年，每年有超过1800篇的相关文章。
　　在20世纪80～90年代，李光耀一直实际扮演着邓小平改革顾问的角色。事实上，自1985年以来，中国政府就一直邀请各国学者提供政策建議。根据Yang Kai和Stephan Ortmann的文章，第一位被正式邀请的就是李光耀重要的政治伙伴、新加坡前副总理吴庆瑞。与此同时，中国一批又一批地派出官员前往新加坡学习相关经验，到了今天，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官员前往新加坡考察。此外，2005年以来，南洋理工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相继设立了硕士项目“中国市长班”。Hong Liu和Ting-Yan Wang的文章基于对前往新加坡学习的中国中层干部的问卷，发现这些官员大多认为，虽然中新双方有着巨大差异，但中国可以借鉴新加坡的法治，实现善治。
　　正如Yang Kai和Stephan Ortmann的文章所揭示的，以新加坡为师有着一个历史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美国的经济成功一直是中国特别推崇的，所以在改革方向上预设了美国这个目标，但是由于政治认识上的分歧，中国逐渐把注意力转向瑞典和新加坡，前者代表着福利/民主社会主义，后者则是福利资本主义/家长式（服务型）政府。从1978年至今的学术出版来看，关于新加坡的文章在1992年之后明显多于关于瑞典的文章，这从侧面反映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新加坡模式，其重心在于新加坡一党主导下的政府善治。这切合了中国对不断提高政府管理和服务能力的要求，亦比较符合中国政治当前的实际状况。
　　新加坡模式与中国模式
　　Benjamin Ho的文章则注意到，中国意义上的新加坡模式在治理方面实际上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但其关键还是经济和政治。1965年至2014年，新加坡人均GDP由500美元上升至56000美元。这是中国去学习其经验的关键原因。在经济方面，中国学习新加坡模式最重要的方面是招商引资和建立工业园区，为企业提供配套服务，以此来吸引世界各地的投资，激发经济活力。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以潘维和Daniel Bell为代表的中国学者，提出了“中国模式”的概念，试图证明中国发展的独特性，不管是新加坡模式还是中国模式，其背后都涉及政治治理这一关键性问题。
　　在中国看来，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维持了政治稳定和有效的社会治理。政治稳定又表现在民主选举的框架内，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保证了政策执行的连续性。其有效的社会治理表现在国家对社会各方面严格管理，渗透能力较强，以法治为基础去规制社会。南洋理工大学李光耀政府管理学院是中国学习新加坡经验的重要渠道之一，Hong Liu和Ting-Yan Wang特别分析了其“中国市长班”对中国中层干部（主要是副厅局级）的影响，并回访了部分干部。只有28.6%和45%的干部分别认为新加坡模式的关键是“一党主导”和“威权主义”。相反的，75.4%的干部认为高效的治理和法治才是新加坡模式的关键。更有意思的，其中72.5%的干部认为中国可以逐步学习和采纳新加坡廉洁、高效的治理和法治，并且相信中国未来社会将走向新加坡现在的形态。两位作者还发现，一些市长学成之后，已开始在其执政的地区尝试推广新加坡经验，以试图建立中国版廉洁高效的政府。因而，新加坡模式在中国地方层面的推展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和分析的问题。
　　什么是新加坡模式
　　在学习新加坡经验的过程中，中国逐渐形成了一套对新加坡的理解，这和新加坡自身实际是否完全相符呢？Mark Thompson和Stephan Ortmann的文章就着力分析了中国学习新加坡模式存在的三个主要误区。第一，新加坡高速的经济发展和一党主导的政治形态曾引发西方广泛批评，后者认为真正的民主化才能带来新加坡的长久繁荣。为了回击西方民主普世价值，李光耀提出了“亚洲价值”，认为儒家主义在亚洲儒家文化圈符合这些国家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因而政体安排存在不同于西方民主之处。这里暂且搁置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两位作者认为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自身的意识形态立场，虽然也倡导儒学作为国学的地位，但是要调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并非易事，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二，新加坡政府向来以清廉著称，国家治理又高度依赖法治。事实上，两位作者认为新加坡官员清廉的实现主要也是因为法治，既限定了官员的权力，又对腐败惩治有力度。但是新加坡法治的形成不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英国殖民统治的遗产。在新加坡独立之前，法律治理的机制已经在政府层面形成，社会对法治的认同亦有相当强的基础，这是新加坡能够建立廉洁高效政府的基础。但是中国在这方面缺乏历史的基础，要想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体系，使法治在中国社会生根，恐非简单学习新加坡经验能够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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