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外交理论的逻辑生成和价值取向
时间：2021-07-03 16:03:0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便利化，当今世界正大踏步迈入全球公共外交时代，公共外交在外交工作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已经成为各国外交工作不可忽视的重大课题。习近平非常重视公共外交，根据国际形势和外交领域的新变化，洞悉公共外交的发展规律，针对中国公共外交面临的重重挑战与困境，不仅亲身践行公共外交，还对中国公共外交的理论进行了详细阐述。习近平对公共外交的战略部署与实践，包含着丰富的新公共外交思想，对中国公共外交发展有着重要的当代价值。
一、中国公共外交理论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公共外交快速发展，“使我们的声音能够达到世界主要地区，打破西方对国际舆论的垄断，使我们在世界舆论格局中占据较为有利的位置”，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在国际上所处的弱势地位。
1.国际困境和挑战。国际社会对中国了解不够导致误解和偏见仍然普遍存在。由于中国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使得某些西方人、组织或国家对中国的心态矛盾复杂，或心存疑惑或抱有戒心，以“有色眼镜”观察、评估中国。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米尔斯海默言称：“中国对权力和利益的追逐必然要与美国的既得利益发生冲突，二者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西方社会长期不断地炒作“中国威胁沦”、“中国傲慢论”和“中国责任论”等负面论调，更有甚者，把中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污蔑为中国输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制度，以此来恶意诽谤“中国”，这种长期不公正的报道致使国际社会民众对中国的认识长期处于负面状态，习惯性对中国抱有“警惕”乃至“恐惧”的观念。环球舆情调查中心“2014年中国国际形象与国际影响力全球调查”发现，国外受访者认为中国是“崇尚军事的”，在中国最突出的国际形象中位居第三位，占调查人数的24.3%“强硬的”与“傲慢的”中国形象仍有20%以上较高认知率，甚至l6.5%的国外民众认为“中国梦的实现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由此可见，“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看法，还停留在以前那些陈腐的观念中，充斥着固执的偏见和恐惧。”有的国家则出于其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的考虑，采取种种“抹黑”手段企图遏制和打压中国。美国重要智库兰德公司资深研究员Khalilzad认为中国“最有可能成为美国全球性对手的候选人。”另外，国内社会诸如媒体、公众、企业乃至其他社会组织对外交事务的关注度与参与度不断提高，影响力与日俱增，对中国外交形成了有力支持与配合，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不够冷静与理性的话语和行动，不仅给中国的国家形象带来了不利影响，还为中国公共外交顺利发展增添了重重麻烦与阻碍。中国如何有效回应公共外交面临的挑战与困境，营造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牢牢把握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已经成为中国崛起方略的新课题。
2.中国公共外交理论需要完善。第一，公共外交指导理念有待明确。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共外交指导理念还模糊不清。美国公共外交把为国家利益服务的现实主义和在全世界推广其认为是最好的且理应为全世界人民所享有的美国的价值观、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等理想主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指导美国公共外交发展的“灯塔”。加拿大以“人类安全”、挪威以“和平家园”、瑞典以“和平、环保、清廉”为其公共外交指导理念，为这些国家赢得了远超其国家实力的超高的国际地位。
作为在国际社会上具有重要地位和重大影响力的国家，尤其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身为极少数派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既不能轻率、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公共外交的指导思想，给西方社会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组织或国家留下污蔑、攻击中国的“借口”，也不能简单地把某种思想“拿来”作为公共外交发展的旗帜。中国公共外交的指导思想不可能模仿或照搬其他国家，只能在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通过自身实践逐步地构建和完善。
第二，软权力理论研究有待深入。软权力研究的集大成者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不仅深入、系统地阐述了软权力理论，还进一步提出了“灵巧力”理论，即“更好地懂得如何将硬、软力量结合起来使用”。软权力与灵巧力的理沦为发挥美国影响力与吸引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美国军事实力 硬权力的主要代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马伦上将对软权力和灵巧力非常推崇，说：“政府增加对软权力的关注和资金投入，对此我非常赞同。如果我仅仅通过军队来试驾美国的影响力，那这种影响力迟早会削弱。”如今，软权力与灵巧力理论为美国公共外交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美国开展公共外交的主要指导理论。
我国对软权力理论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但是受到政府和学界重视则是在进入新世纪之后。目前我国对软权力的研究越来越广泛深入，主动把软权力与中国的发展结合起来加以研究，步入了“中国化”阶段。但是，在理论的研究上还处于追赶状态，如包括软权力的内涵及其渊源、软权力与文化、软权力与公共外交等方面还没有完全脱离欧美软权力理论研究范畴。对“灵巧力”的研究更是在欧美重视之后中国才加以重视、开始研究。
第三，国际传播研究有待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虽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是问题也日益显现，有学者把其总结为四类，即“模式相对简单、力量相对分散、渠道相对单一、实效相对不强”。之所以存在着这些问题，主要在于我国国际传播理念还不够清晰，没有完全遵循“传播”规律，“宣传”这一痼疾仍然顽强存在，难以完全按照国际传播规律来生产传播内容、改进与开拓传播路径、服务广大受众和建构传播体系。且我国无论是对国际传播的含义、主体、对象、内容、渠道、功能、机制等的研究还是新媒体的研究仍没有脱离西方国际传播研究范畴。这是我国在议程设置能力、国际话语权等方面落后于美欧等西方国家、国际传播处于“西强中弱”格局的重要原因。因此，我国必须加强对国际传播的研究，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吸收世界先进传播理念，加快构建与发展中国国际传播理论体系。
第四，对外交流思想研究有待深化。随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与全球社会网络化，西方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更加趋向于从权力政治转向心灵政治。心灵政治的重心强调通过与非国家行为体和广大社会公众的沟通，说服他们理解或者相信某个国家的意图和目标，甚至是对该国的认同、支持和喜爱。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指出，“具有文化亲缘关系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相互合作。建立在具有文化共同性的国家基础之上的国际组织，如欧洲联盟远比那些试图超越文化的国际组织成功。”该论述说明了文化、价值观等对心灵政治的重要性。我国的对外交流研究转向心灵政治最早始于赵可金教授2007年的著作《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该著作对心灵政治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解释和论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俞新天在其《构建中国公共外交理论的思考》文章中提出，中国公共外交要重视心灵的沟通交流。文章首先提出中国公共外交应以指导理论、沟通理论与价值观理沦为基本框架构建与发展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沟通理论能够帮助人民克服跨文化交流的障碍，架起心灵沟通的桥梁，是公共外交理论的主要内容；价值观理论是沟通理论的核心与升华，沟通理论的最高境界是价值观的认同。这表明了我国的对外交流研究开始追赶西方研究的步伐，由于研究起步晚，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合力，在一段时期内难以突破西方的理论研究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