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外交家顾维钧的冷与热
时间：2021-07-02 00:01:2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
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位英国报纸的专栏作家曾经这样评判说：“……很少比顾维钧博士更堪作为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耐心和温文尔雅，没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与和蔼方面能够超过他。如果你在国联行政院，在他和日本代表辩论时观察他，你也许能发现他的一些秘密。他对他争论的事件每一点细节都了解得很透彻。他从不发怒。他知道你的困难之处，但他不顾这些。他极力维护他的主张，归根结底只是为了原则的重要性，因为他知道，对你对他都一样，在君子之间，热忱维护国联章程是一切的基础。”作为外交家的顾维钧配得上这样的赞誉吗？
1923年，顾维钧第二次就任外交总长期间，正值曹锟当选总统之前和黎元洪退任之后，也就是摄政内阁依据宪法行使总统职权之时。日本新任驻华公使芳泽抵京。根据惯例，新公使应该拜访外交总长并请求安排递交国书，在会晤中将国书副本交给外交总长，以便使外交总长确切了解国书内容为国家元首拟就递交国书仪式上的答词。然而芳泽越过这一程序，直接走马上任，并开始照会外交部进入正式工作流程。而同期，芳泽公使的一个代办还在北京继续履行职责。对此，顾维钧下令外交部不予理睬照会，并授意外交人员在答复日本公使馆的质询时说：外交总长尚不知道芳泽先生已经抵京。报纸刊载这个事情后，各国公使也意识到芳泽公使的身份尚未得到中国政府完全承认，这使得正在拜访各国公使的芳泽陷入窘境。
芳泽作为一个外交官，他应该了解驻在国的法律。因为中华民国宪法明文规定：总统和副总统不在期间，内阁有权行使总统的权力。特别是同期，巴西和智利两位新任公使已经在怀仁堂总统府向中国内阁递交了国书。作为公使，芳泽不会不了解这一讯息。
那么，芳泽的行为其实就是意在表明“日本这样一个强国不能屈尊将日本天皇签署的国书递交给一个摄政内阁”，而这样的潜台词，顾维钧是读得懂的。
就在问题僵持之际，芳泽没有正面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反而通过中国政府其他总长游说顾维钧，以化解矛盾。如内阁中的代理国务总理高凌霨、交通总长吴毓麟、陆军总长陆锦和曹锟将军的秘书长王兰亭等，都出面劝说顾维钧在特殊形势下没必要遵守外交礼仪，甚至还想通过举办宴会的方式私下达成和解。显然，这几位民国政府官员完全不懂得外交为何物、何谓政府和国家的尊严，竟以为这是私人恩怨，完全不理解顾维钧是以摄政内阁外交总长的身份考虑问题。顾维钧当然拒绝出席这样的宴会。
与之不同的是，对于顾维钧以及中国外交部的做法，北京的整个外交使团都予以理解和支持。最终，芳泽公使不得不履行惯例的程序前去拜访顾维钧，并递交了国书副本。
顾维钧对程序正义的看重，不但维护了中国政府的形象、尊严和国际声誉，而且赢得了芳泽本人的好感和爱戴。1954年，芳泽作为驻台湾地区日本代表亲自到机场迎接回台的顾维钧，并设宴盛情款待。
再来看1942年香港问题的谈判。
“珍珠港事件”后，美、中两友邦不仅公开对日宣战，而且同时也对德、意两国宣战，中国正式成为同盟国的一分子。美国政府更加亲近中国，先是主动提出向中国贷款五亿美元、开辟中国给养生命线滇缅公路，后又于1942年要求此前与日本结盟的英国向中国贷款五千万英镑（因为英国本身也在进行战争，经济拮据，甚至多次向美国贷款。这一财政援助的许诺在更大意义上是一种政治和外交姿态，毕竟此前日、英是伙伴关系）。罗斯福总统不止一次地表示赞同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复失地，甚至提出了终止在华治外法权、缔结新约等构想，并携英国一起积极展开对华谈判。
顾维钧任中国驻英国大使后，受命研究并试探英国对香港问题的态度。深谙外交之道的顾维钧，没有直接向英国政府和外交官们提及这个棘手问题，而是采取“曲线救国”的方略，即通过议会领袖、报业发行人、银行界巨头、商业巨子、中国协会、大学界和社交界领袖等渠道，了解到英国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界人士都“能正确理解中国收回香港的愿望”，“打算把香港全部还给中国，不过人人都认为当前应先解决当务之急，香港问题最好留到战争胜利后去解决”，甚至对香港怀有深情的丘吉尔首相也不反对归还香港，只是“希望有条不紊地交还”，包括“养老金制度的延续，治理香港对公众所应承担的义务，某些公共财产的照顾、私人财产的保护等问题，都应做出具体安排”。
因为已经提前做好功课，当中、英双方的重庆谈判因香港问题触礁时，顾维钧积极介入，一方面与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加紧商谈，一方面力劝蒋介石不要固执于中、英新条约必须包括收复香港这一项。在面见蒋介石时，顾维钧除了陈述了自己调查了解到英国政府有意归还香港的讯息外，还讲道：“这次英国既然有意表示友好，建议缔结新约，我想他们这项努力如果没有结果，将会非常失望。如果我们因为新约不包括香港问题而拒绝签字，英国会认为这样未免缺乏谅解，太不近情了。这次是由英国首先采取行动同我们磋商的，他们没有料到会提出香港问题。”为此，他委婉地劝蒋介石“先收下这第一份礼为宜，可以在收礼的同时暗示一下我们在等待着第二份礼的到来”，并警示說：“战争期间，盟国应该表示团结一致，这点极为重要。”
在顾维钧的积极斡旋下，最终中、英两国于1943年1月11日签订了堪称二十世纪“以中国为一方所签署的最伟大的条约”，废除了包括治外法权在内的不平等条约，也“消除了一个世纪以来的耻辱”，而且还增强了同盟国间的信任，提升了联合对敌作战的效力。
至于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精彩表现，早已经是众所皆知，这里就不赘言了。
对于顾维钧在外交上的各种优异表现，同样具有资深外交经历的资中筠教授曾撰文指出：“顾维钧之为‘外交能手’是当之无愧的。”
民国外交史学家洪钧培在《国民政府外交史》中写道：“今日之世界，一外交的战争之世界也。一国有特出之外交人才，其国之外交往往博得胜利，否则其国外交无有不失败者。我国闭关数千年，对外素少交往，外交学识素不注重。是以对外通商以后，对于他国不发生交涉则已，一旦发生交涉，无不败于外交官之手。故考我国外交失败之原因，一言以蔽之曰，缺乏外交人才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