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化：研究背景、界定及其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
时间：2021-07-01 20:03:1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关键词］ 欧洲化；欧洲一体化；欧洲治理
［摘 要］ 欧洲化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并已发展成为欧洲研究领域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议题。欧洲化研究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历史与学术研究背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传统的一体化研究陷入困境以及欧洲一体化研究思路的转变构成了三个主要的影响因素。本文阐述了欧洲化研究的状况及其发展阶段，在详尽评述欧洲化不同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欧洲化的基本含义，探讨了欧洲化与欧洲一体化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中图分类号］ D50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257.2826（2007）06.0048.08
在欧洲研究领域，“欧洲化”（Europeanization）已成为一个相当流行的学术词汇。欧洲化作为学术研究的“术语”流行起来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目前研究仍处于不成熟阶段，国内学者更少涉足。本文希望借此增加国内学者对该领域的了解，引起对它的关注。
一、欧洲化研究的兴起
欧洲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其标志是1994年Ladrech发表的“国内政治与机构的欧洲化：以法国为例”一文。文章首次对欧洲化进行界定，探讨了欧洲一体化对法国宪法及国家与次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并将欧盟视为民族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环境，认为它将引起国家政治与决策组织逻辑的变化。［1］(P69-88)
（一）欧洲化研究兴起的背景
欧洲化研究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历史与学术研究背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传统的一体化研究陷入困境以及欧洲一体化研究思路的转变，是三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1987年生效的《单一欧洲法令》首次对《罗马条约》进行重大修改，法令不仅确立了建立统一大市场的目标与时间表，而且决定改革欧共体机构及其决策程序，改变成员国之间的市场分割状态，实现商品、人员、服务与资本的自由流通。欧洲一体化重新启动的意义在于建立统一大市场，在法律上将社会政策与环境政策等领域纳入共同合作范围。1992年底，《单一欧洲法令》中近300条法令落实到成员国国内法律中，统一大市场基本建成。1993年生效的《欧洲联盟条约》将欧洲共同体、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及司法与内政政策确立为欧盟三大支柱，欧洲一体化进程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欧盟成为成员国政治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在此背景下，探讨欧盟对成员国国内政治与政策的影响及变化已成为十分迫切的研究课题。
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重新启动激活了新功能主义和政府间主义的对话与争论。它们坚持各自的理论视角，分歧主要围绕欧洲一体化的最终结果、一体化进程中国家与超国家机构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一体化的动力机制等。然而此时欧洲一体化的环境、内容与进程与以前大不相同，“旧有的理论视角将我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所谓的历史性时刻，如条约修改或重大危机，而忽略了欧盟体系的日常运作，其结果是将一体化成果归功于国家政府或超国家机构而非欧盟本身的职能运作与机构间互动。”［2］(P105)欧盟的复杂性不允许将欧洲一体化看作是以民族国家或超国家为核心的过程。旧争论既不能抓住进程的动力机制，也难涵盖关于欧洲未来的所有可能，欧洲一体化政治并不仅是有多少或多大程度的一体化问题。更有学者认为，欧盟研究者有责任寻求其他研究路径，实现从国际关系到比较政治学的转变，将后者作为欧盟研究的母学科，回答政治学中更一般性的问题，而不是提出一系列主张。传统的欧洲一体化研究不仅缺乏新鲜血液，难以提出新问题，而且在解决原有问题方面也有些力不从心。［3］(P3-5)欧洲化研究是在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突破原有议题，运用新视角、新方法探讨新问题，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从新研究思路出发提出更具一般性的问题。
1978年Peter Gourevitch发表“颠倒的第二意象：国内政治的国际根源”指出，国际关系学者将研究深入到国内政治中试图解释对外政策与国际政治，国内结构对国际关系学者来说是自变量或干预变量，有时甚至无关紧要。比较政治学试图解释国内结构的性质：为什么它是这样的，怎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一个结构会区别于其他结构，它如何影响生活的各个方面。［4］(P881-882)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国际体系可能是一个解释变量，而国内结构可能是国际政治的结果而非原因。作者主张探讨国际体系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欧洲化研究就是这种研究思路转变的具体体现与实践。“欧洲一体化研究中所谓新议题的主要推动力常常被与Peter Gourevitch的那篇著名文章联系起来。该文阐述了国际体系对国内政治的决定作用即所谓‘颠倒的第二意象’”。［5］(P338)
作为一项新的研究议题，欧洲化带来了一体化研究思路的转变，并对新形势下的一体化进程提出了新的问题。“与以前自由政府间主义强调欧洲政治的国内根源以及国际关系中更早的争论不同，欧洲化这一新的研究议题为欧洲一体化研究提供了一种‘颠倒的第二意象’”。［6］(P3)新功能主义、超国家治理及多层治理等理论视角都将欧洲层面的机构及其政策输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国内政治至多是解释性变量。如果说以新功能主义与政府间主义为代表的传统一体化研究遵循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那么欧洲化研究则将考察重点放在国内层面，主要探讨欧洲一体化或欧盟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即国内政治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于欧洲层面的机制运作和政策输出。
（二）欧洲化研究的状况与发展阶段
欧洲化研究的有关论著浩如烟海，1998年至2003年研究达到高潮。在相关资料中，有三本著作系统地介绍了欧洲化研究的成果，代表了目前该领域研究的学术水平。
一是Cowles，Caporaso和Risse合编的《欧洲变革：欧洲化与国内变化》。［7］作者分析了交通政策、环境政策、次国家机构改革、国家法院乃至价值认同等许多案例，考察欧盟在不同领域如何影响成员国，并在历史制度主义的框架下对欧洲化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二是由Featherstone与Radaelli合编的《欧洲化的政治学》。［8］本书所涉及的领域广泛，内容丰富，考察了欧盟地区政策及其对次国家层面的影响，国家行政体系的欧洲化，欧盟环境政策与社会政策及其发展对成员国的影响，利益集团和政党等行为体也被纳入研究范围。三是Goetz与Hix主编的《欧洲化政治？欧洲一体化与国家政治体系》。作者探讨了欧洲一体化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包括政党制度、选举、政治交流、司法、立法与行政制度等方面，但没有涉及政策领域。［9］
就目前欧洲化研究状况而言，一方面，考察的地域范围广，不仅限于欧盟原有十五个成员国的欧洲化，而且还将视野扩大到新成员国以及与欧盟关系密切的非欧盟国家和地区，如挪威、瑞士及巴尔干地区和国家等，研究涉及的行为体包括国家、次国家、利益集团和政党等各个层面。另一方面，理论和方法的运用比较单一。虽然新功能主义、政府间主义和建构主义对欧洲化问题都有论述，但真正使其提上研究日程的是比较政治学，特别是新制度主义，在研究中占主流的也是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大部分研究采用案例分析方法，或者针对某国的某项制度、政策、机构乃至利益集团、政党、认同和价值等进行个案分析，或者选定几个国家进行案例比较研究。这种方法有助于深入事实，考察具体过程与结果，但不足在于将欧盟作为惟一的自变量，没有考虑其他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