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实践对“一带一路”建设经济规则制定的借鉴探析

时间：2021-07-01 04:00:56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面临着机制整合问题，建立统一的经济规则能够深化沿线国家的合作，这种规则的建立可以从中国—东盟合作中寻求经验借鉴。本文在比较东盟国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上，探求中国—东盟合作发展的经验，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办和制定“一带一路”经济规则提供参考意见。
　　关键词：“一带一路”；经济规则制定；中国—东盟经验借鉴
　　[中图分类号] F1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2479（2017）04-0008-06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于2017年5月14日在中国北京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提出要“加强规则和标准体系相互兼容，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和机制保障”“要促进政策、规则、标准三位一体的联通”①。从时间轴的角度来说，“一带一路”倡议概念的提出已经有四年，《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提出也有两年的时间，但就目前情况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所达成的诸多协定普遍存在着碎片化、自由化程度低、覆盖面窄等问题，区域内主要经济体面临利益分歧严重、贸易壁垒高筑、法制和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等诸多挑战。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急需制定一整套调整沿线国家国际经贸关系的规则，改变狭隘的国际利益观念，突破传统的国家中心模式，建立兼顾利益的长效合作机制，并强调采取一致行动和共同责任。“一带一路”经济规则的构建需要借鉴多方面的经验，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实践，为解决不同国家和利益的分歧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有助于“一带一路”经济规则的形成。
　　一、国际规则与“一带一路”建设
　　国际规则的出现源于国家间的频繁往复的交往，在交往中需要制定各国间的行为规制和行动指引，这有利于界定各个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提高国家之间合作的可能性。具体到“一带一路”建设中，需要以国际规则的形式来逐步规范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联通、贸易畅通和投资等方面的行为，通过相对明确的权利和义务规则来减少合作中各参与方因各种干扰带来的不确定性，降低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但不容忽视的是，“一带一路”建设中参与主体、参与对象以及各国预期目标具有多元性、复杂性，要形成一个庞大的综合性多元化的国际合作新机制具有更大的挑战性。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举行及决定在2019年举行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机制化合作呈现了良好的开端。“一带一路”本身是中国发起的一个开放多元的国际合作机制①，要想在不断的交往中取得更多的成果，本身就要建立一套跨地区、跨经济、跨政治的行为准则，这套准则应该包括合作理念、合作原则以及合作中的权利和义务等内容，促使沿线各国不断地在合作中促进共同发展。
　　（一）规则制定有助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
　　赵龙跃（2015）②认为“一带一路”愿景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在融入世界发展方面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至此中国开始向世界提供发展的思想动力源和发展方式，在这一倡议的指导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对发展思路、发展目标、具体发展措施等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并以此为基础，发挥中国的领导作用和沿线国家的参与热情，引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创新国际合作机制建设，制定合作的具体内容和行为准则，规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行业标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更多公共产品。陈伟光、王燕（2016）③从国际规则的作用发挥角度认为，“一带一路”在不同国家的推进面临着如何处理风险、如何对接标准、如何与当地发展利益相协调等诸多待解问题，这些问题纷繁复杂，但从根本上都是共同发展目标上的分歧，如果制定沿线国家共同的国际规则，有利于沿线国家共同管控所遇到的分歧。而且规则能使各方在基础设施联通、贸易畅通等领域制定通用的标准，增加沿线国家发展的协同性，为“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国家設定发展的目标，逐步形成“一带一路”特有的规则体系，建设新型的跨区域经济发展合作机制。
　　（二）“一带一路”规则制定需注重风险分析
　　“一带一路”沿线有些国家政治动荡，恐怖主义势力猖獗，发展环境面临挑战。面对这种多样化的合作，马学礼（2015）④认为“一带一路”的规则标准不应该过高，需要最大的适应各国不同的具体情况，在内容上也应当是灵活、可调整的，约束上更多的采用软约束而不是整齐划一的条款。这种规则应是有利于促进各方形成发展的共识，注重克服当前合作中的障碍因素，推动各国走向合作发展，最终形成共同发展的机制。“一带一路”规则风险不仅仅在国家层面存在，跨国企业经营风险、国内企业微观运转等方面也都存在不同风险，为了应对这些风险，规则需要在全球层面、区域国家层面、双边层面等多个方向进行推进，这种全方位的协调有助于打开一些国家的发展死结，促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国家的中心转移到发展中来，这样才能拓展规则制定的空间，形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的发展理念，进而提高这些国家的制度话语权。
　　（三）“一带一路”规则制定需注重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来吸收借鉴
　　如李向阳（2016）⑤将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一带一路”来做比较，认为作为不同的跨区域合作机制，二者都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以地域为界限的区域限制，都将亚洲地区作为全球重要的合作基础，但二者在合作的目标定位、合作方式等存在显著不同。TPP体现了西方的哲学理念，立足于现有规则如贸易、投资等规则的整合，提出了较高的规则标准，并规定了只有谈判才能加入的可能性，主张对机制内国家进行强约束限制。而“一带一路”将关注重点放在沿线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强调对共同发展理念的认同，以开放性为其主要特征，体现的是中国古丝绸之路的东方合作思维。“一带一路”的规范性建设需要注重面向未来，而不是一味的强调TPP的高标准和规范性，但是TPP的某些方面也可以成为“一带一路”某些国家如沿线发达国家间协议的参考准则。孙瑾（2017）①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面临价值链规则的重构，对此，中国需要了解以WTO为基础的国际经贸体系的动态，关注劳工标准、碳排放准则等的各国态度，特别是学习借鉴TPP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的规则标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在贸易便利化中有关海关、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合作；在基础设施联通中相关标准计量等方面合作，争取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对独立的适应共同发展的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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