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事始：以“初”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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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左传》依时叙事。《左传》事始，或以具体时间，或以模糊时间。其模糊时间的体现方式有二：一为“……也”，一为“初”。在《左传》中，单字成句，起领起事件作用的“初”共有100处，一般通过“初+时间+结果”“初+评论或预言”两种形式与正文结合。观察《左传》以“初”领起的事件，一则事发于清萍之末，又有祸起于萧墙之内，再则义见于因果之间。以“初”补入或插入事件是《左传》保证依经、依时叙事体例前提下，为使事件完整丰富而创设的叙事手段，基于叙事需要，也显示了作者主观结构事件的意愿，同时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左传》的叙事视角。
[关键词]《左传》；事始；初；叙事视角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7）04-0047-07
[收稿日期]2017-03-18
① 杨伯峻本《春秋左传注》昭公五年有“初，作中军”段，《春秋左传正义》为“初作中军”。此段文字，在襄公十一年有类似而略详尽的叙述，这样的重复《左传》中并不多见。就领起事件而言，以为此处之“初”可与“作中军”连读，与成公十六年（前575年）“初陨师徒者”，定公四年（前506年）“初罪必尽说”，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初为孔氏臣”用法同，所以不做计数。另，本文所引《左传》原文均出自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
《左传》叙事，多以时间领起，所谓“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时系年”[1]（p3）。然而，若止于此，以史视之虽能条清缕晰，以事观之则不易“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例之条”[2]（p151）。所以，杜预《春秋左传正义》卷一又云：“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对此，孔颖达疏曰：传文虽多，不出四体。”[1]（p13）考察《左传》文本，诚以为是。但比照《公羊》《谷梁》，“辩理”实非《左传》释经所长，所谓依经辩理，实则依经叙事。故以叙事者言，梳理《左传》“依经以辩理” 之形态，实益先发，直可为《左传》以事释《春秋》之一明证，或又见叙事本末体之初成。
《左传》依经叙事，以时间领起外，“始事”之方式以如下两种为多：一是以“……也”即“……的时候”引入前事，如僖公十五年（前645年）以“晋侯之入也”引出秦伐晋的原因，成公二年（前589年）以“楚之讨陈夏氏也”引出夏姬；二是以“初”引领事件的缘起，如文公元年（前626年）以“初，楚子将以商臣为大子”引入楚成王被弑的原因，襄公二十六年（前547年）以“初，宋芮司徒生女子”引出宋元公“佐”。此外，还有以具体事件为节点引出前事的，如庄公十一年（前683年）以“乘丘之役”引出宋闵公被弑原因，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年）以“鄉役之三月”引出晋、郑之盟的原因等。
以下，我们只就《左传》中以“初”领起的事件略作讨论，以此观察《左传》始事之形态，兼又窥及《左传》的叙事视角。
一、“初”于《左传》中之存在状态
《左传》中，单字成句，起领起事件作用的“初”共有100处①，其中隐公两处、桓公7处、庄公9处、闵公3处、僖公12处、文公6处、宣公6处、成公3处、襄公16处、昭公13处、定公6处、哀公17处，除哀公时段的传文用“初”较多外，其他时段“初”出现的次数基本与传文的数量或者说事件的数量成正比。《左传》中以“初”领起的事件，对叙述正在发生事件的作用，有补充事件而使其完整或充实的，但大多为明确正在发生事件的前因后果与来龙去脉。
需要说明的是，此处讨论“初”在《左传》中的存在状态，根本目的在探究叙事问题，于义理或考据言实会挂一漏万，而只是基础文本分析，也是当代视角下的一种阐释，比如，我们将“蛇斗于门”归为怪力乱神之谈，并非否认作者记述此事的目的可能在于论“妖”。于是，也还需明确对《左传》中之事的定位问题，也就是如何将《左传》纷繁宏阔的历史记录，细分为具体可谈的事件，这是我们考察“初”在《左传》叙事中的作用的前提。对此，我们的主要考虑有三：其一是以释经为根本，即将对某句经文的解释作为一个单独事件；其二是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于每年的传文都做了小节式的区划，是我们划分具体事件的重要参考；其三是清高士奇有《左传纪事本末》、马骕有《左传事纬》，或分国记事，或“融会贯通”，更有大事件之视野，我们努力兼顾。
1.功能作用分类
就功能而言，我们将《左传》中以“初”领起，插入或补入的事件或事实做四类区分：明确事因者七十六，以事传人者七，怪力乱神之谈六，顺序其事者十二。
以事传人（突出人物）者有七。分别为僖公二十四年（前636年）从侧面烘托重耳的事件，也可做头须之传奇；襄公二十三（前550年）年栾氏之力臣督戎身死之事，可做斐豹之传奇；文公十六年（前611年）以公孙寿“子，身之贰也”高论引出的（宋君被弑之）小插曲，可做荡意诸之传奇；宣公三年（前606年）以260字之文，记录了郑穆公神奇的出身，近乎偶然的被立，再到“刈兰而卒”，可做公子兰（郑穆公）之传奇；昭公三年齐景公为晏子换住宅之事，虽有晏子谏重刑之论，仍可为晏子之传奇；定公四年（前506年）左司马戌“耻为禽焉”之事，可做戌之传奇；哀公二年（前493年）卫立太子之事，可做公子郢之传奇。将这些以“初”领起的事件视为人物传奇，区分标准是他们与核心事件关联不大，且可以独立成事。
怪力乱神者有六。分别为庄公十四年（前680年）“厉公入”之事件，对应“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之事；僖公二十二年（前638年）“迁陆浑之戎于伊川”之事件，只对应百三十年前“被发而祭于野者”之预言；文公十年子西之被杀，加之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年）子玉之死、文公元年楚成王被弑，对应楚范巫矞似谓“三君皆将强死”之谶语；宣公四年（前605年）记述楚若敖氏被诛灭，而令尹子文之孙克黄得以保全时，补入的子文“虎乳之”的身世；成公十七年（前574年）记述声伯（公孙婴）之死时，只对应“涉洹之梦”的占卜；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记述臧会被立为臧氏继承人时，只对应臧会窃龟占卜并依卜行事。《左传》好预言，不讳神鬼，但此类怪力乱神之谈大多不单独存在，即言神怪而不废人事，于此当另有详论，此处做言，只为区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