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秦帝国》看历史文学的虚与实
时间：2021-06-29 08:00:1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历史是什么？是我用来挂小说的钉子。”这是大仲马那句尽人皆知的比喻，点明了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历史为文学提供真实的素材，文学则通过艺术虚构，反过来向读者普及历史。我们熟悉的历史文学，正是二者相结合的产物；而如何平衡真实与虚构，也就成了每一位写作者动笔之初，必须面对的首要课题。
严肃的历史文学作品，应如何平衡这二者的关系？如今流行的观点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但笔者认为，这仅仅是就人物和情节而言，历史小说或历史剧，应该在时代精神、情节脉络、细节还原这三个层面，大体实现《三国演义》所谓的“三分虚、七分实”，才能算得上基本成功。
由孙皓晖先生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就在这三个层面较好实现了虚实之间的平衡，笔者将从以下各方面对其逐一进行分析。
从缝隙中倒推时代精神
假如将一部历史小说比喻成人体，那么它的细节还原相当于皮相，决定着作品能收获多少直观好感；情节脉络相当于骨架，决定着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时代精神却相当于灵魂，直接决定着作者所站的高度、作品的思想深度。
看看近年来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不论那些本就是在消费历史、消遣历史的种种戏说雷剧，即使是一些创作态度严谨端正、也算得上“符合历史”的正剧，观看起来仍不时让人有天雷滚滚之感：凛凛风骨的先秦士子被塑造成懦弱猥琐的书生，杀戮无算、开分封制倒车的项羽被吹捧成“具有民主思想”的“理想主义者”，金戈铁马的赤壁之战成了帮会火并，开放坦荡的贞观君臣变成钩心斗角的满清宫廷……诸如此类的反面教材，实在不胜枚举，也不知这类“故事新编”将伊于胡底。何以如此？正在于时代精神的错位。
好在，《大秦帝国》避免了这样的覆辙；甚至可以说，对时代精神的刻画，正是这部作品的最成功之处。孙先生并不讳言，《大秦帝国》是一部“主题先行”的作品，其主题正在于被他归纳为“强势生存”的时代精神，作品是从大大小小的多个方面对该主题进行阐述的：大的方面，譬如通过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的各国变法，反映了当时的“求变图存”精神；通过赵武灵王、李牧、蒙恬等名将痛击匈奴的一系列战争，反映了“强力反弹，有限扩张”的精神；通过秦始皇灭六国、创设全新文明，反映了追求统一的精神；通过稷下学宫的自由论战、诸子百家的著书立说，反映了当时士子自由坦荡、兼容并蓄的精神……小的方面，诸如刚烈血性的尚武之风，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鞠躬尽瘁的敬业精神，淳朴真挚的上古民风，热烈率真的男女爱情，“言必信，行必果”的侠义作风……几乎无所不包。
有观点认为，这些内容大多史料无载，都是作者自己的虚构与美化。笔者认为，从“证据”的意义上讲，的确如此；但从“逻辑”的意义上讲，这些虚构与美化都是成立的。孙先生曾将自己的写作比喻成“侦探破案”，即从语焉不详的史料记载中，结合当时的时代精神，通过合理的历史逻辑，倒推出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这类例子也有很多：譬如小说中，历代秦王都极为勤政敬业，尽管没有史料记载，但《秦始皇本纪》《淮南子》都有对秦始皇操劳政务的评价，联系到秦国自商鞅变法后惊人的扩张势头，我们完全可以推断，之前的历代秦王同样也有可能是工作狂，否则无以取得这样大的成绩。
再比如墨家干预秦国变法，批评意见同样以为此事于史无据，但一方面根据《吕氏春秋》等作品记载，田鸠、腹朜、唐姑果、缠弦子等墨家大师均在秦国留下过足迹；他们身上又体现出浓烈的兼爱情怀、侠义精神，因此理论上仍然存在出手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为了更加突出时代精神乃至自己的创作理念，有时甚至直接改动《史记》的记载，但仔细推敲起来，这并非随心所欲的“篡改历史”，而同样是在逻辑推演的基础上进行的变动，这点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商鞅的结局。孙先生曾特地在自己的《原生文明启示录》一书中，用一整个章节来阐述《商君列传》中的种种疑点，列出了十二个不能自圆其说之处，并通过推理形成了完整的逻辑链条，最终得出结论：商鞅并非反叛兵败被杀，而是主动护法就刑而死。这一改动固然颇显大胆，但却是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上；同时，《战国策》中也有商鞅主动归秦的记载，无论是从逻辑推理还是史料选择的角度讲，都可以自圆其说。尽管历史真相如何仍然见仁见智，但作为文学作品来说，这样设计完全无可厚非，它既使商鞅这一经典形象的塑造达到完满，也使广大读者更加深刻地体味到了当时属于所有变法者的殉难牺牲精神。
在裁剪中突出情节脉络
《大秦帝国》较为人诟病的一点，便是小说剧情与史料（主要是《史记》）的出入。批评者大多认为，小说存在着大量人物出场年代错乱、身份张冠李戴等纰漏，更有人翻出孙先生自述的那句“大秦帝国没有虚构一个重大事件……所有有姓名记载的人物，所有著名言论，都是真实的”，拿小说中与史料不符的内容进行比对，俨然如发现真理一般自鸣得意。
严格来说，《大秦帝国》的确没有虚构一个“重大”事件———尽管在无关全局的剧情方面它虚构极多；《大秦帝国》中有姓名记载（于史料）的人物也都是真实的———尽管不少都有着诸多调整。
笔者认为，那些指责作品“篡改历史”的批评意见，其实多是批评者不了解文学创作规律所致，绝大多数均为挑剔和苛求。须知，历史小说虽冠以“历史”前缀，但其根本属性仍然是小说，需要将历史人物的命运、历史事件的脉络以文学化、戏剧化的形式呈现给读者，这就要求写作者在不违背自己创作理念和历史进程的前提下，对史料进行适当的剪裁，使之更富于戏剧冲突乃至艺术感染力，从而带给读者以审美体验。
这方面的反面例证是历史剧《汉武大帝》。总体来看，这是一部较为优秀的历史正剧，尤其塑造了汉武帝、卫青、霍去病等经典形象，但其结构上的缺陷也同样不容忽视：全剧近六十集，前十余集一直在描绘与主线剧情基本无关的汉景帝诸事，从而使整部剧显得十分拖沓冗长，尽管它算得上“尊重历史”（严格来说，是史料），然而在艺术上却并不完善。
相较而言，《大秦帝国》所反映的从商鞅变法到秦朝灭亡的足足一百五十余年，刻画难度要远远超过《汉武大帝》：一方面，这一百五十余年间，涌现了无数历史人物，出现了无数历史事件；另一方面，各种史料之间也有大量的错讹、断裂、相互抵牾，都令人无所适从，如果作者亦步亦趋地照搬史料，如《汉武大帝》那般面面俱到地铺开，只怕小说的文字量将远不止现有的500余万字，其散漫无序的结构也势必会耗尽读者的耐心，最终沦为一部流水账般的平庸之作，无非又一部白话文版的《东周列国志》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