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程序暴力”到“软干预”

时间：2021-06-27 04:01:35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美国例外论”引致出美国的两种政策倾向：孤立主义与干涉主义。虽然两者都是构成美国霸权政策的思想基础，但在冷战后时期，由于美国超强的实力和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地位，“圣战”式的干涉主义在美国对外行为中更为突出。为了谋求霸权利益，美国不惜实施“程序暴力”。然而，当“程序暴力”成为美国对外行为的习惯性方式以后，美国的霸权也在不断透支。在其实力无以为继之后，为了继续维护霸权，美国采用“软干预”的方式。从“程序暴力”到“软干预”的转变表明，美国权势的衰落已经从权势霸权转变为制度霸权。美国的“软干预”遭到来自国内外的“软制衡”，因而美国的制度霸权也在衰落。
　　关键词：程序暴力；软干预；软制衡；美国霸权
　　中图分类号：D5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8)05－0004－09
　　作者简介：胡键，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200020)
　　
　　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术界就已经提出了美国霸权衰落的观点。虽然在美国也有不同的看法，认为美国并没有衰落，而是在不断变化的世界政治中，自身实力的本质和构成正在发生变化；由于美国同时拥有传统的硬实力和新的软实力，因而美国注定仍然“领导世界”。20年过去以后，保罗·肯尼迪认为，即使美国没有立即衰落，但是美国的过度扩张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10年、50年，或者更多年之后，美国必将变得相对衰落。相比之下，沃勒斯坦在《美国实力的衰落》一书中则十分肯定地指出，2001年，震惊全球的“9·11”事件是美国衰落的标志性大事件，而此后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等一系列由美国鹰派所主导的军事行动，并不是美国实力的展示，而是一个没落帝国滥用暴力进行垂死挣扎的体现。那么，究竟以什么标准来判断美国霸权是否已经衰落了呢?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衰落有许多具体的指标，如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及其效能、社会凝聚力、国家的国际形象等。但是，这一切都最终通过国家的对外行为表现出来。因此，本文将通过评估美国的对外行为方式来判断美国国际地位的状态。
　　
　　一、行为体的对外行为方式与国际地位
　　
　　影响行为体对外行为方式的因素很多。换言之，行为体的对外行为方式不是决策者简单的选择，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影响行为体对外行为方式的是国际环境，尤其是行为体所处的地缘环境特征。地缘环境特征是影响国家对外行为方式的重要变量之一。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国家最关心的是邻近的国家，而对那些遥远的国家关心则要少一些的重要原因。根据传统地缘政治学提出的“互动定律”，两国互动的强度与两国的空间距离成反比，而接壤则是产生“危险的二元因子”的因素之一。不过，对此持反对意见的人也同样存在，认为环境如同科学知识一样，不过是国家对外行为的基础，并不能指导政策制定者或决定他们行为方式的选择。但是，如果从现实来考量，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环境对国家的行为方式有重大影响。例如，为什么美国可以置古巴、委内瑞拉的反美声浪于不顾，而不惜绕开联合国，千里迢迢地跑到巴尔干、中东等地去“拯救”所谓的“人道主义灾难”，去轰炸贝尔格莱德和推翻萨达姆政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古巴、委内瑞拉都处于美国的后院，美国一旦发动对古巴、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也许能推翻卡斯特罗、查维斯政权，但后院陷入混乱，灾难就会迅速蔓延到美国内部。相反，远离美国的巴尔干、中东无论怎样乱，也不会直接蔓延到美国内部。可见，纵然大国、小国之间的利益严重不对称，但因它们相邻，不对称的利益也或多或少地捆绑在一起。
　　其次，国际体系结构即国际权力的分配形态影响国家的对外行为方式。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意味着在国际体系中，对特定行为体没有固定的、特定的权威来进行权力分配。因此，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实力在体系中追求自己的最大权力。但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并不意味着任何国家行为体都可以毫无限制地追逐权力。这是因为，国际体系的结构可以对国家的行为方式施加影响。冷战时期，任何国家的对外行为都不得不考虑两极格局的现实。包括苏联、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它们的对外行为方式也都受到了两极格局的严重制约。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冷战时期的古巴导弹危机。在两极都拥有核摧毁力的情况下，苏美两国在核对抗中都不得不保持着极大的克制。而对于两极体系中的其他国家而言，它们的对外行为方式只能是在两个超级大国中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但是在多极体系中，受多极力量对比的影响，各行为体尤其是实力弱小的行为体则往往倾向于搞平衡外交；也就是对各方大国力量都不得罪，以求得多方获益。行为体对外行为方式除了受国际体系权力分配的影响外，它还直接受国际体系中行为体互动范式的影响。例如，在一个行为体彼此孤立的国际体系中，行为体之间的敏感性程度极低，但在一个行为体互动极高、相互依赖的国际体系中，相互之间的敏感性极高，某一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将迅速引起其他行为体的反应。在这种情形下，该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就不得不对其他行为体的反应产生顾虑。由此可见，行为体的对外行为方式受制于国际体系的结构特征和行为体之间的互动范式。
　　再次，治理结构同样也规定着行为体的对外行为方式。很显然，由于国家实际权力的不对称性，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实际上只能是以大国为中心的治理。其结果是，每个国家都被迫加入与大国的联合结盟之中，以图维护和扩大自身的利益、价值和权力。不过，全球化正在或已经打破了这种治理结构。这是因为，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转型大大压缩了民族国家作为行为者所享有的活动空间，以致民族国家的选择十分有限，根本无法缓解跨国市场流通所带来的不受欢迎的社会后果和政治后果。当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结构被打破以后，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多边合作治理，甚至是全球治理的兴起。多边合作治理将促使民族国家不得不抛弃传统的主权观念，国际事务与国内事务的界线逐渐模糊，传统的内部事务甚至被置于国际的层面进行互相监督。这就是罗伯特·库伯所说的“后现代状态”。而这种“后现代状态”正揭示了当今已经存在并将是未来国际社会的主要治理模式，这种模式的典型就是欧盟模式。在欧盟框架内，无论是法、德等大国还是其他小国，所有成员国的对外行为方式，都因为欧盟这种治理模式而受到约束。当成员国的对外行为方式无视欧盟框架的时候，那么就意味着欧盟的危机开始了。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新”“老”欧洲的严重分歧，形式上是美国的“程序暴力”摧毁了萨达姆政权，但实际上是美国的“程序暴力”“撕裂”了欧洲。因为，所谓的“新欧洲”国家在伊拉克战争中所采取的对外行为方式彻底违背了欧盟的核心价值理念。
　　不过，行为体的对外行为方式归根到底还是由国家的实力决定的。一方面，实力尤其是硬实力为行为体自身的国际地位提供物质基础，但实力并不直接表现为该国的国际地位状态。只有当实力转化为具体的对外行为时，实力才能通过对外行为方式彰显该国的国际地位。实力是国家行为体的力量、资源储备，而行为方式则是把力量、资源储备转化为能力的具体表现形式。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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