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台湾新闻传播学：去美化与本土建构
时间：2021-06-09 12:02:0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台湾新闻传播学经历了奠基、发展、蓬勃、沉寂四个阶段并业已进入重启期。在当前的重启阶段，台湾新闻传播学正在面对长期以来效仿美国所累积形成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美式自由至上的新闻传播价值观在台湾岛内逐渐受到质疑。2.片面效仿美国民主自由的新闻传播建制但忽略其社会责任制约性建制日益成为台湾传媒业无序竞争的制度性原因。3.历来受绝对推崇的美国行政学派正在逐渐丧失对台湾新闻传播现实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应对上述困境，台湾新闻传播学界正在做出去美化、本土化的学科努力，主要包括以下四种：1.将研究对象锁定在台湾本土的现象与问题。2.挑战美式量化研究方法的统治地位，适当引入质化研究。3.适度平衡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比例。4.尝试通过回溯中国传统价值观来建构本土新闻传播理论内容。尽管断言台湾新闻传播学业已完成本土化转型还为时尚早，但的确可以看出其正在逐步摆脱长期以来“受美所困”的境地，下一步可能取得突破性的进步和发展。
【关键词】台湾；崇美；去美；本土学科建构＼
在当代中国新闻传播理论体系之中，台湾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对台湾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程的梳理[1]以及对其当下正面临的现实困境和相应的解困努力的阐析，有助于描绘出台湾新闻传播学科的大体脉络。
一、台湾新闻传播学的历史发展
从历史来看，台湾地区的新闻传播学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经历了“奠基”“发展”“蓬勃”“沉寂”以及今天的“重启”这五个阶段的发展（见表1）。
在“奠基期”的20年间（约1950—1970年）出现了台湾第一批新闻教育机构，包括政治作战学校新闻系、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及新闻系、台湾师范大学社会教育系新闻组、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世新大学前身）以及私立中国文化学院新闻系等。这些系、所的主要任务是培养编辑记者，主要师资是国民党新闻机构的负责人。
在“发展期”的20年间（约1970—1990年），台湾先后组建起辅仁大学大众传播学系、中华文化大学新闻暨传播学院、政治大学广告系和广播电视系、铭传大学大众传播系等一批新闻传播院系，并初步建构起从专科、本科、硕士到博士程度的人才培养体系。
受20世纪80年代末台湾报禁解除的驱动，台湾新闻传播学也进入了长达15年的“蓬勃期”（约1990—2004年），一大批公立或私立的新闻院、系、所涌现出来，完成专、本、硕、博全层次的新闻传播教育体系架构；研究也覆盖了技术形态、产业业态、监管生态等全层面。
2004年以后，台湾新闻传播学进入了相对消沉的阶段，理论研究进入低产期，课程设置走向唯技术至上，学业两界的隔阂不断加深至难以弥合。这个阶段大约持续了8年（2004—2012年）。
这种沉寂在当下已经被打破，与中国大陆的交流、与台湾传媒业界的多维度互动以及发展本土理论的迫切意愿这三股力量正在重启台湾的新闻传播学（2012年至今）[2]。
二、当前台湾新闻传播学的本土困境
在当前的重启阶段，台湾的新闻传播正在舶来的西方与脚下的本土之间徘徊并彷徨。这种困境在台湾新闻传播的价值取向、建制、学科与理论研究三个方面均有充分体现。
（一）新闻传播价值观的彷徨
在价值观领域，1950年以后台湾的整个价值取向就十分崇尚美国式的民主自由，在各个社会部门中，教育和新闻行业尤其宣扬自由反对专制。基于“三民主义”的本土新闻传播观在很长时间内都只是一个半空洞的理想，从未真正付诸实践，甚至其内涵都不曾被完整、明确地下过定义。这样一来便给了美式自由至上主义的新闻观在台湾立足并统治的空间。20世纪80年代末，台湾当局解除报禁的直接原因也正是美国力量及美式自由的拥戴者所推动并促成的。
然而，解禁以后尽管一时间涌现出的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数量激增，各种内容与各方观点充斥各个版面及屏幕，台湾的新闻出版与言论在形式上看似实现了自由，却也同时出现了一派前所未有的无序竞争直至混乱发展的场面——“久而久之在人民心中觉得民主自由是好的，可是为什么有很多事情不民主不自由？于是就（对所谓的美式民主自由）产生了质疑”。[3]
（二）新闻传播建制的片面效仿
相同的情况出现在台湾新闻传播业管理体制的建构过程中，美国的自由至上建制模式被搬到台湾。然而事实上，美国新闻传播的建制是基于自由至上主义和社会责任理论两个传统的，并始终在这两股力量互相牵制的持续张力之下运行——它一方面以理性主义和天赋人权为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又推崇新闻从业者伦理规约；一方面以帮助发现真理、监督政府为首要目标，另一方面也要求传媒承担社会责任及义务且必须让公众知晓其所作所为；一方面允许任何人拥有传媒、使用传媒，另一方面又以经济、担负社会责任等能力来约束传媒的拥有权和使用权；一方面将传媒放置在“观点的自由市场上”借助“真理的自我修正过程”来“自治”，另一方面又纳入种种社区意见、消费者行动以及传媒职业伦理来加以控制。[4]
但是，台湾的新闻传播建制却是对美国体制的简单片面效仿，仅复制了自由至上的部分却忽略了作为内在制衡系统的社会责任部分。效仿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设置的台湾通讯委员会（NCC）集中体现了这种模仿的片面性——对NCC的批评者指出：例如NCC所推出的“广播电视垄断防制与多元维护法草案”（俗称“反垄断法”）并未能成功实现台湾有线电视的多元经营结构或提升传播媒体产业的发展力；且正是因为NCC本身的失灵，其制订的台湾有线电视数字化等多个目标均未能实现。
（三）新闻传播学科的乏力
20世纪70年代，初起的台湾新闻传播学在基本能担纲培养新闻记者的任务以后即遇到本土理论空白的重大问题——在教学上，先前的文史哲基础课程和新闻写作技术性课程已无法满足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黄金期的台湾新闻媒体对其从业者的能力要求；在研究领域，以国民党新闻机构负责人为主要师资力量的台湾新闻传播系、所更是无法拿出具有现实解释力和未来预测力的相关理论、模式甚至概念，而本地一时又不具备培养理论的土壤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