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政说的学理建构与学说指向
时间：2021-06-08 04:01:3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提 要：义是基于天地秩序对人类社会秩序的理解，义政是基于社会运行规则提出的行政学说，其要求君臣上下皆服从于社会的道德共识、价值认同与行为规范。相对于仁政说，义政说侧重强调国君对天下的责任和义务、强化民众对社会道义的谨守和遵从，因而成为周秦诸子对公共秩序理解的学说基点，成为秦汉帝制建构的理论来源之一。
关键词：道义；义政；学理渊源；公共指向
作为个人修为，“仁”、“义”是儒家眼中人之心性的渊源，“仁”出于本心，而“义”见乎事外。作为政治策略，仁政、义政是先秦诸子国家想象中两种相辅相成的思路。仁政说侧重从道德修为要求国君，试图通过唤醒国君的仁爱之心来实现以德治国；而义政说，更多强调君臣必须符合天下道义，在传统的社会关系之上建构了一个更上位的理念，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础要求和公共道德的基本标准。义政说所强化的负责意识，是对君权的约束、对责任的强化。1相对于强调规则的刑政说，其更注重权力的历史担当；相对于源于心性的仁政说，其更强化责任的外在要求，在战国时期影响越来越广泛，成为秦汉帝制建构的理论支撑。
一、义政说的学理渊源及其指向
义，古体作“義”，从我，从羊。“我”形，兵器也，仪仗也；“羊”，祭牲也。故其意乃取合宜的道德、行为或道理。而所谓合宜，一是人之行为合乎天地秩序，如《周易·家人·彖》言：“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男女乃天阳地阴运行秩序在人间的体现。因而君子做人处事，需合乎
义，古体作“義”，从我，从羊。“我”形，兵器也，仪仗也；“羊”，祭牲也。故其意乃取合宜的道德、行为或道理。而所谓合宜，一是人之行为合乎天地秩序，如《周易·家人·彖》言：“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男女乃天阳地阴运行秩序在人间的体现。因而君子做人处事，需合乎
的理解中，“义”便被赋予了两种先天判断：一是“义”源于“道”，代表了人类对于最高理念的道的理解。《周易·系辞上》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成性存存，即要求人能够意识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1人应该顺着天命、天性来知命造命，这是天地之道所蕴含的基本运行规则，即“道之义”，落实到人道中，便是人对宇宙秩序的体认和遵循。二是道之义，在天、在地、在人各有不同。《周易·说》有言：“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和义是人道的基本规则。因而人之道义，在于内守仁而外求义。
仁乃出于心性，义乃见乎事功。《周易·系辞下》还进一步对“义”做了限定：“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仁”是人之个体修为，出乎心；而“义”则体现在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中。孔颖达疏：“言圣人治理其财，用之有节，正定号令之辞，出之以礼。禁约甚为非僻之事，勿使行恶，是谓之义。义，宜也，言以此行之而得其宜也。”2义作为行政的一种尺度，如财赋税收要名正言顺为宜，约束百姓不为非作歹，使之合乎道义。
《易传》的作者虽然晚出于战国，然其对“义”的理解却符合商周政治理念，在于其把握住了“义”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一个原则。《尚书·仲虺之诰》中有句经典的话：“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以义制事，便是强调“义”在处理军事、政事中的基础性地位，是对行政行为的原则性约束。其与“以礼制心”并举，其中的“事”是指外在事功之事，也就是说，用“道义”的原则，用“合宜”的标准来审视行政措施和行政制度。这里“合宜”，诚然是做到“允执厥中”，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选取最为恰当的方式。
我们可以将“义”视为周政的经验总结，在于《尚书》中多次提到“义”在处理社会秩序时的原则性特点。如《尚书·泰誓上》载周武王誓师所言：“同力度德，同德度义。”意谓君臣惟有同心同德，则能谋义。此所言之“义”，乃灭商之大义：“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谓万众一心，代天罚罪，残除殷纣。在周人看来，殷纣王及其部属的所作所为，已经背弃了“立人之道”的仁和义。《尚书·毕命》说得很直白：“兹殷庶士，席宠惟旧，怙侈灭义，服美于人，骄淫矜侉，将由恶终。”周人眼中商族
成员，骄奢淫逸，恃强自大，不仅不合宜，而且违背道义。这样，武王灭商便是守义。《逸周书·
太子晋》讨论文王、武王之别，便以仁、义相分：
如文王者，其大道仁，其小道惠，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敬人无方，服事于商，既有其众而返失其身，此之谓仁。如武王者，义杀一人而以利天下，异姓同姓，各得其所，是之谓义。
文王之仁，出乎内心之诚；武王之义，出乎外功之利。武王诛杀殷纣王，虽有不忍之心，却符合天下大义。由此来看，如果说“仁”是人之为人的内在心性，更多偏于形容作为个体的修为；那么“义”则是人之所以能群的外在要求，更多偏于描述作为群体的责任。故周朝建立后，便将“义”视为基本的行为准则，如《尚书·康诰》
言：“汝陈时臬事罚，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伪孔传：“义，宜也。用旧法典刑宜于时世者。”谓刑罚合宜。曾运乾进一步解释到：“义，宜也。刑罪相报，谓之义刑义杀。”3言法制合宜。在刑杀之事上强调“义”，不仅出于合宜，更多体现了周人对源自天地秩序而来的社会秩序的认知，将之视为制度建构的道德依据和评判准则。
作为道德依据，即强调官员、民众要自觉体认“义”在维护社会秩序运行中的规范性作用。《周礼·地官》载“大司徒”教民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义”被视为重要的德行之一，郑玄注为：“能断时宜”，贾公彦疏为“断割合当时之宜也”。4而“合时宜”的依据，便是对天命的认知、对责任的担当、对行为的省思。如《左传·文公七年》载晋郤缺言于赵宣子曰：“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义而行之，谓之德礼。”三事亦见于《尚书·大禹谟》：“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郤缺以此告诫赵宣子在位者行政，乃出于责任。正是出于责任，君子才能够判断出何时何事的是非曲直。《左传·庄公二十二年》便借君子之言曰：“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以君成礼，弗纳于淫，仁也。”能够按照礼制来做事，为合乎礼；若能按照道义来思考判断，便是合乎义；能按照本心来成善，便是合乎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