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到执政转换轨迹中的三个节点：共产党功能建设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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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不同类型的政党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共产党由于产生的途径、执政目的、宗旨不同于西方政党，其发展过程中的功能与西方政党必然有所区别。大体上讲，其功能转化轨迹有三个节点：第一个节点，执政之前，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共产党产生初期强调阶级性功能；第二个节点，执政以后，共产党的社会整合功能特别是利益整合功能凸显；第三个节点，长期执政后，共产党需要更加重视民主法治建设，保证合法理性功能的确立。
关键词：共产党；功能建设；节点；执政党建设
中图分类号:D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8）04-0047-06
收稿日期：2008－05－10
作者简介：
戴立兴（1969-），男，安徽宿州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
在政治体系中，政党不同于其他组织之处就在于它谋取执掌公共政权。共产党与一般西方政党由于在产生途径、执政目的、宗旨方面存在差异，其承担的功能也有所区别。从共产党产生、发展的过程看，其功能转化轨迹呈现以下三个节点，出现三次大的变革。
一、途径差异：阶级性功能的异同
第一个节点，革命时期，由于共产党的产生途径不同于普通西方政党，其功能在阶级性方面与之相差异，共产党产生初期强调阶级性功能。
从政党产生看，政党起源于西方，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现代意义政党的出现与宪法和代议制政府的出现密切相关，乔•萨托利认为，19世纪自由主义实践赖以建立的社会和理性多元主义意识形态因素是政党产生的坚实基础，一是代议制政府以及普选权的随之扩大，为立法机构中联盟的组成、潜在的政党集团化创造了强有力的动机。二是在此基础上形成全国性的选举机构的动机。三是随着政治竞争的逐步国家化，每个组织在选民头脑中确立了清晰的政治特征的重要性。这种论述主要是基于政治民主不断发展，普选权日益扩大、政治竞争日趋民主化。
共产党产生于机器大工业中的阶级团结，是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以实现人类解放为崇高目标。而资产阶级政党则是在为谋取本阶级利益并与封建贵族的斗争中产生的，目的是从既有的以君主、贵族为主体的权力结构中分一杯羹，夺权后无非是建立“资产阶级总委员会”，它虽然在革命中依赖过无产阶级，但终究不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
另外，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产生的国家情况也有所区别。资产阶级政党作为早发型政党，是在体制内产生的，先有国家后有政党；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晚发型政党，多是为推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落后统治，为争取民族和阶级解放，仿效外界的斗争形式组织起来的政党，依靠政党领导本国民族、民主革命，即先有政党后有国家。
由于起源途径的不同，决定了西方政党与共产党依赖的阶级基础不同。西方政党多产生于议会内斗争的体制内政党，在普选权扩大的基础上发展为全国性的竞争性政党，议会内政党既可以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也可以代表传统保守势力的利益，是阶级利益妥协的产物，其势力较量多局限于现有统治体制内，不可能强调阶级基础的差别。明显的例子是欧洲的保守党、自由党和美国的两大党。共产党公开强调，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以工农联盟为阶级基础，成立的目的就是冲破既有统治秩序，获得劳动者的解放。特别是在晚发型国家，由于国家没有独立与解放，政党、劳动者、国家的命运天然一体，“斗争哲学”更加突出。比如，中国共产党执政前就肩负对外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对内争取人民民主和国家发展的双层重任，是先有党后有独立的人民国家，所以党的意识形态色彩较重。
上述状况导致了西方政党与共产党的功能侧重点发生了分野，主要表现在对政党阶级性功能的不同强调上，表现为：
1．西方政党强调“中间媒介说”。作为体制内政党，西方政党往往从维护既有统治的角度出发，强调政党的非阶级性，认为政党的本质内涵在于它是联结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中间组织，持“中间媒介说”。比如，《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认为，“政党作为政治机构的确定性特征在于，政党是将国家机构与公民社会机构联系起来的机制。一方面政党对社会作出反应；另一方面由政党对社会施以控制”［1］( P520-521)。日本学者冈泽宪芙形象地提出，政党具有连接社会和国家的架桥功能，是把一端架在社会，另一端架在国家上的桥梁。或者说，政党是把社会中思考和讨论的水流导入政治机构的水车并使之转动的导管和水闸。
2．共产党强调“阶级组织说”。从推翻旧的统治，实现工人阶级掌权的视角出发，传统共产党大都持“阶级组织说”，强调政党的阶级性，认为政党是代表特定阶级利益的阶级组织，认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所以，恩格斯说：“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2］( P196)。列宁指出，“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3］( P58)这就意味着，政党是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政党斗争是阶级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毛泽东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党就是一种社会，是一种政治的社会。政治社会的第一类就是党派。党是阶级的组织。”［4］( P335)大陆政治学者沿用了政党的阶级内涵，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政党”词条中，政党是指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旨在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以实现其政纲的政治组织。
由于“阶级性”的分野，共产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执政后强调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利益代表功能，实行本阶级（通过共产党）的专政；而西方政党受到执政的实用主义影响，除受到自己代表的阶级基础影响外，在多党制下对社会问题和特定价值取向（堕胎、持枪、宗教、环境等）的态度和处理情况，也会影响其能否竞选执政。所以，国外有学者认为，西方社会的这些变化实际上已经开始改变这些国家的政党政治格局：社会阶级冲突开始衰退，出现了基于生活质量问题的新型政治分裂，发达工业社会中公民对以社会阶级为基础的投票热情明显下降，对西欧共产主义政党支持率下降，以及出现了新的“后物质主义”倾向占主导地位的“左派”政党，如出现了环境保护主义者政党，等等。因而，一般西方政党和阶级、阶层的联系不是越来越显而易见，而是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一方面，政党需要适应执政的要求，对自己的阶级性进行适当的装饰。另一方面，尽管许多政党是按照阶级、阶层来划分的，但是，也有一些新出现的政党并不按阶级、阶层来确定自己的支持者，而是把在某个重大问题的“共识”作为凝聚力量的基础，最典型的是绿党。绿党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谁也无法确定它属于哪个阶级。哪个阶级、阶层都有反对绿党的人，但哪个阶级、阶层又都有绿党的积极支持者。再比如，2000年美国大选，支持“富人党”——共和党的下层群众人数比例超过了它的传统选民。过去那种工人拥护社会民主党、资本家拥护右翼政党的大分野已经模糊，社会职业与政治观点之间、利益与价值观之间的联系日益疏远。
究其原因，所有政党虽然都强调利益表达、聚合功能，但共产党由于存在“阶级性”，产生途径依赖等，更突出利益聚合，认为自己天然代表工农阶级，能够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对利益表达相对不够重视；西方政党则认为利益表达是利益聚合的基础，是与其他党竞争的必要手段，更加重视这种政治技巧的使用。而且，西方许多国家参与型文化成熟，公民个人不但倾向于参与政治输入，还积极参与输入结构和输入程序，所以西方政党需要满足其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需求。随着社会分化，社会利益的不断分化，在这个方面共产党需要借鉴西方政党的经验，加强政治民主建设，扩大群众表达利益的政治参与渠道，以笼络民心，增加社会包容性，提高执政的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