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和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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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共产国际在指导第五次反“围剿”的过程中，由于始终存在着的教条式指挥及其“苏联利益至上”的倾向，使得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大转移。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不仅挽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而且还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中的重要转折点。
〔关键词〕共产国际；长征；遵义会议；转折点；中国共产党；红军；根据地
〔中图分类号〕K26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6）05-0015-07
一、长征是共产国际对第五次反“围剿”错误指导的必然结果
1.共产国际能够直接指导中共领导的第五次反“围剿”
在中共六大精神的指导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影响及中国民主革命新道路理论的推动下，各地工农武装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主动出击，使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开始发展成为燎原之势。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以及土地革命的进行，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极大的震惊，旋即组织兵力开始对革命根据地进行了数次“围剿”。1930年开始的第一次反“围剿”开始时，由于共产国际同中央苏区还没有直接的联系，所以还不能直接指导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密切共产国际同中央苏区的联系，最重要的是建立起共产国际、上海中共中央与中央苏区三者之间的电讯联系。共产国际本来就与上海中共中央有着电讯联系。此时，上海中共中央又派出电讯人员，开始尝试建立与中央苏区之间的通讯渠道。1931年3月，曾三、涂作潮、伍云甫等电讯工作人员由上海经过秘密交通线，经香港、汕头、大埔、永定到达中央苏区。此后，他们利用历次战斗中所缴获的电台，逐渐建立起中央苏区同上海中共中央之间的电讯联系。由此，三者之间的电讯联络被打通。
这样，由于共产国际和中央苏区电讯联系的建立，再加上1931年王明上台后，共产国际派来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和军事代表，所以，不仅共产国际的指示能够到达中央苏区，而且共产国际的代表也能够直接指挥中共领导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
2.共产国际指导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方针完全不符合中国国情
（1）“分离作战”方针的提出
第四次反“围剿”被打破后，1933年6月中旬，上海中共中央发电报给中央苏区，其主要内容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军事总顾问弗雷德拟定的，以临时中央名义发出的《中央对今后作战计划的指示》。《指示》认为在中央苏区的红一方面军“集中于一个单独的作战单位”，是对整个红军“主力的束缚，以致对于北方的敌人很少机会再给以有力打击”。〔1〕为了同时取得福建和江西两个战场的胜利，《指示》中提出了“进行分离的作战”〔2〕的方针，即实行“两个拳头打人”的战略：把一部分中央苏区红军组建为东方红军，先到福建西进攻第十九路军，然后再北上到抚河打敌人。另一部分中央红军则留在抚河、赣江一带伺机而动，待东方红军取胜后再一起往北拿下抚州和南昌两地，最终实现江西的首战大捷。弗雷德的这个计划是共产国际关于反第五次“围剿”军事方针的第一步，是“进攻中心城市”冒险主义的继续。
东方红军1933年7月1日组成并立即开始入闽作战，到10月初撤回，前后历时3个月，消灭了一定数量的敌人，也筹集了一些物资，但东方红军入闽的整个战果却不大，所取得的胜利也未能巩固，且这种酷暑远征严重地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而中央红军在抚河地区作战，3个多月也无所建树。实践证明，这种“分离作战”的方针和“两个拳头打人”的战术是行不通的。这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2）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形成
1931年10月，王明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并在莫斯科通过长波电台，遥控远在国内的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人博古。由于博古忠实地执行王明的（实际上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这就使得王明“左”倾教条错误在中共中央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
由于博古完全不懂军事，所以只能把军事大权全部交给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并可“参加政治局及其常委讨论军事问题的会议”。〔3〕李德认为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是很肤浅的”“这暴露了他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维方法”。〔4〕毛泽东“主张完全采取游击战的老方法”〔5〕已经过时。中共及其领导的部队“一直还存在着游击主义的残余”。〔6〕要“继续运用短促突击的战术”。〔7〕他极力推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六路分兵”“建立正规军打阵地战”等一整套“左”倾军事教条主义错误方针，而“短促突击”理论则是其核心。李德对“短促突击”的解释为，“一旦敌人离开碉堡区，就钳制敌人于主要作战区内，给敌人以直接的反击”。〔8〕而“一进入战斗，就必须立即投入所有人力物力，尽快地、一下子就决定战斗的结局”。〔9〕而这条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由于“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10〕从而为第五次反“围剿”埋下了失败的祸根。
3.共产国际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1933年5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并任总司令，开始向根据地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采取了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企图依托堡垒，逐步推进，压缩革命根据地，最后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红军和摧毁中央根据地的目的。此时，推行“左”倾冒险错误的临时党中央已从上海迁移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他们不仅排斥和否定毛泽东制定的正确的建军原则和战略战术，而且还实行了一套所谓的新的其实是完全脱离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实际情况的建军原则和战略战术，从而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
（1）对“福建事变”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方针
1933年11月下句，蔡廷锴率部第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并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蒋介石被迫从“围剿”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中抽调部分兵力镇压福建人民政府。此时中共如能对这一事变采取正确的策略，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对粉碎第五次“围剿”将是十分有利的。但共产国际却对福建事变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蔡倾向于第三党（社会民主党），而社会民主党是顽固反共的”，“蔡反蒋不过是军阀之间的一般斗争”。〔11〕并通过它设在上海的顾问委员会反对红军同第十九路军联合反蒋。由于受到军事“讨伐”和政治分化的压力，加上本身领导失误等原因，第十九路军很快被蒋介石的军队击败，福建人民政府也于1934年1月宣告解体。这就使中共丧失了借助这次事变打破第五次“围剿”的一个十分有利的战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