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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中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

    时间:2021-05-25 04:01:0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红军大学的老师是世界级的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实现了大转移,胜利地完成了震惊中外的长征。我被任命为红一军团第四师参谋长。又回到战斗部队,我心里特别高兴,和第四师一起参加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还有翌年3月渡过黄河参加的东征战役。
      东征战役以后,部队没有什么仗可以打了。1936年5月14日,党中央决定创办一所全日制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利用全面抗战开始之前的有利时机分期分批抽调干部到校学习,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民族战争培养一批优秀军政人才。红军大学选址在保安城附近,那时也没有什么校舍,就决定用陕北到处可见的窑洞作为教室和学生宿舍。没有木头桌椅,就用石头、砖块搭成桌椅的形状。黑板自然也没有,就利用窑洞内的石灰黄土墙作为黑板。
      后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红军大学采访,生动地称之为“不怕轰炸的高等学府”。
      我这时也被选调到红军大学学习,分配在红军大学的一科。当时一科里的38名学员都是师以上的干部,平均年龄27岁,人均负伤3处,均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像罗荣桓、罗瑞卿、彭雪枫、谭政、刘亚楼、杨成武等都是一科学员。记得有些学员来时还带有情绪,因为当时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进行了改编,红三军团并入了红一军团。由于指挥关系发生了变化,大批干部不得不降职使用。这样原红一、红三军团的干部之间出现了一些矛盾。正是为了解决这些矛盾,中央才决定在红军大学里开设一科,集中师以上干部住校学习,以便在部队扩充时发挥这些人的作用。毛泽东对红大的创办极为重视,他任命林彪为校长,自己担任校务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说:“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黄埔军校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成为主导的力量,即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红大一科的这批学员后来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均成为我军各个方面赫赫有名的重要指挥员,新中国成立后更成为共和国的高级将帅(从中将到元帅),验证了主席的预言。
      红军大学初期没有专职的教师,都是军团首长和党中央的一些高级干部授课。
      按当代人的标准看,也许会认为红军大学设备简陋、师资匮乏,称不上是一所大学。可是我却很骄傲:红军大学了不起,像毛主席给我们讲战略学,那是世界级的大师;林彪讲战役学,要是卖门票,全世界的军事专家都会来买。
      的确,要看看当时的授课人,实在令人惊诧!比如军事课,战略学由毛泽东讲授,战役学由黄埔军校毕业的林彪讲授,战术课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讲授。政治课:政治经济学由凯丰、吴亮平讲授;哲学由王稼祥、博古讲授;中国革命由洛甫(张闻天)讲授。文化课由革命老人、毛泽东的老师——著名教育家徐特立讲授。
      就是用现在的标准评估也绝对是一流的师资力量。当然,对红军大学的老师,我们也有自己直观的评价:毛主席高屋建瓴,大气磅礴。毛泽东的战略学紧密结合红军反“围剿”的事例,是最有吸引力的。他说敌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向中央苏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立体攻势。敌人的目的就是寻求红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红军的指挥员此时应该避免进行战略决战,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运动到敌人兵力空虚的后方去,方能图生存。但是当时共产国际的顾问李德认为这种主张是逃跑主义、游击主义,会断送革命,必须“御敌于国门之外”。这就在战略上犯了错误,导致红军在作战上一再失利,数万红军被优势敌人打得一退再退,连根据地都丢掉,最后被迫长征。
      林彪讲课则深入浅出,一场战役如何布阵,攻击何时展开,首尾如何呼应,没有一点废话。
      吴亮平讲述的政治经济学通俗易懂,本来这门课大家都不想听,因为觉得听不懂,但没想到听了以后还是挺有意思的。他用生活中通俗的事例去比喻政治经济学中的深奥道理,我们居然听得津津有味。
      在红军大学里,徐特立是学员们最尊重的一位教员。他年过六旬仍跟着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已经是一个奇迹了。他本来是可以好好享享清福的,但他仍然为了红军的事业兢兢业业。在红军大学里,他讲的新文化课程大家都特别爱听。徐老特别注重因人施教。因为一科的不少学员文化水平低,有许多人连拼音都不认识,徐老就手把手地教学员们学拼音、写字母。他从来没有急躁的时候,总是那样和蔼可亲,诲人不倦。
      曾反对过毛泽东的凯丰老师
      凯丰的课讲得不活泼,尽套大概念,没有多少人爱听。凯丰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他的官腔很重,我们这些常年在战场上摸爬滚打的军事干部不太适应。对反对过毛泽东的人也很有看法,这多少影响了我们对凯丰的客观评价。
      我们都知道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舌战凯丰的往事。
      1935年1月15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首脑们走进了遵义柏公馆二楼。凯丰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同王明、博古同属“米夫派”,他过去就贬低毛泽东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他在遵义会议上是反对毛泽东的干将之一。
      遵义会议上,凯丰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这次会议开始之前,他就四处游说,要大家在会上支持博古。他直言不讳地说:“让毛泽东出来领导,他懂得什么马列主义?”
      凯丰还公开地散布尖刻的言论:“毛泽东是山沟里出来的,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
      毛泽东还是很有胸怀的,他笑着问:“请问凯丰同志,你读过《孙子兵法》吗?《孙子兵法》有几章几篇?”
      凯丰说不出来。
      毛泽东说话软中带硬:“马列主义是革命经典,《孙子兵法》是军事经典,都是财富,都是宝贝。军事规律,中外皆然,我们能学外国的,为什么不能学老祖宗的呢?”
      李德看到他们的辩论不知其意,他用俄语问伍修权:“他们在说什么?”
      伍修权说:“在说古代中国的一个大军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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