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司法中体现的儒家思想
时间：2021-04-10 00:02:1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中国传统社会，儒家思想一统天下。从汉代成为正统法律思想到清代，期间不断变化完善，而到了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清王朝，儒家思想更是深入人心。儒家思想对清代的司法如政府的职责、官员的选拔和为官动机、司法程序的启动、法庭审判程序的设计、地方的宗族、行会到乡村对纠纷的解决等方面影响深远，由此可以窥见儒家思想对整个古代中国法律进程的影响，更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法律史的发展。
关键词：儒家思想；清代司法；宗族；乡村
中图分类号：K249；D926；D929；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0-0122-03
清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不仅体制在吸取前人之基础上相对更加完备，对传统中国法律文化之体现也可窥见一斑。中国自然地理环境甚为复杂，不同地区差异巨大，导致在文化上也是百家争鸣，宗教的种类繁多；在行政上实行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在文化上对伦理学和历史较为重视，儒家的思想价值压倒了一切。具体不仅表现在司法程序上，也影响着作为执法主体的清政府和官员。更为有特色的是，中国人对小群体诸如乡村、宗族的依赖性很强，所以立足于宗族、乡邻（乡村）和手艺群体（行会）的内部自治，是官方法律体制的重要延伸和扩充。这些地方自治得以成为清代法制重要组成部分的根本原因，是其成员对他们之间的信仰、规范和习惯的认可；而儒家教条则是他们伦理规范的基础，经过千年的沉淀早已深入人心，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儒家认为法律不能离开礼治而独立，法必须以礼为指导、为原则。“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先秦儒家所提倡的“礼”的首要内容。礼仪教化、亲亲尊尊的等级制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下面就主要探讨儒家思想在法制中的作用。
一、政府行为及官员选拔中体现的儒家思想
（一）政府行为中体现的儒家思想
作为执法主体的清代政府，和以往朝代一样，建立的哲学基础是和谐，皇帝向天负责，臣下向皇帝负责，并扩及到家长的权利，卑幼要对尊长负责。权利和责任相伴随，即统治者要负责在权利行使范围内确保和谐。因此，伦理与行政也就混合在一起了。在儒家看来，为政就是要树立好的榜样，培养百姓的善行，维持和谐。儒家学说经过汉代的修正，成为中国各朝代体制的基础。政府的官员都要受哲人伦理著作的熏陶，通过科举考试来走入仕途谋取官位。而支撑整个官僚体制的观念是：言行合于礼者，得恩赏，愚顽悖伦者，遭刑杀。可见，官员行为处事，要处处注意以儒家之礼作为标准。
政府的首要职责，是维护宇宙中其他要素的和谐。虽然这一职责含义极广，但统治者经常通过一些消灾避难的礼仪来作为履行职责的象征。比如在适当的季节，皇帝到天坛献祭，随后作一个开犁耕耘的样子，以此来希望赢得上天保佑当年整个国家的耕种收割。其次，百姓期望统治者以身作则，言传身教，鼓励其臣民修德、勤奋、好学。比如在敬拜祖先及皇家丧礼中显示的孝行，就是皇帝在礼和孝上为臣民树立的榜样；对美德的褒扬时常要与敕令一起公布并要求全国公开宣讲。此外，政府还有一些其他的职责，比如建设维护水利工程、征集财政收入、运送税赋等。不仅如此，儒家思想在当时的远东也有着影响，这主要体现在朝贡上，朝贡制甚至规范到了细枝末节的程度，诸如使臣见皇帝的频率、次数、所经路线、贡品样式、觐见礼节等都有详细规定，他们都要遵守中国的礼节，接受中国的礼仪教化。
（二）官员选拔中体现的儒家思想
众所周知，要进入仕途的最重要途径就是科举考试。要成为官员，必须要经过层层考试选拔。经过县试、府试、院试可以成为秀才；秀才参加3年一次的乡试可以成为举人；乡试中的优胜者可以在来年春天参加在京城举行的会试，然后是殿试，根据考试成绩，优异者可以成为进士，有些还可以进翰林院供职，没有进翰林院的进士，可能会进入中央六部或者外放各省做官，年龄较大的或者举人，可以到州县任职。最后一项朝考，由皇帝进行最后的排名。中了头3名的进士，几乎是一个人可以得到的最高荣耀，他们本省的人们都会感到光荣；选入翰林院也是一项殊荣，对他的家族以及家乡，都是莫大的荣誉。
虽然考试的内容总是不同的，但考试的形式总的来说都是一样的。一般来说，是要求就一些题目写几篇八股文，外加一首诗，这些主题都是选自儒家经典中的教义或官修史书。这样一来，科举考试就保证了人们对道德文章、儒家经典经久不衰的关注，成为政府统治知识分子的一个有效工具。以保证儒家思想在官员中的地位。吸引年轻人走向仕途的原因，除了个人的野心之外，更多的是对家族的责任和忠诚。他们要为家族增光并偿还家族所做的牺牲，他们在考试的过程中有许多人负债累累，至少是负了人情债，这其中就有家族的支持和牺牲。当然，官员也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尽可能地积聚财富，以便回报以前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而各方面的人对此大多也都持承认态度。对人情、礼尚往来的重视，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司法程序中体现的儒家思想
在司法程序的启动过程中，人人都有权向本地县官请求调查某一案件，处罚违法者，人人也有责任举报本地罪案。只有在该官员拒不立案调查时，受害者才可以径行向上级官府呈控。在诉讼过程中，小团体的重要性开始凸显，保甲制度作为一个流传下来的习惯，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原告的身份要由本地地保或坊长等人核实，各地保长要查出嫌疑犯，否则就会受到惩罚，而各地士绅也有责任将凭证据缉拿或合理怀疑的罪犯交给官府。因此，19世纪有位佚名作者谈到：“涉讼者有罪还是清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士绅，亲朋好友。”人情、礼教在此时可能比法律更有效。
法庭审判程序的设计，除了是为了要维护法律的尊严，更多的还是维护县官作为皇帝在地方代表的尊严和地位，以维护皇权，维护儒家“亲亲尊尊”作为传统法律思想的基础性地位。庭审程序的模式都是以控为主，只有在应判较重刑法的情况下，才会由上级官府复核。当案子审结时，必定会至少有一个人受到惩罚，可能是被告，如果被告被判无罪，原告就可能受罚，就连证人也有受罚的危险。除了以上所述，中国的法律制度还存在缺陷，包括诸如司法行政不分、复核太多导致案件拖延不决、害怕被有实力的家族报复而导致有些犯罪不被追究、衙门的办事人员徇私舞弊臭名昭著等。开支大、结果难以预料、风险大、过程残酷等原因使人们普遍不愿意去启动官府的法律机器，而宁愿让其他社会组织去处理，诉讼是无奈之举。这就为地方自治提供了一个契机，也为中国人所擅长的人际、亲疏、礼仪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