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地及解放区文物保护之鉴
时间：2021-03-22 04:01:4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管辖的各根据地和解放区,人民政府相当重视文物保护,在实践中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文物保护工作成为当时中共政权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为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文物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础,促使文物保护工作逐步走向完善。
【关键词】人民政府 文物保护 根据地 解放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管辖的各根据地和解放区,人民政府已经明确认识到文物的重要性,并相当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制定了一套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在实践中开展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文物保护工作。
文物保护政策
根据地的文物保护最早开始于对革命文物的保护。由于革命的需要,当时的文物保护主要是革命文物的征集和保护。红四军在第六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明确规定:红军政治机关应编撰红军战史及死难同志传略,并收集其遗嘱和遗物作为纪念品。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相关人员制订了一系列条例和决议,带动苏区军民收集和保护文物及古迹。1932年1月13日通过了《关于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决议》,条例第十六条明确规定,“死亡战士的遗物,应由红军机关或政府收集,在革命历史博物馆中陈列,以表纪念”。1933年5月成立了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随后中央教育部部长徐特立发布了《中央博物馆征集陈列品启示》,要求各机关、群众团体及个人帮助搜集革命文物。征集范围包括:一、关于革命的文件(1933年以前的),包括各种标语、决议案、指示信、报告书、传单、画报、杂志、报纸、革命的印刷品或抄本、统计图表及敌方的文件(敌人进攻的计划书、反动宣传品、反革命政治派别的各种文件);二、有关革命的各种物品,如红军和地方武装使用过的武器、各种胜利品;三、相片(革命团体的、革命领袖的、烈士的以及白色恐怖的、俘虏官的相片等);四、各种旗帜、印章和徽章;五、私人物品,包括革命领袖的、烈士的、反革命领袖的。从启示中可以看出,征集的文物范围比较广泛,种类也较丰富,而且注意收集反面文物。
同时,苏维埃政府也注意收集和保护其他历史文物。例如江西省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文化教育工作决议》中指出:“各地方遇有新旧书籍、标本仪器、古物及革命的遗物,应由当地政府投送省文化部处理与保管。”由此可见,根据地苏维埃政权已经把文物保护工作列入了苏区文化工作之中。
在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政府更加重视文物保护工作。1939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保存历史文献及古迹古物的通告》,其大意是,所有历史文献以及各种古迹古物,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并为研究我民族各方面历史提供了历史依据,各地方、各学校、各机关和一切人民团体,对上述所指的都应有责任和义务去珍惜和保护。
1939年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发布专门训令,指出根据地文物古迹出现的状况及解决方案,其状况有:被挖掘的文物没有得到妥善保管;文物有被私人存储的迹象;很多文物未被发现,当不在少数。为了解决所出现的问题,政府采取了如下调查方法:各县、区、乡政府派专员负责调查;扩大访问群众的范围;向年老的访问;其他办法。从训令内容可以看出,该训令较为全面、具体地规定了调查古物、文献、古迹的指导思想、应急措施以及所获古物的保护及奖励等,这是边区政府领导的第一次全面文物普查,对边区的文物保护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指导作用,具有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权更加注重对文物的保护工作。1946年2月,中央下发了《关于注意爱护古迹的指示》,制止对热河故宫围场及其他各地古迹的破坏,并尽可能采取措施使之修复。凡是能被收回的古物一律收回,并从思想上指导军政干部与军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注意爱护公共财产,禁止恶意破坏。1947年7月,中央工委下达了《关于禁止毁坏古书、古迹的指示》,所传达的意思是,根据根据地最近所有报告的显示结果,有些地方在土地改革时,所清出的地主家庭书籍、字画、碑帖、古董受到很大损失,并作为低价商品出售。五台山的古庙古物也被破坏得很严重,使中国文化受到严重损失,需要采取有效措施,以防更严重的结果出现。
1947年9月13日,政府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其第九条丙款规定:“名胜古迹,应妥为保护。被接受的有历史价值或学术价值的特殊的图书、古物、美术品等,应开具清单,呈交各地高级政府处理。”这就从法律上明确了对文物的保护,为各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法律保障。
随着土改的进行,为保护文物不被散失和损坏,各地解放区先后发布了关于文物保护的法令并建立文物管理机构。例如:1947年4月华东局胶东行署发布《关于收交土改复查中发掘文物的命令》,并于1948年4月成立胶东文物管理委员会。东北解放区于1948年4月在哈尔滨成立东北文物管理委员会,并根据土地法大纲的规定,颁布《东北解放区文物古迹保管办法》和《文物奖励规则》。华北人民政府于1948年11月颁布《关于文物古迹征集保管问题的规定》,并于1949年4月、5月先后颁发《为禁运古物图书出口令》、《为古玩经审查鉴别后可准出口令》。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对保护我国文物不致大量外流起了重要作用。
文物古迹的保护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处于战火纷飞的艰难环境之中,中国共产党政权在这艰难的环境中对重要的文物古迹进行了力所能及的保护。
在抗日战争时期,保护了山西赵城广胜寺收藏的《金藏》,使其免遭日本侵略军的掠夺。《金藏》是金代(公元1115年至1234年)刻印的一部多达7000余卷的大藏经典,至本世纪国内流传下来的共有5000余卷,在山西赵城广胜寺内藏有4000余卷,通称《赵城金藏》。1942年4月,受中央委托,薄一波带领太岳第二地委、第二军分区和赵城县委、县政府组织地方武装、民兵和干部,在广胜寺主持力空法师的配合下,从处于日军包围中的广胜寺,把所存的几十箱《金藏》全部抢出并运到根据地腹地,使这批国宝免于落入日寇之手。
在解放战争中,保护曲阜孔庙、孔林等古迹名胜及文物。1948年6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发布了《关于管理孔庙、孔林及土地的意见》,在意见中指出,孔府所属曲阜境内及邹泗边境一百二十顷占有土地,其土地权应全部归原来耕种农民所有,农民按产量的的百分之十五交土地税,而这部分土地税由政府拔归孔庙使用。同时成立了孔庙管理委员会,负责保管孔庙、孔林、孔府及各种古物文献,负责保管财产、监督经费收支等,并派武装保护这些古迹名胜,免遭破坏。
1948年底,三大战役即将展开,中国共产党政权更加注重文物古迹的保护。1948年中共中央军委颁布8条入城纪律,其中第四条规定,“保护学校、医院、科学文化机关及城市公共设备、名胜古迹和建筑工业”。在平津战役中,毛泽东要求平津前线指挥部通知部队,保护清华、燕京等大学和名胜古迹。1949年1月,中共中央派人约请著名古建筑专家梁思成,联合清华大学建筑系和中国营造学社,编印了一份《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以供人民解放军作战和接管时保护文物之用。这个简目避免了北京故宫、曲阜孔庙、西安碑林、敦煌石窟等重要文物和建筑毁于战火。再如解放军在1949年8月进军西北时,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专门召开了一次关于文物保护工作的会议,要求做好古丝绸之路沿线的文物保护工作,并重点介绍了敦煌石窟,要求军队一定要像珍视生命一样将它保护好。
在保护的同时也注重流散文物的收集整理。例如1948年9月成立的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就在滨北、渤海、胶东、潍坊等地搜集到殷墟甲骨,秦、汉陶器,历代瓷器、古玉、古钱以及古拓碑帖、字画等珍品数百件,藏书2000余册。而陈毅责成“三野”负责文教工作的历史学家李亚农,保管好解放军战士挖战壕时出土的陶瓷器和青铜器,并广泛收集有兵焚之虞的其他古代文物。到上海解放的时候,这样保存下来的古代文物累计已达2800多件,在1952年上海博物馆成立时成为其最早的一批藏品。
综上所述,可知在20世纪30年代～4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管辖的各根据地和解放区人民政府针对文物保护所作的一系列工作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使文物保护工作与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相结合,在革命宣传、鼓励军民精神、发展经济、丰富边区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此时期的文物保护工作在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为新中国成立后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对当代文物保护工作仍具有一定指导和借鉴意义。
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当时的根据地或边区政府限于战争年代的特殊环境,其文物保护工作也存在着许多不完善、不成熟的地方。比如在早期的文物保护中,出于革命宣传的目的,在保护对象上主要只针对革命文物而忽略了古代文物。再如,当时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和不适当地强调“反封建习俗和破除迷信”,导致有的地方古物散失、破坏比较严重,一些古遗址和古建筑等被拆毁或被改作他用,造成了文物的损失。这些不足也为后来的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教训,促使文物保护工作逐步走向完善。(作者单位:西华大学科技处;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2008年度重点课题《中国近代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