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照上渐开的国门
时间：2021-03-22 04:01:2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相对于外交护照和公务护照的“宽松”,建国60年来,因私护照的申领,经历了极为封闭到自由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1950年10月11日,陈水珠和表姐乘上一条小船,经由伊洛瓦底江,花上一个钟头的工夫,从竖磅县来到缅甸首都仰光,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而来。
大使馆领事部的官员开始提问,第一个问题是姓名。妹妹脱口而出:陈瑞珠——她打小就听见大家这样叫她,浑不知自己的名字其实叫水珠。
可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难倒了她。领事部官员问她:你的出生年月日?陈水珠和表姐面面相觑,这个可是父母从来没有告诉过的。姐妹俩对领事部官员说声抱歉,携手走出门外商量。妹妹对姐姐说:我妈说我十七岁。姐姐算了算,那你是1933年生的。妹妹说,还有月份呢。姐姐说:编一个吧。
回到房间,给出“答案”,领事部官员随即拿出一本蓝布封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翻开第一页,在右首第一行姓名一栏里自上而下写下“陈瑞珠”,在右首第二行出生年月日一栏里写下“一九三三年二月”,然后贴上黑白照片,盖上钢印,并在第二页上填好入境事由,加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之印”以后,请持照人“陈瑞珠”签名,新中国第一版护照(1950年版)的NO.B000912号宣告生效。
陈水珠未曾料到,这一去,就再难回到生她养她的缅甸,甚至在几经政治运动之后,返乡探亲的念头也已泯灭。她更不曾想到,她会在暮年自由出入国境。
噤若寒蝉
收拾了行囊,“陈瑞珠”踏上归国的路程。头一次穿越国境,她心里并没有底,不知道过境时会发生什么。除了护照,她还带上了边民证。
过境的时候,她只出示了边民证,顺利过关。59年之后,陈水珠老人在家中拿出当年的这本护照,翻开后面的签证页,笑言:你看,这里一个章都没有。
按照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退休民警李爱萍的说法:“陈瑞珠”的护照目的地是 “中国”。这是那一时期护照的特征,一般只有一个目的地。“如果换目的地国家,就得重新申办护照。”李爱萍说。
“陈瑞珠”的护照一年之后到期,新中国的第二版护照也已出炉,但她没有提出申请。她回来了就不打算再回去——尽管长辈和她讲,大陆吃白薯,日子很苦的。她的丈夫陈长淦和她一样,在青年时期也受到了共产主义启蒙,建设新中国是两个年轻人的理想。
1953年,新中国第三版护照推出,封皮从蓝色换成了咖啡色漆布硬皮。此时,肃反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归侨和侨眷多有受牵连者。
1957年,“反右”运动风行全国,归侨又一次受创。此时的陈长淦和陈水珠已归国日久,虽然内心思念远在海外的亲人,却已连申办护照的念头都已不敢有。归侨都彼此提醒,别惹祸上身。如果因为申领护照而被扣上“对社会主义产生动摇情绪”“向往资产阶级腐朽生活”这些帽子,是归侨们无法承受之重。如果运气坏的话,说不定还会再戴上一顶“右派”的帽子。
这种对护照噤若寒蝉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72年。
据李爱萍回忆,这一时期,北京市每年因私出境人数只有区区几十人,几乎全部为归侨,“上面严格控制人数”。这并不难理解,普通百姓一来没有海外关系,二来没有经济能力,对护照的欲望几近为零。
2009年9月21日下午,《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被授权查阅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的一份历史档案(非保密文件)时,发现中央部委曾经有过严格的规定。
1964年9月25日,中侨委(中央人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和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审批国庆回国观光华侨携带其子女出国问题的紧急通知》曾有规定:对于大学毕业生或大学在校学生,家长要求携带出国的,不要轻易批准;学绝密专业的一个不放,学机密专业的,原则上也不放;对确有正当理由,非出去不可的,经中央主管部门同意后,可以个别批准。
内查外调
1964年,新中国第六版护照出炉,内页由竖排转为横排。
据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退休民警李爱萍回忆,那一时期申办护照,政审是最严格的一道门槛,“一个人申办,后面800个人调查着呢”。
这一时期,申办一本护照,需要填写四份表格。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出入境管理处前身)留一份存底,另外三份分别交由户口所在地公安分局、申办人所在单位、申办人所在街道、居委会。当时被称为“内查外调”。
小组—车间—工厂,居委会—街道—派出所,中间任何一道环节卡了壳,护照就办不成了。“其中,单位政审是最重要的环节。”离休干部陈长淦说。
尽管“地、富、反、坏、侨”声名远播,绝大多数归侨选择了沉默,但野草却也在夹缝中苦苦求生。1963年,中国科技大学一位年轻的助教就开始给北京市公安局“出难题”。
1932年12月17日生于印尼苏门答腊岛的赵惠恩于1954年返回祖国。9年之后的11月13日,他详细填写了四份申办护照的表格,将家庭情况、海外关系、社会关系、自身简历一一填写完整,其申请事由为:一、母亲今老患高血压及心脏衰弱症,多次来信及来电要我们夫妇回去见最后一次面。二、父亲已于1957年逝世,留下一笔遗产,需要回去处理。其中一项牵涉到印尼土地法问题。父亲用我的名字建了一间房屋,这件房屋的土地也是当时购买的。根据印尼颁布的土地法令,外侨在印尼的土地必须在1964年3月以前办理转让给印尼籍公民,否则将取消土地所有权。
赵的申请未被批准。两年之后,他再度申请去港(印尼当时正在排华无法入境)。这一次,北京市公安局向市委政法部提交了《关于赵惠恩申请去香港的请示报告》((65)局户签字第1021号)。报告中说:经查,赵惠恩有以下几个问题:
● 其三姐赵群娇,1952年由印尼回国求学,在上海同济读书,曾攻击我“不民主、不自由”。1957年整风时,因罢考政治课被批判,对我心怀不满,1958年去港至今未归。
● 赵群娇与国内政治情况复杂的人关系密切。
● 申请理由不实。赵惠恩思想落后,好逸恶劳,怕艰苦,怕在农村劳动,不愿在国内工作生活,三姐千方百计拉拢。
● 掌握一定机密。赵在原子核系任助教,部分课程内容是参考所内工作内容而制订,属秘密级。
据此,报告“拟请科大党委负责同志对赵讲明,香港是个坏地方,赵身为原子核系助教,去港对个人和国家均不利”。
申请被二度打回。1969年后,赵惠恩在印尼的亲属分别致信时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和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请求放行,依旧未果。
2009年9月16日,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退休民警罗爱玲抱出有关赵惠恩的卷宗时,发黄的卷宗已有200页之巨。
当天晚些时候,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民警赵宏宇在户籍网查询栏里输入赵惠恩的名字和生日,已无任何结果显示。
单程证
上世纪60年代印尼排华之时,赵惠恩想出去,黄俊坚想进来。
1965年,18岁的黄俊坚从印尼经香港回到广州,被安排到广州华侨五校就读。报到的当天,在派出所民警前来做户籍登记之后,黄的护照被带走,再未归还。
3年之后,为响应最高领袖“上山下乡”的号召,黄俊坚被分配到海南岛万宁县中兴华侨农场务农。在这座军区农场里,黄俊坚的工作是割橡胶。
橡胶水有一个特点,气温稍高之后就会自行凝固。华侨们别无选择,只好每天凌晨3点钟起床,先吃稀饭,然后步行约一小时去工地割橡胶。现在的橡胶工,一般每天要割一两百株至三四百株不等,但黄俊坚当时每天要割五百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