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前主席天宝传奇] 天宝传奇

　　天宝,又名桑吉悦希,藏族,1917年2月出生在四川阿坝地区马尔康县党坝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清朝末年,实行“改土归流”,马尔康藏区开始从农奴制转向封建制,废除了人身依附关系。十二岁时,天宝按照当地习俗入寺庙当了个小“扎巴”(即喇嘛)。
　　在这样一个偏僻闭塞地方的寺院里,藏族少年桑吉悦希过着他小扎巴的生活。
　　然而十八岁那年,他的命运发生了历史性、革命性的变化――
　　
　　脱下袈裟当红军
　　
　　1935年春,长征红军来到川西大草原。桑吉悦希没有同家人商量,就跑到红军驻扎的地方,红军将领邵式平发现了他,把他招入红军。就这样,桑吉脱去袈裟,参加了红军,被任命为副队长。主要负责为红军筹集粮草,打土豪,分田地,发动群众,支援红军。
　　红军离开阿坝后,桑吉在红四方面军总部担任翻译和向导,不久便入了党,成为红军的第一批藏族战士和第一批藏族党员之一。在总部,他经常见到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和徐向前、张国焘、陈昌浩等领导人。刘伯承把他当做宝贝,亲自给他布置任务。桑吉的任务是向后续部队传达总部的命令,应该从哪里走,不能从哪里走。部队缺粮时,只能挖野菜,但水草地的许多野菜有毒,不能吃。桑吉就拿着采集好的标本到各部队,告诉大家这个可以吃,那个不能吃。
　　部队在百丈关一带打了一场恶仗。这是桑吉参加红军以来经历的第一次大战。他在总部,虽然没直接参加战斗,但战斗的场面让他惊心动魄,可以说经受了一次战火的洗礼。不久,上级调桑吉到丹巴县藏民独立师政治部任青年部部长。桑吉的一个主要任务是翻译,向藏胞宣传党和红军的宗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和抗日救国的方针。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学过说过的话,大部分都能记住,并向群众宣讲。
　　1936年,红四方面军历经艰辛,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终于到达陕北,三路红军胜利会师,桑吉也汇入了红军的大洪流之中。
　　
　　毛泽东给他取名“天宝”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6年,党中央在定边县创办了中央党校,不久,中央党校专门开了一个少数民族班,桑吉被选送到民族班学习,并担任了班长兼学员党支部书记及学校党总支委员。
　　毛泽东是中央党校校长。他和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张闻天等领导人经常来党校讲课,每周至少有一位中央领导来作报告。一次,毛泽东讲完课,学员们出于对他的热爱,自动列队到校门口欢送。桑吉带领全班学员也站在门口。他们班来的人最多,队伍最整齐。毛泽东看到这些少数民族学员,显得很高兴,询问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又问:今天我讲的话,你们听懂没有?听懂多少?接着一个个问他们叫什么名字,什么地方人,什么民族,什么时候参加红军,打过几次仗。当问到桑吉时,学校领导向毛泽东介绍说:“他是少数民族班的班长。”
　　毛泽东幽默地说:“了不得嘛,当了领导,还带‘长’嘛!”
　　这话说得桑吉有些不好意思。
　　毛泽东亲切地问:“你叫什么名字?”
　　“叫桑吉悦希。”
　　毛泽东又问:“桑吉悦希是什么意思?听说藏族同胞的名字都很有讲究。”
　　桑吉回答说:“‘桑吉’是佛祖的意思;‘悦希’是宝贝的意思。”又解释说:“是活佛给我取的,有点迷信色彩。”
　　毛泽东点了点头,笑着说:“了不得,了不得嘛!又是佛爷,又是宝贝。”接着,他收起了笑容,对桑吉和其他少数民族学员说:“你们大家都是党和红军的宝贵财富。是上苍,也就是你们说的佛祖,赐给我们红军队伍的宝贝。”
　　大家使劲地拍手叫好。毛泽东对天宝说:“川西草原是个好地方,长征时我到过你们的家乡,那里的藏胞对长征的胜利是有贡献的。汉族有句古话,叫物华天宝,和你那个‘桑吉’差不多。我给你取个名字,就叫天宝吧!”
　　在场的学员一起鼓掌,连声说:“好!好!”
　　就这样,“天宝”这个名字在中央党校传开了,后来在延安也传开了,后来,很多人反而不知道“桑吉悦希”这个名字了。
　　1941年,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党中央决定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创办延安民族学院。高岗任院长,高克林任副院长,乌兰夫任教育长。学院的日常工作,由乌兰夫主持。这是我党创办的第一所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学校。天宝又调到民族学院深造,任学生会主席。自那时起,他就一直在乌兰夫的领导下,从事民族工作。
　　
　　中央把天宝等人当成“宝贝”
　　
　　抗战八年,天宝等少数民族战士被党中央当成“宝贝”,留在延安几乎学习了八年。
　　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延安的干部战士纷纷走向了抗日的前线。天宝和他的少数民族战友们也跃跃欲试,要求到前方去杀敌报国。但是,党中央没有同意,中组部说:前线需要人,但并不缺你们这几十个战士。一个也不能去,全部留在延安学习。
　　由于党中央对他们的关心和照顾,不久延安有了一种说法,说延安有两个保育院,一个是专门收养、教育革命烈士子弟和上了前线的领导人的孩子的,另一个就是延安民族学院。这里的学员们像孩子般受到爱护和保护。中央认为,经过长征留下来的这批少数民族干部,是宝贵的财富,是带领少数民族革命的火种。天宝并不能理解这种战略思想,心想:人人上前线去抗日了。在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作为一个红军战士,怎么能留在后方,像保育院的孩子一样受人照顾?因组织已有“少数民族战士一个也不能上前线”的规定,为了“上前线”,他只好去找领导磨嘴皮子。
　　他把自己的来意一说,那位领导反问天宝:“你不是知道吗?少数民族战士当前的任务就是学习,不能上前线。”
　　天宝争辩说:“我不是少数民族,是汉族,我可以上前线。”
　　那位领导问他:“汉族?你说说,你是哪里人?”
　　天宝反应极快,脱口而出:“我是通南巴县人。”
　　因为他常听红四方面军的人说他们是从“通南巴来的”,于是“急中生智”说出了“通南巴县”证明自己是汉族。谁知这位领导哈哈大笑,说:“通南巴县!你知道通南巴是什么地方?是通江、南江、巴中三个县的简称,那是革命根据地。你以为你是佛爷,有化身,能够同时在几个地方诞生?”
　　然后,他指着天宝的鼻子,严肃地说:“连撒谎都不会撒,就凭这一点,也不能让你上前线,老老实实给我在延安学习。连通南巴都弄不清楚,以后新中国成立了,你怎么领导藏族人民建设新草地!”
　　这一席话给天宝的教育很深。几十年后,每谈起这件事时,他依然感慨不已,说:“党对我们这批红军战士给予多么无微不至的关怀,寄予多么大的期望啊!”
　　1943年,胡宗南部准备向延安大举进攻,中央决定先把他们送到内蒙古草原深处,交给乌兰夫。延安民族学院院长李维汉交代乌兰夫:一方面分配适当工作,让他们锻炼,更重要的还是要保护他们。
　　天宝去了内蒙古草原后,任八路军三边分区伊克昭盟蒙汉支队第三大队教导员。后来,形势一好,他们就回了延安。1947年,胡宗南再次大举进攻延安,党中央准备撤离,天宝他们又被送去了内蒙古草原,在解放战争时期,天宝一直在蒙汉骑兵支队担任政委。
　　1949年2月,天宝调到西北局城工部工作,负责包括内蒙古在内的各地统战工作。
　　
　　“这位首长怎么打扮得
　　
　　像个丐帮弟子?”
　　1949年夏,天宝从内蒙古回到了延安。8月底的一天,西北局城工部副部长曹力如给了他一封介绍信,说:“你赶紧去北京,去找中央城工部部长李维汉。”
　　李维汉当过延安民族学院的院长,天宝认识他,于是问到北京干什么,具体任务是什么。曹力如说:“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上级的指示。延安有十几个内蒙古青年团的干部,他们也要到北京去,你负责带他们一起走。”
　　天宝拿着那封介绍信,身上连钱也没带,就带着十几个人离开了延安。一个多月后,一行人从黄土高原来到了北京。
　　天宝是第一次来北京。
　　他原以为拿着介绍信,很快就能找到李维汉。谁知偌大的北京,问到的人都说不认识李维汉。
　　这时中央城工部进城后已改称统战部,天宝也不知道,一个劲儿地到处打听城工部在哪里。结果,他带着一帮子人马在北京转了两天,也没找到“城工部”。众人饱一顿,饿一顿,连个住处也没有,每晚“集体”在天桥底下睡觉,天宝也完全成了少年时那个做游民的“扎巴”了。
　　好在他居然撞上了一个熟人!他是延安中央警卫团的炊事员,天宝和他彼此都面熟,但叫不上名字,天宝追着他喊“炊事员,炊事员”,撵了好几条街道才追上他。
　　他见天宝穿得又脏又破,满脸污垢,既关心,又多少带一点儿疑心,他把天宝带到一个营房,问他怎么到的北京。
　　天宝如实相告。这位同志虽只是个炊事员,却是位老同志,政治经验很足。他告诉天宝:“北京虽然解放了,但情况还很复杂,国民党留下的残渣余孽、潜伏特务很多,你满大街找李维汉,有的人可能不认识,就是认识的,也不会告诉你!李维汉是中央领导,出了问题,谁担当得起呀。看你那个样子,人家还以为你是个逃兵呢。”
　　天宝笑了一下,说:“长征路上我没有跑,胡宗南打到延安我没有跑,现在我们胜利了,我跑什么?往哪里跑?”
　　这下炊事员相信他了,给他弄了点饭菜,让他吃,然后拿了他的介绍信,说:“你吃了饭,就在我这里休息,不要乱跑,我给你联系一下去。”
　　天宝吃完饭不久,炊事员回来了,说:“刚好有几位从前线来的,也在我们这里,首长说先送你们到办公厅,请他们统一安排。”
　　后来天宝才知道,他住的这个地方,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临时招待所,专门接待从前线回来的各地的负责人。这天从前线回来的一共有七八个人,招待所派了两辆吉普车送天宝和他们去。天宝上了车,也不认识其他人,其他人见天宝衣冠不整、蓬头垢面,不知是何许人,也没答理他。一路无话,吉普车在胡同里转着,然后上了大街,再转了几个弯,就到了。一下车,便有人接待他们,还向他们行军礼,一声一个“首长”,天宝也在“首长”之列,同行的其他人很是奇怪,几人咕噜着说:“嗨,这位首长怎么打扮得像个丐帮弟子?”
　　天宝听着,偷偷乐了:我还有一帮“丐帮弟子”在天桥底下等着呢!
　　他们被送去的地方是中南海。工作人员把他们领进一间大房子,客气地说:“请首长们稍候一会儿,先用茶。”
　　不久,有几位领导来了,为首的竟然是周恩来。天宝大喜过望,“腾”地站起来,其他人也都不约而同地同时站了起来,众人向周恩来敬礼、问候。周恩来与前面的几位同志握手,简短地交谈。突然,他发现了天宝,立即撇开其他人,径直走到他面前,望着他蓬头污面的样子,第一句就说:“你怎么成了这么个狼狈相!”
　　天宝双手紧紧握着周恩来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其他人见状,个个惊讶得合不拢嘴巴。
　　周恩来对天宝说:“组织上决定让你作为藏族同胞的代表,参加新政协,以后你就是我国藏族的第一位政协委员啦!维汉同志这几天正在接待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忙得很,请办公厅与统战部联系,格平同志在那里,先安顿下来。”
　　天宝还在激动中,半天说不出话来。周恩来又说:“你也应该穿得整洁一点,我们的委员同志。”
　　这幽默的话终于让天宝笑了,他不好意思地说:“我只有这身衣服。”
　　随后,天宝去了统战部,把自己带领的那伙“丐帮弟子”交给了组织。
　　两天后,周恩来派人专门给天宝送了一套毛呢制服、一双皮鞋。天宝一试,正好合身。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穿毛呢制服。随后,他作为唯一的藏族正式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还参加了开国大典。
　　
　　刘伯承请天宝“回家”
　　
　　新中国成立后,金秋10月的一天,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老北京饭店举行盛大招待会,欢迎来自各地区、各野战军、各民主党派、各民族、各条战线的代表人物和英雄模范。天宝也应邀参加招待会,在民族席就座。宴会结束后,他在休息大厅里,忽然看见二野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两位首长也在人群中,赶紧跑过去敬礼、问好。
　　刘伯承是他在红四方面军时的老领导,邓小平,他在延安时也见过。刘伯承见到天宝很高兴,还叫着他的老名字说:“桑吉悦希,我们要进军大西南啦,你就不要再回西北去了,跟我们一起回老家去吧!”
　　天宝自从1935年当红军后就没回过家了,自然想家,听刘伯承这么说,高兴地说:“太好啦!我赶快回西北办手续,请老首长在彭老总前给我说说好话,放我走。”
　　邓小平说:“天宝,彭老总已经把你给我们二野了。”
　　原来刘伯承等人早就看中天宝,与彭德怀说好啦。
　　天宝说:“我明天就回去办手续,延安还有我的一些东西。”
　　邓小平挥了挥手,说:“你那些破破烂烂,还要它做什么?你先来二野,缺啥子我给你发!介绍信嘛,打个电报就行啦。”
　　天宝高兴地说:“那我跟你们走。”
　　刘伯承说:“你给维汉同志讲一下,我们要带你走,问他同意不同意。”
　　此时李维汉、乌兰夫、刘格平等人都在休息大厅里。天宝立即回去向他们汇报。李维汉说:“我们也打算让你到西南去。”
　　就这样,招待会上的这次谈话,改变了天宝后半生的命运。
　　形势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还要快,1950年元旦,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做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战略决策,并决定改变原来彭德怀率领一野部队进军西藏的决策,把“经营西藏”的任务交给西南局。
　　1月18日,天宝等七人被任命为西藏工委委员,准备进藏工作。
　　为了协助部队进军西藏,中央统战部决定组织西藏工作团随军解放西藏,并任命天宝为西藏工作团团长。这时重庆已经解放,天宝立即结束藏族学员训练班的学习,赶往重庆,向刘、邓首长报到。
　　此时,西南局已任命天宝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民委副主任,随解放西藏部队进军西藏。
　　10月,就在进军西藏的第一战昌都战役打响前夕,西南局突然来了命令:调天宝回康定,筹备成立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并担任主席。
　　西康省是国民党主席刘文辉通电起义后和平解放的。3月24日解放军进驻康定,之后,组建了以苗逢澍为书记的中共康定地委。天宝回到康定后,满腔热情地投入了西康省的民族自治地方政权建设。11月17日至24日,在康定召开西康省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经过充分的协商讨论,选举产生了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天宝当选为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第一任主席。从此,他的主要工作从军队转向了地方,率领藏区人民开始建设新西康。
　　1953年3月,四川省藏族自治区在马尔康成立,这里是天宝的家乡,他又当选为自治区主席,同时担任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和四川省藏族自治区两个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1955年3月2日至6日,在康定召开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第二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将“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改为“西康省藏族自治州”,天宝改任为州人民政府主席。7月18日,国务院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决议,撤销西康省,将其划归四川省。10月1日,正式撤销西康省建制,将“西康省藏族自治州”改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天宝继续担任自治州人民政府主席。与此同时,四川省藏族自治区也改称为“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天宝仍当选为州人民政府主席,他继续一人身兼两个人民政府主席,担任四川藏区人民的“领头羊”。
　　
　　周总理第二次送衣服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1967年2月,天宝到康定做群众组织的工作,遭到造反派批斗,被关进了泸定监狱。在抄家时,造反派从成都他的家里搜出一面旗子,拿着它跑到监狱里,对天宝说:“老实交代,这是什么?”
　　天宝解释说:“那是1955年苏联和东欧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官和新闻记者到西藏和西康参观访问时,不是东德,就是波兰的一位外交官赠送给我的,说作个纪念。”
　　“什么纪念?这是分裂祖国、搞西藏独立的铁证!”
　　“什么铁证呀?它可能就是波兰,或是东德的国旗,放在箱子里十多年了!”
　　“这是西藏独立国的国旗!”
　　“我从没搞过‘西藏独立’,我反对分裂国家!”
　　“低头认罪!”
　　天宝被造反派强行戴上脚镣手铐,打成了比“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还“坏”的“地方民族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关在泸定监狱里,不时还被押到大街上游行“示众”。就在监狱里,天宝迎来了他人生的五十岁生日。
　　但是,天宝在监狱里只待了短短的几个月便被救了出来。救他的,不是别人,正是周恩来总理。
　　原来,不久前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到甘孜州串联,获知了天宝因“民族分裂”和“策划西藏独立”被关进了泸定监狱。他们回到北京后,恰好又受到周恩来的接见,于是将此事报告给了周恩来。
　　3月,四川省部分领导到北京汇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周恩来立即问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天宝怎么没有来?”
　　李井泉向总理汇报了天宝的境遇,说:“他还在泸定监狱呢。”
　　周恩来生气地说:“真是胡闹,天宝怎么会是‘分裂主义分子’?怎么会搞什么‘西藏独立’?”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马上指示成都军区,立即到泸定监狱取人,把天宝送到北京,他强调说:“要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不能出任何差错。”
　　5月,成都军区派人把天宝从泸定监狱里“提取”出来,然后派专机把他送往北京。周恩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从北京南苑机场直接把他接到了中南海。天宝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到了周恩来办公的地方。
　　此时,天宝还穿着狱中的破衣服,满脸胡子也没刮,样子十分狼狈。他有满腹委屈,想对总理说。见到了总理,他默默地向总理敬了一个军礼,紧紧握住总理的手,满腹的委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周恩来看着他的这副样子,明白了他的委屈,什么也没问,说:“天宝同志,什么也别说了。你现在先去洗澡,换件衣服,打个电话告知一下家里。就住在中南海,不要出去。其他的事以后再说。可以看看有关文件,好好读读书。”
　　天宝转身离开时,周恩来又叮嘱他说:“记住,千万不要出去。”
　　根据周恩来的安排,天宝被安排在中央警卫团的营房。他一安顿下来,便有人给他送来一套崭新的军装。
　　这是周恩来亲自派人送来的,也是他第二次给天宝送衣服。
　　天宝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不出门,只是看文件,读读书。年底,他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回到了成都,住在成都军区一号楼。不久,党中央将张国华从西藏自治区调到四川省省委,任命他为四川省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成都军区党委书记。毛泽东提名天宝为省核心小组成员、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8年5月,天宝正式恢复了工作,职务是四川省革委常委、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成员、省革委会副主任。天宝恢复工作后,主要是做四川两大群众组织“红卫兵成都部队”和“四川大学八二六造反兵团”的调解工作,让他们消除分歧,共同“抓革命,促生产”。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在北京召开,天宝赴京参加了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
　　
　　“吃团结饭,念团结经”
　　
　　1969年九大召开前,毛泽东决定调天宝去西藏工作。
　　在“文革”中,西藏的局势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十分混乱。但它又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民族自治地区,有着不同于内地的特殊性,毛泽东决定在自治区核心领导层中加强藏族高级干部,以稳定西藏的局势,加强国防。天宝既是藏族人,又是从部队出来的,因此毛泽东决定把他调去西藏。
　　九大闭幕后,一天,周恩来把天宝叫来了,说:“党中央决定让你到西藏去工作,你有什么看法?”
　　作为藏族高级干部,天宝与西藏有着不解的缘分。他二话没说就同意了:“我听从党的安排。”
　　周恩来说:“党的民族政策你是知道的,到了那里,要同那里的同志商量办事,团结起来,共同把西藏的事情办好。”
　　天宝记住了。
　　6月,刚刚回到成都的天宝接到了调令,他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就匆匆离开家人,赴西藏上任了。
　　在西藏,天宝担任中共西藏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副组长、副主任、西藏军区第二政委。上任之初,他除了处理日常的事务性工作,出席各种必须参加的会议之外,不轻易发言,不轻易表态,集中精力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以掌握第一手资料,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多做稳定局势,消除隔阂,增强团结的工作。
　　1979年8月,西藏自治区召开三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此前,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地方各级革委会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这一决议,西藏自治区革委会改称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在这次会议上,天宝当选为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后来,当有人问天宝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西藏做了哪些工作时,他总是笑着说:“吃团结饭,念团结经,做团结的工作。”
　　1983年初,天宝退居二线,回到了成都。
　　2008年2月21日21时32分,天宝因病医治无效在成都逝世,享年九十二岁。25日上午,天宝遗体送别仪式在成都磨盘山公墓举行。有人写了一副长对联纪念他:
　　红军战士骑奔驰骏马长征英武踏破北岳南山高擎胜利旗帜直向康边西土嘉名无愧称天宝;
　　民族英豪看振翼雄鹰神勇奋飞扫尽愁风苦雨喜将解放福音洒遍雪域高原齐赞藏家好儿郎。
　　这恰是天宝一生的真实写照。■
　　(责任编辑/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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