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校长的爱与哀愁]麦兜志愿校长
时间：2020-04-01 10:17:3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相比其他外来办学的打工子弟学校校长，燕兆时的资源优势蛮明显的：北京人，白领出身，善用各种城市资源。但即便如此，仍然有许多难言的酸楚纷至沓来…… 在燕兆时的微博上，有一张转发率很高的照片：一间四壁白墙的教室，几套铁皮做的旧桌椅，和几个下课休息的少年。正对着镜头的，是一个有点婴儿肥的女孩，她静静地趴在桌子上，瞪大了双眼朝镜头看，好像有许多委屈、无奈，或者坚韧、不甘。她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衬衫，腋窝处破了一个大洞。 这是他放弃的第一个学生。作为北京西北郊一家打工子弟小学的校长，燕兆时每次看到这张照片，心里都会有强烈的歉疚。 “要是当时去找，还是能把她追回来的。但追回来，又能怎么样呢！”这个42岁男人的歉疚又充满了无奈。 爱较真儿的志愿者 照片右下角，显示着拍摄时间，2010年7月2日上午11时55分。那时候，燕兆时还是一名普通上班族，在北二环一栋高档写字楼里，他是一名研究飞机自动控制系统的工程师。因为公司实行项目承包，时间可以灵活掌握，他能偶尔去郊区的打工子弟小学教教课。 他的母亲是一位拥有五十多年教龄的老教师；父亲也曾执掌过一段时间教鞭。燕兆时上中学时获得过物理奥赛奖项，平时，他常常去给同事、朋友们的儿女辅导功课。 对于数学，燕兆时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他认为，中学物理其实就是小学时的应用题。大意是说，小时候把应用题学好了，长大物理不用怎么学就能自然而然地掌握。 他的朋友魏来说，曾有朋友对此不以为然，激他，“要是不服气，你就去找个学校试着教教看嘛！”他没怎么作声，后来，他竟然真的拉着魏来去打工子弟小学当志愿老师了。 接纳他们的，是海淀西北郊唐家岭村的一所打工子弟小学。不大的校园，里面有二百多个孩子，五六个老师，校长是一对儿从河南来的中年夫妻。 第一次上讲台，燕兆时问学生们，“你们都喜欢哪些科学家啊？”没一个人能答得出来。 相处久了，他反而越来越体会到这些孩子的单纯、聪颖。照片上的那个女孩，每次上课都能很快领会他的意思，可就是有点贪玩，不专心。 燕兆时去她家做家访，女孩的爸爸在附近一家工厂里做工。很客气地把他让到床上坐，大概是找不到能坐的椅子，女孩爸爸干脆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燕兆时跟女孩爸爸说，“你这女儿很聪明的，要是好好学的话，将来能考上重点大学。” 这让那个粗朴的汉子很惊讶，连连说自己识字不多，和陌生人说话都发憷，想不到以后还能享女儿的福呢！ 家访后，女孩就像变了一个人，上课专心听讲，作业也写得很认真。 拆迁改变了一切。2010年6月，唐家岭一带被划入腾退范围，先是女孩父母所在的工厂关停、搬走，紧接着打工子弟学校也面临被拆的命运。 大人们都在为自己的现实处境奔波，很少能有人顾及到一个小小的女孩。等燕兆时和魏来缓过神来，突然发现她已经不在班里了。班主任告诉他们，她已经跟随父母换到别处讨生活了。 来不及忧伤，更大的难题摆到了他面前。那一对儿河南夫妻无力面对突如其来的拆迁，找了一圈儿也没找到可以做新校舍的地方，于是决定把学校关掉，回老家去办幼儿园。如果真这样，二百多个孩子怎么办？ 7月下旬，最后的拆迁期限来临，孩子们放了暑假，河南夫妻把行李打了包，家具装车，眼看就要树倒猢狲散了，燕兆时和魏来突然站出来，跟他们说，“先别急，我们再想想办法。” 新校长的“三板斧” 一个月后，燕兆时和魏来在附近的另一村子找到一处空置库房，花8万元租下来，简单装修一下，再把桌椅板凳搬过来，新的校舍很快落成了。8万元租金差不多是燕兆时一个人出的，他和河南夫妻成了新学校的联席校长。 为了专心打理这边的事务，燕兆时辞去了本职工作，除了周末回家看看，其余时间大部分都吃住在学校。 以前的那些学生，大部分被他们找回来。老师们有的走了，有的留任，又新招了几名。一开学，仿佛又回到了往日模样。 但因为新添了一个北京人做校长，学校变得有些不一样了。燕兆时人脉资源相对广泛，对城市公共环境也熟稔，孩子们很快就沐浴到了“新式教育”的春风。 他先是四处联系身边的朋友，尽可能地带孩子们去部队、企业和各大高校，与士兵们联谊，参观北大、清华的校园，鼓励孩子们走出小天地，感受身边的城市。 接着，他在网上广泛发帖，招募支教志愿者，利用业余时间过来，给孩子免费补课。 新招聘教师时，他很注重老师本人身上有没有灵气。“如果是那种照本宣科的类型，就委婉拒绝。” 五十多岁的德育教师李娟，是燕兆时招过来的老师之一。她退休后在家闲着没事儿，就来这边帮忙。刚开始，还领一点工资，后来看燕校长人实在，学校又困难，干脆当起了全职的志愿者，一边负责全校学生的德育工作，一边带一个班的语文课。 燕兆时仍然当数学老师，他喜欢把轻松愉悦的氛围带到应用题讲解当中，反对死记硬背公式。 比如说，小学课本上经常有“追击和相遇”之类的习题：甲和乙两地相隔20公里，甲每小时走3公里，乙每小时走2公里。如果相向而行，他们多长时间相遇？如果同向行进，甲几小时追上乙？依传统解法，很可能是让孩子们套用“时间=路程/速度”的公式，而燕兆时的做法是，类比联想成“碗与豆”：爸爸下班回来带了20颗糖豆，放在一个碗里，弟弟每天吃3颗，你每天吃2颗，如果俩人同时开吃，几天能吃完？如果弟弟每天吃3颗，你不吃，还每天往碗里放进2颗，问几天能吃完？ 传统的解法，很多孩子记不住。“碗与豆”却常常让他们自己动手实操，渐渐学会了。 除了数学，燕兆时还试图把更丰富多彩的教育带给孩子们。在过来支教的众多志愿者中，他特意挑了几个外国人和美术好的，周末时教孩子们练练英语口语、画画儿。 志愿者中，有个教画儿的北京姑娘叫李尚睿，她发现，一个叫魏星宇的13岁男孩，画画上很有天赋。 有一次，李尚睿让孩子们画梦想中的家，交上来的作品大多是花花绿绿的简笔涂鸦，而魏星宇的却是一幅铅笔素描：宽敞明亮的卧室里，有大的衣柜和书桌，台式的电脑安放在一隅，青春洋溢的少年安静地趴在小床上，一手托腮眺望窗外，一手在纸上画着什么。 李尚睿惊喜万分，拿着这幅画儿去找燕兆时，燕高兴得眼含泪花。 午餐费刺痛 搬迁之后，有些学生住得离学校远了，燕兆时找来一辆面包车，早晚各一趟，定时接送。中午，学校提供午餐，低年级学生每月交60元，高年级70元，主食不限量。 燕兆时自我感觉良好。他觉得，现在市场上菜价这么贵，每月交六七十，折合每顿饭两三块钱，已经便宜到不能再便宜了。可是后来，他还是看见有几个女学生，悄悄躲在教室里啃方便面。 “估计是小孩子喜欢吃零食吧。”他没有过去问。 直到后来，一位衣着破旧的母亲带着俩孩子到学校来交饭费，他才闹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这位母亲只愿意给年纪较小的儿子交饭费，说女儿大了，中午可以对付一下，等晚上回家再给她做好吃的。燕问，“方便面不也得花好几块钱么？”她答， “不会不会，俺们吃的方便面才四五毛钱一包，牌子跟你们城里人不一样。” 后来，燕兆时留意观察，孩子们吃的，果然是花花绿绿包装的杂牌子。 寒风凛冽的冬日，燕兆时又看到一个女孩啃方便面，十分心疼。他多打了一份馒头和菜，端给她。半小时后，再去教室，发现馒头只咬了几口，菜一点没动。那个女孩子一脸窘迫。燕兆时十分自责，“我伤了她的自尊心了。” 家访的时候，燕兆时特别留意了一下这些孩子们父母所从事的行业：他们有的是建筑工人，有的在北京的农村租了大棚种菜，有的在服装厂干点杂活儿，还有几家是收破烂儿的。与北京多数孩子的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不同，这些孩子的父母都渴望自己的孩子能有一技之长，将来不像他们这样，生活在大都市最不起眼的角落，干最苦最累的活儿。 “不管怎么说，上学都是改变这些孩子命运的好机会。”燕兆时经常跟学校的老师们说，“我们绝不能有计划地制造农民工二代啊！” 好几万亏空 对这些家里确实有困难的学生，燕兆时在学费上做了适当减免。700元一学期的学费，只收他们500元或600元。在名目上，也尽量不伤及孩子们的自尊，一律以奖学金形式抵扣。 如今，一年时间过去了，学生数量始终恒定在200人左右，燕兆时感到很欣慰。欣慰之外，还有烦心事，2010年12月，迁入新校址还不满一个学期，老师们的工资就发不下来了。 打工子弟学校属于私人办学，通常情况下都是自负盈亏，从人员工资到桌椅板凳，都得从孩子们的学费里抠。燕兆时参与治校，没有提高学费也就算了，老师们的工资却一下翻了一倍。他总是跟河南夫妻说，“不把报酬提高点，哪能招来好老师；没有好老师，哪能教好学生。” 另外，校舍的租金比之前也高很多，还有校车维修保养费、燃油费、冬季学校自采暖要烧的煤钱……半年时间不到，就足足亏了好几万。 “再这样下去，就是个无底洞。”河南夫妻跟燕兆时说。 燕兆时的执拗劲儿上来了，“没事儿，要亏亏我的。” 河南夫妻忍受不了这样无望的前景，真回老家办幼儿园去了。 那段时间，人心开始变得惶惑。燕兆时把牙一咬，又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一部分，给大家发工资。他跟老师们说，“放心吧，我有钱，就是一年亏个七八万，也还能撑两三年。” 有人劝他，“你们应该动员更多人帮忙，而不是几个人闷头干。” 今年5月，他带领着全体教师和几个过来支教的志愿者，参加了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的扶贫月捐活动，成为宣传志愿者，参加了6月初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场公益活动。他的事迹，开始逐渐为外人所知。一所名为“胡同学校”的公益组织，给燕兆时捐赠了1000元钱。 8月，看到微博上有人发起了“微公益”活动，燕兆时把那张失学女孩的照片放了上去，迅速引来大批网友围观。后来，燕兆时在微博上主动解释：参加这个活动，最终目的是想赢取3万元奖金，用作孩子们今年过冬买煤的钱。有人给他留言，“如果这次没能得奖，我愿意帮你出一半的煤钱。” 现实派理想主义者 各种各样的捐款诉求虽然越来越多，燕兆时却始终没办法名正言顺地接受――他的学校不合法。 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打工子弟学校要参照当地公立学校的标准设置。北京地区中小学校的办学条件标准是这样的：校园面积至少要达到1.5万平方米，校舍总使用面积至少3587平方米，还要有200米环形跑道…… 他的学校显然无法满足这些条件：教室原本是当地一家家具厂废弃的库房，办公室就是库房边上的小屋，操场是两者之间只有一小块狭长的地带，只够孩子们踢踢毽子、跳跳绳。 “要是能租得起那么大的校舍，谁还来办打工子弟学校呢？”燕兆时说。 燕兆时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一个扭曲的现实派理想主义者：没有点小理想，不可能辞掉年薪十几万的工作来这里赔钱教书；不够现实吧，学校肯定早做不下去了。 被认为在画画儿上“有天分”的魏星宇，前不久在学业上也发生了一点曲折――因为妈妈突然病重，在北京又治不起，只好带着他返回老家。“农村的教育情况我知道，肯定不会有专门的老师教他画画儿。要是他真在这方面有天才，可能就这么断送了。” 于是，他打电话给孩子的爸爸，一个在建筑工地上干活儿的农民工。星宇爸很无奈，在电话里说，“他妈不能来了，工地上又远又忙，我怕没人照顾他。”“如果我们安排他住校，跟老师们吃在一起，你们愿意吗？”“当然愿意！谢谢你，老师！” 9月，新学期开学，燕兆时去了一趟河南，把魏星宇接了回来。 “我不能确定他是不是真的有天才。即使是天才，在这儿上完小学，也不见得有人继续教他画画儿，但是如果现在连基础性的工作都不做，不是就彻底没有可能了吗？”燕兆时说，其实星宇的未来跟学校是一样的，谁都不知道最后能撑多久，但如果现在不做，“不是就彻底没有可能了吗？” （实习生李韵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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