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和艺术家之外的托尔斯泰|一个思想家或艺术家

　　摘要：在我们接受托尔斯泰的百余年中，由于不断的阐释、想象、转化，我们越来越远离其思想中的“善、道德、恶”等的原初内涵。别尔嘉耶夫从宗教哲学角度出发，揭示了托尔斯泰思想的根源及其内涵，为我们开启了重新认识托尔斯泰的另一途径。
　　关键词：别尔嘉耶夫；托尔斯泰；宗教哲学阐释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1)05-0047-03
　　
　　列?托尔斯泰进入中国人的视野百年有余，且已经形成了可观的“托学”。在接受中，虽具体的切入点不同，但人们关注的焦点要么是作为思想家的托尔斯泰，要么是作为艺术家的托尔斯泰，也有通过诗学打通思想家托尔斯泰和艺术家托尔斯泰的努力。对思想家托尔斯泰的研究集中在了“托尔斯泰主义”上。这一主义的具体内容基本界定为“道德自我完善”、“勿以暴力抗恶”、“全人类普遍的爱”。可是，在不断�迁的具体历史境遇中，我们要么就思想论思想、就主义论主义，要么实用主义地利用他或批判他，对于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价值与意义，也各有说辞，甚至相互矛盾，而且多是将其思想移植到我国的社会背景上，以我们对这些词的组合的表面意义的理解进行评说，缺乏从更深的层面对托尔斯泰思想的实质的把握。也许，在我们这个没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国度里，人们很难真切地触及这位深深扎根于俄罗斯大地的精神人物的精神深处。而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从宗教哲学角度对托尔斯泰思想的探讨，打破了我们看待托尔斯泰的路径依赖。
　　别尔嘉耶夫曾坦然承认托尔斯泰对自己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托尔斯泰对世界的谎言性的揭露。别尔嘉耶夫说：“我最初对周围的恶和非正义的反抗，最初的对实现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正义的向往是与托尔斯泰联系在一起的。”在另一处他又讲：“我的一个很早的信念就是，文明的基础是谎言，在历史中有原罪，整个周围社会就建立在谎言和不公正上，这个信念就与列夫?托尔斯泰有关。”别尔嘉耶夫认为，托尔斯泰最大的功绩就是，他揭示了世界与历史是建立在谎言与不公正的基础上的。他说：“我从来也不是托尔斯泰学说的信徒，甚至不太喜欢托尔斯泰主义者，但托尔斯泰起来反抗历史上的假伟大、假神圣，反抗所有社会关系中人的虚伪，渗透到了我的本质中。就是现在(即写作《论人的奴役与自由》一书时的1939年――引者注)在经历了漫长的探索之后，我还能在自己身上辨认出这些对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原始评价。”也就是说，在别尔嘉耶夫的思想质地中，渗透着托尔斯泰的某种情绪，托尔斯泰对历史与文明的谎言的揭露，像疫苗一样植入了别尔嘉耶夫的血液中。不过，这里的关键是，我们只有搞明白别尔嘉耶夫所使用的“谎言”一词的含义是什么，才能理解托尔斯泰提出的谎言问题在一个什么样的层面上影响了别尔嘉耶夫，别尔嘉耶夫又是在什么层面上理解托尔斯泰的。
　　在《论人的使命》中，别尔嘉耶夫指出，自己所指的“谎言不是被认为是恶的那种谎言，而是那种为了善的目的而被肯定的谎言”，“不是表面的谎言……而是内在的隐秘的谎言，对自己和上帝的谎言。它是人的意识所不及的，在人的意识里，它能获得善的特征”。他认为，谎言的社会积累会�成社会规范。程式化的谎言是一切形式的社会组织自我保护的方式。为了自我保护的目的，这些社会组织认为谎言比真理更有用。别尔嘉耶夫指出，在托尔斯泰的艺术作品中发现的正是人们面对谎言的、非真实的文明生活的分裂，“托尔斯泰很好地理解了这一点，他总在描写人的这种双重生活：一种是外在的、相对的、充满谎言的、不真实的生活，人靠它来面对社会、国家和文明；另一种是内在的、真正的生活，人在其中面对的是原初现实，面对的是生命深处”。“托尔斯泰艺术创造的主要情节就是，客体化的‘我’与内在的‘我’的不同”。别尔嘉耶夫认为，托尔斯泰创作魅力的秘密就在于这种独特的艺术手法。人的客体化是别尔嘉耶夫哲学思考中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人的双重性获得了符合文明条件的规范化的特征，双重性是在文明条件下作为自我保护的谎言的必要性引起的，客体化正是人对文明社会的谎言的适应。托尔斯泰对谎言的揭露正是别尔嘉耶夫对人的客体化的批判，正是别尔嘉耶夫对个性的捍卫。
　　别尔嘉耶夫认为，托尔斯泰提出的问题是个深刻的问题，但是，“他没有找到摆脱困境的正确出路”。他借以反抗谎言的途径是回归“自然”。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道德自我完善”。而托尔斯泰的这个“自然”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自然”?托尔斯泰要回归“自然”的思想，反映着他深刻的宗教意识，而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自我完善”的伦理问题。别尔嘉耶夫指出，实际上，“托尔斯泰的宗教意识没有被充分深入地研究，很少有人从本质上而非从功利主义的观点上对其加以评价。一些人带着战术上实用的目的赞赏托尔斯泰，认为他是真正的基督徒，另一些人带着同样的战术上实用的目的诅咒他，认为他是反基督的仆人。在这些情况下，托尔斯泰是被作为为自己目的服务的工具而加以利用的。这样人们侮辱了这位天才人物。在其死后对他的纪念尤其受到了玷污，他的死本身被转化为实用的工具。托尔斯泰的一生，他的追寻，他反抗式的批判――是伟大的、世界性现象；这一现象要求在永恒的价值，而非在短暂的利益之中加以评价”。因此，别尔嘉耶夫专门撰文《托尔斯泰意识中的新约与旧约》，从宗教意识的深层分析了托尔斯泰的“自然”观的根基。
　　在文章中别尔嘉耶夫就从人们通常所利用的托尔斯泰的基督徒身份切入，提出问题：托尔斯泰是不是一位基督徒?他怎样对待基督?其宗教意识的性质是什么?由此出发，他对托尔斯泰进行了考察。别尔嘉耶夫发现，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在他一生中的所有时期，都是前基督教的世界观，而不是基督教的世界观。其实，对托尔斯泰持有此观点的不止别尔嘉耶夫一人。舍斯托夫在《列?托尔斯泰伯爵与弗?尼采学说中的善》一文中说：“尽管托尔斯泰伯爵总是喜欢援引福音书，可他的学说里基督教成分很少。如果把他的学说与《圣经》放在一起比较，倒不如说他和他的学说与先知和《旧约》更相像。”同样，别尔嘉耶夫认为，托尔斯泰像前基督教时代的人那样，与个性的意识格格不入。他感觉不到基督教的个性问题，感觉不到每一个人的唯一性与不可重复性及人永恒的命运，他没有看到个性，在他那里不存在个性，他生活在“类”的自发力量之中。别尔嘉耶夫还强调，托尔斯泰更多地接近佛教，而不是基督教。
　　别尔嘉耶夫认为，托尔斯泰为了摆脱文明的谎言要回到的“自然”，不是“客观的”自然，而是“主观的”自然，是自我实现与完成了圣父的意志的“自然”状态。自我完成与实现了圣父的意志，即是“善”的状态，即是“道德的自我完善”。别氏进一步指出，托尔斯泰之所以认为可以轻而易举地、彻底地靠自己的力量完成圣父的意志，达到善的、自然的状态，是因为他不懂得什么是罪和恶，不懂得非理性的恶的自发力量，因此他不需要赎罪，也不想知道救赎者。托尔斯泰理性 地、苏格拉底式地看待恶，在恶中他只看到了无知，只看到了理性意识的缺陷，而不知道与非理性的自由的秘密联系在一起的非理性的恶的秘密，即个性的秘密。按照托尔斯泰的观点，只要认识了善的律法，单凭这一意识，人就已经是希望实现善的律法；只有失去了意识才会产生恶，恶不是根植于非理性的自由，而是由于理性意识的缺乏，是由于无知；如果知道了什么是善，就不会产生恶了；人的本性独具善的、无罪的一面，之所以做出恶事来，只是因为不知道善的律法。善是明理。托尔斯泰尤其强调这一点：只有愚蠢才生出恶来，没有谁故意算计要作恶的。别尔嘉耶夫认为，很清楚，托尔斯泰看待善与恶，是理性地看待它们，把善与明理等同，恶与不明理被视为同一；他认为，对圣父给予的律法的理性意识将带来善的彻底胜利和恶的灭亡。这一切将轻而易举地、愉快地发生，人将靠自己的力量来完善。别尔嘉耶夫指出，没有谁像托尔斯泰这样抨击生活的恶与谎言，并倡导道德的极端完善，要求刻不容缓地、彻底地在一切领域实现善，但是，他相信的道德完善正是与对恶的无知联系在一起的。他天真地(其中却包含着天才的感召力)不想知道恶的力量、克服恶的难度以及与恶联系在一起的非理性的悲剧。别尔嘉耶夫指出，无论如何托尔斯泰没有看到恶。如果他看到了恶并洞悉恶的秘密，那么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说，人靠自己天生的力量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彻底地完成圣父的意志，不会说，善，可以不通过赎罪、赎恶就能取胜。别尔嘉耶夫再指出，托尔斯泰不懂得恶与罪孽，是因为他看不到个性。因为恶与罪孽意识是和个性意识联系在一起的，人的个性被意识到，是因为意识到恶与罪孽，是因为个性与自发力量相矛盾，是因为有界限。在托尔斯泰身上个人自我意识的缺乏也正是在他身上缺乏恶与罪孽的意识的原因。
　　同时，别尔嘉耶夫注意到，托尔斯泰的“自然”，一方面在宗教意识上是处于《旧约》的圣父的意志之下的“自然”，另一方面在形式上这个“自然”又与大地、庄稼人联系在一起，与使用简单工具的体力劳动联系在一起，这就使他的“自然”具有了原始化和蒙昧主义的特征，具有了作为现象的自然界的特征。别尔嘉耶夫主张，不应该用某种野蛮状态来对抗文明，不应该用某种无个性的自然人或本性善良的野蛮人来对抗文明，因为那只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提问方式，早已过时了。对抗文明的问题，不在于要从文明走向自然界，而在于要从文明走向自由。“被技术文明伤害的人盼望回归到有机的自然生活的状态，人把这种生活状态当做天堂。这是意识的错觉之一。向这个天堂返回的路是不存在的。从技术组织的生活向自然有机的生活的复归是不可能的”。“不是用‘自然界’来对抗‘文明’的谎言、社会和历史的谎言，应该用精神、精神性、本体世界来与之对抗，它们可以改�意识，并可以作为具有改造作用的力量进入这个世界”。
　　可以看出，别尔嘉耶夫从考察托尔斯泰是不是基督徒出发，发现托尔斯泰所要回归的“自然”是接近多神教、佛教，甚至是蒙昧主义的“自然”，他借以对抗文明的“自然”是无个性、无精神自由的“自然”，这种对抗是消极的、不可取的对抗，最可怕的是，这是对人的个性生活、创造性的精神生活的取消，因此是必须抛弃的。别尔嘉耶夫从个性、自由、精神的角度上对托尔斯泰的宗教意识的实质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一种以本体的精神的创造性介入世界以克服文明的谎言的路径。
　　关于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别尔嘉耶夫认为，人们通常都有误解，至少理解得不够深刻。批评或推翻“勿以暴力抗恶”学说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任何人都明白，在勿抗恶的情况下得胜的总是恶和恶人。但是，常常人们没有理解他所提出的问题的深刻性在于，如果把人们经常忘记的、忽略的那种力量的作用考虑在内，那么，“勿以暴力抗恶”学说就具有了意义――人若以自己的力量对抗，就会妨碍神性的作用，阻碍上帝干预人的命运。在别氏看来，这一点托尔斯泰或许表述得不够清楚，但他坚信，在勿以暴力对抗的情况下，上帝就会亲自干预，就会以一种有效的力量介入。人在安排自己的生活时，要么是按照世界的法则，要么是按照上帝的法则；世界法则是对抗和暴力，是斗争和战争。别尔嘉耶夫认为，托尔斯泰的非暴力抵抗的思想比人们通常所想的要深刻得多，托尔斯泰的学说里有大胆的真理。托尔斯泰相信，上帝自己会在世界上实现善，只是需要不违抗他的意志。一切自然的东西都是善的。别尔嘉耶夫认为，在这一点上托尔斯泰接近卢梭和18世纪关于自然状态的学说。他认为，不抗恶，善自己就会在没有你的意志参与下实现，就会出现自然的状态，在其中，神的意志、生活最高的律法就会直接实现。不过，别尔嘉耶夫进一步分析指出，正如托尔斯泰相信自然状态的善和通过自然的力量可以实现善，在其中神性的力量会自己起作用一样，他也相信自然理性的无罪性、无误性。他不知道自然理性是已经从上帝的理性中堕落的理性。托尔斯泰坚持天真的自然的纯理性主义。在托尔斯泰的理性主义中总是显示着对善的自然状态的信仰，对本性与自然的东西的善的信仰。别尔嘉耶夫认为，托尔斯泰的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无力解释人总是具有摆脱理性和自然状态的冲动与倾向，即非理性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充斥在人类生活中，正是它们产生了托尔斯泰如此强力抨击的生活的恶和谎言。
　　因此，别尔嘉耶夫指出，托尔斯泰奉行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源于对生命的原始本性的信仰，托尔斯泰所有的艺术创作都证明了这一点。但在他的宗教道德学说中，这一原始信仰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被扭曲了，这就形成了他的思想的基本矛盾。在托尔斯泰的学说中。自然的、自发的、非理性的真理，服从于托尔斯泰的理性，但他不知道，他的这一理性完全产生于文明。别尔嘉耶夫认为，托尔斯泰的“理性”与伏尔泰的“理性”没有多大差别，也是文明对自然的暴力。于是就出现了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学说的对天然本性的善的信仰与对理性和意识的信仰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托尔斯泰教导不以暴力抗恶，具有神性的自然真理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并取胜，但另一方面，他又教导应当在自身的意识中揭示理性的法则，用它来改�整个生活、整个世界。托尔斯泰用这样一种假设来摆脱困境：意识所揭示的生活的理性法则即是善的法则本身、神性法则本身。但这也是他的理性主义的困境。托尔斯泰相信，只要认识到可以实现的生活的真正法则就足够了。对于他来说，恶是虚假的意识，善是正确的意识。他不相信恶的强有力的非理性根源。
　　别尔嘉耶夫还指出，尽管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的问题很重要，但其错误在于，似乎他太少关注暴力和强力的受害者。因此，别尔嘉耶夫认为，在现有的生存条件下，在恶存在的条件下，在人的暴力意志存在的条件下，国家应该来保卫自由和权利，这是国家存在的唯一理由。但别尔嘉耶夫强调，任何形式的国家绝对化，都是极大的恶。国家可以保留自己的职能，但必须确立这样一种意识：国家是人的公仆，而不是最高价值。可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常常出现的情况却与此 背道而驰。正是善在斗争中沾染了恶，并且开始采用恶的手段，这是一个魔圈。别尔嘉耶夫认为，走出这一魔圈的出路在于：上帝只能在自由中、对自由并通过自由起作用。然而托尔斯泰不明白自由问题和个性问题，因此，他走向了寂静主义即无为。这是他的无力。
　　可以看出，别尔嘉耶夫从宗教哲学的角度出发，深刻地阐释出“道德自我完善”和“勿以暴力抗恶”的本原所在。这一阐释为我们廓清了托尔斯泰思想的原貌及其精神实质。只有彻底地抛开功利主义的阐释，才会回到精神的本原。
　　
　　参考文献：
　　[1]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2]尼?别尔嘉耶夫.论人的奴役与自由[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3]尼?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4]尼?别尔嘉耶夫.精神与实在[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5]舍斯托夫.钥匙的统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6]尼?别尔嘉耶夫.末世论形而上学[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吕学文
　　摘要：在我们接受托尔斯泰的百余年中，由于不断的阐释、想象、转化，我们越来越远离其思想中的“善、道德、恶”等的原初内涵。别尔嘉耶夫从宗教哲学角度出发，揭示了托尔斯泰思想的根源及其内涵，为我们开启了重新认识托尔斯泰的另一途径。
　　关键词：别尔嘉耶夫；托尔斯泰；宗教哲学阐释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1)05-0047-03
　　
　　列・托尔斯泰进入中国人的视野百年有余，且已经形成了可观的“托学”。在接受中，虽具体的切入点不同，但人们关注的焦点要么是作为思想家的托尔斯泰，要么是作为艺术家的托尔斯泰，也有通过诗学打通思想家托尔斯泰和艺术家托尔斯泰的努力。对思想家托尔斯泰的研究集中在了“托尔斯泰主义”上。这一主义的具体内容基本界定为“道德自我完善”、“勿以暴力抗恶”、“全人类普遍的爱”。可是，在不断变迁的具体历史境遇中，我们要么就思想论思想、就主义论主义，要么实用主义地利用他或批判他，对于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价值与意义，也各有说辞，甚至相互矛盾，而且多是将其思想移植到我国的社会背景上，以我们对这些词的组合的表面意义的理解进行评说，缺乏从更深的层面对托尔斯泰思想的实质的把握。也许，在我们这个没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国度里，人们很难真切地触及这位深深扎根于俄罗斯大地的精神人物的精神深处。而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从宗教哲学角度对托尔斯泰思想的探讨，打破了我们看待托尔斯泰的路径依赖。
　　别尔嘉耶夫曾坦然承认托尔斯泰对自己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托尔斯泰对世界的谎言性的揭露。别尔嘉耶夫说：“我最初对周围的恶和非正义的反抗，最初的对实现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正义的向往是与托尔斯泰联系在一起的。”在另一处他又讲：“我的一个很早的信念就是，文明的基础是谎言，在历史中有原罪，整个周围社会就建立在谎言和不公正上，这个信念就与列夫・托尔斯泰有关。”别尔嘉耶夫认为，托尔斯泰最大的功绩就是，他揭示了世界与历史是建立在谎言与不公正的基础上的。他说：“我从来也不是托尔斯泰学说的信徒，甚至不太喜欢托尔斯泰主义者，但托尔斯泰起来反抗历史上的假伟大、假神圣，反抗所有社会关系中人的虚伪，渗透到了我的本质中。就是现在(即写作《论人的奴役与自由》一书时的1939年――引者注)在经历了漫长的探索之后，我还能在自己身上辨认出这些对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原始评价。”也就是说，在别尔嘉耶夫的思想质地中，渗透着托尔斯泰的某种情绪，托尔斯泰对历史与文明的谎言的揭露，像疫苗一样植入了别尔嘉耶夫的血液中。不过，这里的关键是，我们只有搞明白别尔嘉耶夫所使用的“谎言”一词的含义是什么，才能理解托尔斯泰提出的谎言问题在一个什么样的层面上影响了别尔嘉耶夫，别尔嘉耶夫又是在什么层面上理解托尔斯泰的。
　　在《论人的使命》中，别尔嘉耶夫指出，自己所指的“谎言不是被认为是恶的那种谎言，而是那种为了善的目的而被肯定的谎言”，“不是表面的谎言……而是内在的隐秘的谎言，对自己和上帝的谎言。它是人的意识所不及的，在人的意识里，它能获得善的特征”。他认为，谎言的社会积累会变成社会规范。程式化的谎言是一切形式的社会组织自我保护的方式。为了自我保护的目的，这些社会组织认为谎言比真理更有用。别尔嘉耶夫指出，在托尔斯泰的艺术作品中发现的正是人们面对谎言的、非真实的文明生活的分裂，“托尔斯泰很好地理解了这一点，他总在描写人的这种双重生活：一种是外在的、相对的、充满谎言的、不真实的生活，人靠它来面对社会、国家和文明；另一种是内在的、真正的生活，人在其中面对的是原初现实，面对的是生命深处”。“托尔斯泰艺术创造的主要情节就是，客体化的‘我’与内在的‘我’的不同”。别尔嘉耶夫认为，托尔斯泰创作魅力的秘密就在于这种独特的艺术手法。人的客体化是别尔嘉耶夫哲学思考中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人的双重性获得了符合文明条件的规范化的特征，双重性是在文明条件下作为自我保护的谎言的必要性引起的，客体化正是人对文明社会的谎言的适应。托尔斯泰对谎言的揭露正是别尔嘉耶夫对人的客体化的批判，正是别尔嘉耶夫对个性的捍卫。
　　别尔嘉耶夫认为，托尔斯泰提出的问题是个深刻的问题，但是，“他没有找到摆脱困境的正确出路”。他借以反抗谎言的途径是回归“自然”。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道德自我完善”。而托尔斯泰的这个“自然”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自然”?托尔斯泰要回归“自然”的思想，反映着他深刻的宗教意识，而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自我完善”的伦理问题。别尔嘉耶夫指出，实际上，“托尔斯泰的宗教意识没有被充分深入地研究，很少有人从本质上而非从功利主义的观点上对其加以评价。一些人带着战术上实用的目的赞赏托尔斯泰，认为他是真正的基督徒，另一些人带着同样的战术上实用的目的诅咒他，认为他是反基督的仆人。在这些情况下，托尔斯泰是被作为为自己目的服务的工具而加以利用的。这样人们侮辱了这位天才人物。在其死后对他的纪念尤其受到了玷污，他的死本身被转化为实用的工具。托尔斯泰的一生，他的追寻，他反抗式的批判――是伟大的、世界性现象；这一现象要求在永恒的价值，而非在短暂的利益之中加以评价”。因此，别尔嘉耶夫专门撰文《托尔斯泰意识中的新约与旧约》，从宗教意识的深层分析了托尔斯泰的“自然”观的根基。
　　在文章中别尔嘉耶夫就从人们通常所利用的托尔斯泰的基督徒身份切入，提出问题：托尔斯泰是不是一位基督徒?他怎样对待基督?其宗教意识的性质是什么?由此出发，他对托尔斯泰进行了考察。别尔嘉耶夫发现，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在他一生中的所有时期，都是前基督教的世界观，而不是基督教的世界观。其实，对托尔斯泰持有此观点的不 止别尔嘉耶夫一人。舍斯托夫在《列・托尔斯泰伯爵与弗・尼采学说中的善》一文中说：“尽管托尔斯泰伯爵总是喜欢援引福音书，可他的学说里基督教成分很少。如果把他的学说与《圣经》放在一起比较，倒不如说他和他的学说与先知和《旧约》更相像。”同样，别尔嘉耶夫认为，托尔斯泰像前基督教时代的人那样，与个性的意识格格不入。他感觉不到基督教的个性问题，感觉不到每一个人的唯一性与不可重复性及人永恒的命运，他没有看到个性，在他那里不存在个性，他生活在“类”的自发力量之中。别尔嘉耶夫还强调，托尔斯泰更多地接近佛教，而不是基督教。
　　别尔嘉耶夫认为，托尔斯泰为了摆脱文明的谎言要回到的“自然”，不是“客观的”自然，而是“主观的”自然，是自我实现与完成了圣父的意志的“自然”状态。自我完成与实现了圣父的意志，即是“善”的状态，即是“道德的自我完善”。别氏进一步指出，托尔斯泰之所以认为可以轻而易举地、彻底地靠自己的力量完成圣父的意志，达到善的、自然的状态，是因为他不懂得什么是罪和恶，不懂得非理性的恶的自发力量，因此他不需要赎罪，也不想知道救赎者。托尔斯泰理性地、苏格拉底式地看待恶，在恶中他只看到了无知，只看到了理性意识的缺陷，而不知道与非理性的自由的秘密联系在一起的非理性的恶的秘密，即个性的秘密。按照托尔斯泰的观点，只要认识了善的律法，单凭这一意识，人就已经是希望实现善的律法；只有失去了意识才会产生恶，恶不是根植于非理性的自由，而是由于理性意识的缺乏，是由于无知；如果知道了什么是善，就不会产生恶了；人的本性独具善的、无罪的一面，之所以做出恶事来，只是因为不知道善的律法。善是明理。托尔斯泰尤其强调这一点：只有愚蠢才生出恶来，没有谁故意算计要作恶的。别尔嘉耶夫认为，很清楚，托尔斯泰看待善与恶，是理性地看待它们，把善与明理等同，恶与不明理被视为同一；他认为，对圣父给予的律法的理性意识将带来善的彻底胜利和恶的灭亡。这一切将轻而易举地、愉快地发生，人将靠自己的力量来完善。别尔嘉耶夫指出，没有谁像托尔斯泰这样抨击生活的恶与谎言，并倡导道德的极端完善，要求刻不容缓地、彻底地在一切领域实现善，但是，他相信的道德完善正是与对恶的无知联系在一起的。他天真地(其中却包含着天才的感召力)不想知道恶的力量、克服恶的难度以及与恶联系在一起的非理性的悲剧。别尔嘉耶夫指出，无论如何托尔斯泰没有看到恶。如果他看到了恶并洞悉恶的秘密，那么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说，人靠自己天生的力量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彻底地完成圣父的意志，不会说，善，可以不通过赎罪、赎恶就能取胜。别尔嘉耶夫再指出，托尔斯泰不懂得恶与罪孽，是因为他看不到个性。因为恶与罪孽意识是和个性意识联系在一起的，人的个性被意识到，是因为意识到恶与罪孽，是因为个性与自发力量相矛盾，是因为有界限。在托尔斯泰身上个人自我意识的缺乏也正是在他身上缺乏恶与罪孽的意识的原因。
　　同时，别尔嘉耶夫注意到，托尔斯泰的“自然”，一方面在宗教意识上是处于《旧约》的圣父的意志之下的“自然”，另一方面在形式上这个“自然”又与大地、庄稼人联系在一起，与使用简单工具的体力劳动联系在一起，这就使他的“自然”具有了原始化和蒙昧主义的特征，具有了作为现象的自然界的特征。别尔嘉耶夫主张，不应该用某种野蛮状态来对抗文明，不应该用某种无个性的自然人或本性善良的野蛮人来对抗文明，因为那只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提问方式，早已过时了。对抗文明的问题，不在于要从文明走向自然界，而在于要从文明走向自由。“被技术文明伤害的人盼望回归到有机的自然生活的状态，人把这种生活状态当做天堂。这是意识的错觉之一。向这个天堂返回的路是不存在的。从技术组织的生活向自然有机的生活的复归是不可能的”。“不是用‘自然界’来对抗‘文明’的谎言、社会和历史的谎言，应该用精神、精神性、本体世界来与之对抗，它们可以改变意识，并可以作为具有改造作用的力量进入这个世界”。
　　可以看出，别尔嘉耶夫从考察托尔斯泰是不是基督徒出发，发现托尔斯泰所要回归的“自然”是接近多神教、佛教，甚至是蒙昧主义的“自然”，他借以对抗文明的“自然”是无个性、无精神自由的“自然”，这种对抗是消极的、不可取的对抗，最可怕的是，这是对人的个性生活、创造性的精神生活的取消，因此是必须抛弃的。别尔嘉耶夫从个性、自由、精神的角度上对托尔斯泰的宗教意识的实质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一种以本体的精神的创造性介入世界以克服文明的谎言的路径。
　　关于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别尔嘉耶夫认为，人们通常都有误解，至少理解得不够深刻。批评或推翻“勿以暴力抗恶”学说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任何人都明白，在勿抗恶的情况下得胜的总是恶和恶人。但是，常常人们没有理解他所提出的问题的深刻性在于，如果把人们经常忘记的、忽略的那种力量的作用考虑在内，那么，“勿以暴力抗恶”学说就具有了意义――人若以自己的力量对抗，就会妨碍神性的作用，阻碍上帝干预人的命运。在别氏看来，这一点托尔斯泰或许表述得不够清楚，但他坚信，在勿以暴力对抗的情况下，上帝就会亲自干预，就会以一种有效的力量介入。人在安排自己的生活时，要么是按照世界的法则，要么是按照上帝的法则；世界法则是对抗和暴力，是斗争和战争。别尔嘉耶夫认为，托尔斯泰的非暴力抵抗的思想比人们通常所想的要深刻得多，托尔斯泰的学说里有大胆的真理。托尔斯泰相信，上帝自己会在世界上实现善，只是需要不违抗他的意志。一切自然的东西都是善的。别尔嘉耶夫认为，在这一点上托尔斯泰接近卢梭和18世纪关于自然状态的学说。他认为，不抗恶，善自己就会在没有你的意志参与下实现，就会出现自然的状态，在其中，神的意志、生活最高的律法就会直接实现。不过，别尔嘉耶夫进一步分析指出，正如托尔斯泰相信自然状态的善和通过自然的力量可以实现善，在其中神性的力量会自己起作用一样，他也相信自然理性的无罪性、无误性。他不知道自然理性是已经从上帝的理性中堕落的理性。托尔斯泰坚持天真的自然的纯理性主义。在托尔斯泰的理性主义中总是显示着对善的自然状态的信仰，对本性与自然的东西的善的信仰。别尔嘉耶夫认为，托尔斯泰的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无力解释人总是具有摆脱理性和自然状态的冲动与倾向，即非理性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充斥在人类生活中，正是它们产生了托尔斯泰如此强力抨击的生活的恶和谎言。
　　因此，别尔嘉耶夫指出，托尔斯泰奉行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源于对生命的原始本性的信仰，托尔斯泰所有的艺术创作都证明了这一点。但在他的宗教道德学说中，这一原始信仰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被扭曲了，这就形成了他的思想的基本矛盾。在托尔斯泰的学说中。自然的、自发的、非理性的真理，服从于托尔斯泰的理性，但他不知道，他的这一理性完全产生于文明。别尔嘉耶夫认为，托尔斯泰的“理性”与伏尔泰的“理性”没有多大差别，也是文明对自然的暴力。于是 就出现了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学说的对天然本性的善的信仰与对理性和意识的信仰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托尔斯泰教导不以暴力抗恶，具有神性的自然真理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并取胜，但另一方面，他又教导应当在自身的意识中揭示理性的法则，用它来改变整个生活、整个世界。托尔斯泰用这样一种假设来摆脱困境：意识所揭示的生活的理性法则即是善的法则本身、神性法则本身。但这也是他的理性主义的困境。托尔斯泰相信，只要认识到可以实现的生活的真正法则就足够了。对于他来说，恶是虚假的意识，善是正确的意识。他不相信恶的强有力的非理性根源。
　　别尔嘉耶夫还指出，尽管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的问题很重要，但其错误在于，似乎他太少关注暴力和强力的受害者。因此，别尔嘉耶夫认为，在现有的生存条件下，在恶存在的条件下，在人的暴力意志存在的条件下，国家应该来保卫自由和权利，这是国家存在的唯一理由。但别尔嘉耶夫强调，任何形式的国家绝对化，都是极大的恶。国家可以保留自己的职能，但必须确立这样一种意识：国家是人的公仆，而不是最高价值。可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常常出现的情况却与此背道而驰。正是善在斗争中沾染了恶，并且开始采用恶的手段，这是一个魔圈。别尔嘉耶夫认为，走出这一魔圈的出路在于：上帝只能在自由中、对自由并通过自由起作用。然而托尔斯泰不明白自由问题和个性问题，因此，他走向了寂静主义即无为。这是他的无力。
　　可以看出，别尔嘉耶夫从宗教哲学的角度出发，深刻地阐释出“道德自我完善”和“勿以暴力抗恶”的本原所在。这一阐释为我们廓清了托尔斯泰思想的原貌及其精神实质。只有彻底地抛开功利主义的阐释，才会回到精神的本原。
　　
　　参考文献：
　　[1]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2]尼・别尔嘉耶夫.论人的奴役与自由[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3]尼・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4]尼・别尔嘉耶夫.精神与实在[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5]舍斯托夫.钥匙的统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6]尼・别尔嘉耶夫.末世论形而上学[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吕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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