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指自白】 食指
时间：2020-03-24 07:44:3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 现在是上午。坐在北京远郊离我居所很近的一处小树林里，膝上垫块硬纸板，铺开稿笺，写这篇文章。 正值初秋，暖暖的阳光透过枝叶斑驳地洒落在林中的草地上，草叶还没有变黄，这是北京一年中最好的季节。
我爱自然，爱自由，更爱诗歌。坎坷的经历成就了我。因多舛的命运逼迫我不得不一次次提笔抒写心中的伤痛，以求得内心的平衡。在长达近三十年被人们称作“疯子”的时间里，特别是在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长达十二年失去人身自由的“疯人院”的生活中，是诗歌和被诗歌培育的那颗心拯救了我。
我是在1965年(也可以说更早些)开始尝试写诗的。那时诗写得单纯稚嫩，但我很喜欢(如《海洋三部曲》的第一首)。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和许多青年学生一样失去了理智和常态，但自幼被文学作品培育的那颗心使我始终反对或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躲开过激的不人道的行为。这年年底，诸如“联动”组织的“红卫兵”被打压下去，不可一世的“小太阳”成了“反革命”，年轻的“红卫兵”中学生或酗酒抽烟谈恋爱，或读书思考讨论问题，基本上不再参与社会活动，我就生活在这群人之中。
心理上的巨大落差和自幼养就的诗心使我这一时期写下了十多首诗歌。迷茫又不甘心沉沦是这些作品的主题，如《海洋三部曲》、《命运》、《鱼群三部曲》、《烟》、《酒》、《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由于无意中表现了那一代“红卫兵”的感情，当时这些诗在青年中以手抄的形式广泛流传。自己的诗能以这种方式在社会上传阅，是我一生中最自豪的事情。
可紧接着在毛泽东晚年，不幸终于降临。在1973年我从部队复员后，由于我对身边发生的事不理解,甚至可以说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而我的言语和行动别人也不理解，于1973年11月25日我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这是我非常痛苦的一段，但仅仅是开始。这段时间诗写得很少，只有《灵魂之二》(时间应为1974年10月左右，书上印错了)和《痛苦》两首诗。
这就有了开头。在“文革”结束后，由于有前面讲的历史背景，而我又固执地坚持自己的一些想法，精神病院我就常进常出了。
“文革”结束后的这一段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刚刚开始讲“人权”，不平的遭遇使我真的愤怒了。于是《热爱生命》、《疯狗》、《我的心》、《诗人的桂冠》等诗作相继写出。
1989年后，我被送到北京郊区的精神病福利院，失去了人身自由。艰苦、不自由和相对平静
的生活与外界的“欲望大潮”形成鲜明的对比，于是写下了《归宿》、《人生舞台》、《精神病福利院的八年》、《生涯的午后》、《20世纪末的中国诗人》、《当你老了》、《我这样写歌》和《青春逝去不复返》等诗篇。
转机终于来了。2002年3月21日，一位善良聪慧喜欢我的诗的女士(即我现在的妻子)果断下了决心，把我从疯人院接了出来。
出院至今五年多了。我开始了“正常人的生活”。简朴、自由、平静的生活使《冬日的阳光》、
《家》、《秋阳》、《秋雨》、《秋收的庆贺》、《远离尘嚣》、《呵尼采》、《春雪》等问世。
谈到诗自然会想到“性灵”。诗是人的心对命运安排的感叹，我写自己的命运。从小我就喜欢读莱蒙托夫的作品。他有些诗是对命运的感叹。只可惜他活得太短了，有关命运的诗也就太少了，他没有写到尽头。
必须提及一点，我们从小接受的是苏俄意识形态中的理想主义教育。即“诗歌是号角”，“诗歌是炸弹和旗帜”。这在我的诗中也有流露，如《南京长江大桥》、《我们这一代》等。
特别要提出的，是在我出院后，生活变得清淡从容了，加上心态平和，我能够有了中国人自古相传的，在“平平淡淡才是真”中细细品咂生活滋味的机会，又加上读到一些理论文章，尤其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傅新营老师的文章，悟出了中国人历史上形成的特有的审美心理和方式――品韵味，一种非常“高级”的艺术感觉(这一点外国艺术家也有感觉，也在追求)。我的诗一下变了，诗作有《冬日的阳光》、《家》、《秋阳》、《远离尘嚣》和《春雪》等。
二
中午回家简单吃了饭，休息片刻，又回到了这片小树林。午后阳光下的小树林成了天然的“氧吧”，只有单调的蝉鸣。
接下来我谈谈对美国和美国文化的看法，也发表点对中国文化及时世的看法。
早在“毛时代”上初中时，我借阅了德莱塞的《欲望三部曲》。当时中国正上映后来遭批判的影片《林家铺子》。《林家铺子》中的林老板是个做小本生意、老实又带点狡黠的小商人。而同是经商出身的小说《金融家》中的主人公是个为挣大钱不惜入狱，出狱后又凭着信誉参与了遭火灾后的芝加哥重建，从而成为了金融巨头的柯帕乌。柯帕乌的胆识、头脑和雄心一下把我惊呆了，使我从小就觉得美国人是和我们中国人不一样的人。书中讲述的柯帕乌小时在街头看鱼缸里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场景，至今记忆犹新。
而后又读到杰克・伦敦、海明威、厄普代克等多位美国作家的作品，使我了解了美国人的科学头脑及冒险和吃苦的硬汉精神，其从容大气，令我震惊。
我感到了美国文化是“强者文化”，超人的胆识和魄力相对中国“温良恭俭让”的文化令人深感美国文化的强势。我还感到美国文化是“小伙子文化”，青春朝气，没有传统束缚，毫无顾忌地一路磕磕绊绊地跑来，碰到什么就写什么，遇到问题就试着解决。非常有生气，也十分痛快，但比较莽撞。可美国这样强大，我真希望美国一天天成熟起来。
完全不像中国文化，谈什么总有顾忌，遮遮掩掩，吞吞吐吐，还绕着圈说。再者“宠爱娇贵”，才子佳人的故事十分叫座。民间也有“娇养女儿苦育男娃”的说法，“林妹妹、宝姐姐”之类的闲谈至今人们喜闻乐道。
对这些文化，中国人好像看作一件自己非常珍惜的物品，看来看去，摸来摸去，反复品味，而且越来越爱不释手。而对于中国人民的苦难与默默承受苦难的心理，古典作品中少有提及。白居易《卖炭翁》里的“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样的名句少之又少，老百姓的苦难民间野史闲记中也很难找到。
下面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简明谈点我的看法。
中国人看问题是从“六合”之中即“东西南北上下”之中来分析研究的，也即是从人类整体的生存环境从地球从宇宙之中来看问题的。当然这是随着中国人视野的逐步扩大而产生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悟”，就是在“六合”之中，把“天、地、人”有关的各种因素放在一起考虑，有点像印度的“参禅”，而后再得结果。
而西方人的思维是单一定向的发展，越思考越精细，越尖端。
不知读者读懂了没有?如果懂了，试着提个问题：爱因斯坦的思维是什么方式?我觉得他是把东西方思维合成了一体。即把许多种由单一定向思维形成的尖端科学成果综合在一起考虑，也既是“悟”，就有了超人的成绩。不知对否?
再者中国文化的吸纳能力很强，基本上不排外。要知道，在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是“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迭，圣贤莫能度”，“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就连王者也叹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只知道今生今世。而印度佛教传入后，中国人晓得了“前生”、“来世”，即有了“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和“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样思索后发问千古的诗句。印度佛学经千余年在中国几起几落，从东汉到北宋(约公元l世纪中叶～12世纪)，终为中国文化吸收，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写到这里，我不由记起了已故中国女诗人冰心晚年说的一句话：“什么时候‘德先生’、‘塞先生’在中国安家呀!”我真心希望加快这自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第二次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进程。
第三，中国文化的凝聚力。中国有许多名山大川，要知道和山川连在一起有许多世代相传的故事。就连小到一个家族、一个村庄，都有以口口相传的形式传下来的故事。比如山东东南“牟”姓一族，祖先从蒙古地域迁来，原来没有姓，怎么办呢?
忽然传来“哞”的一声牛叫，族里的长者说，就姓“牟”吧。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听他妈妈讲的，他妈妈就是山东人，姓“牟”。再如：江苏、安徽、山东三省交界地的丰县、沛县，历史上那一片地区，只有这两个县的老百姓出门能用“黄包袱皮”(中国历史上只有皇族才能使用明黄色)，因为这两个县是汉朝皇帝汉高祖刘邦的家乡和起事地点。这一带老百姓，一看背黄皮包袱走亲戚的，就知道是丰县、沛县人。这样在宗族和地域传诵的故事，无疑小到对家族，大到对地区有着强大的维系作用，而对国
家民族而言，则是巨大的凝聚力量。
但由于生存环境的险恶，生产力的低下和几千年封建专制的残酷，我们的祖先“饱览沧桑却精于世故，历尽磨难又不失善良”(拙作《中国这地方》)。谈历史无所不晓，而生活中却小心翼翼，怕官怕得要命，从不敢乱说乱动，久而久之，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起初始于自我保护)。这样就不难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知其优劣了。
改革开放后，在经济发展使人们生活得到改善的同时，由于“最大的失误在教育”(1989年邓小平语)，中国人身体吃胖了，但精神筋骨软了；精明了但不老实了；钱多了但对国家社会的责任心少了。
但中国人真的精神上“垮掉”了吗?并非如此。我讲述一件亲历的事情。
那是2002年我出院那年的11月，我和老伴应邀赴广州参加朗诵会，记得上火车那天是我的生日。同行的人有老朋友、杰出的诗人黑大春，荷兰汉学家柯雷，也有新面孔――两位青年诗人，还有音乐人水原和乐手。
因为是我生日，晚上餐车上吃饭时大家一齐向我祝酒，就这样和年轻的艺术家熟悉、亲近起来。
第二天，还在旅途，我们就在车厢里聚在一起闲谈。我习惯地问起他们的生活，几个“漂”在北京的年轻人说家里没有支持，因为这是一种无规律无保障，类似民间流浪艺术家的生活。生活来源全靠演出，且少得可怜。基本一场演出两百元(车
费)，有的管一顿饭，有的不管。他们的生活十分艰苦，不演出时有的人一天只吃一顿饭，连感冒都得不起，所以冬天每天早起跑步锻炼，可就是迷恋艺术。
由于我的经历(他们都知道)，不由得问了一句：“古人说‘国家不幸诗家幸’你们怎么看?”不料这些年轻艺术家几乎同声回答：“当然是国家幸好啊!”我不禁眼里充满泪水，多像年轻时的我啊!
这就是装扮奇异，放荡不羁而被误认为最难管的、被社会上看成“问题青年”的艺术家的内心世界。对艺术的执著追求，对民族艺术的崇拜和对国家人民的热爱超越一切。中华文化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中华民族不亡的道
理也在这里。
有人说中国现在“很乱”，我看不如说“生动”。中国人现在才刚刚有了“自我”，怎么不想“表现一下”呢?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直到今天，中国中青年人中的各派力量才找到了“合适”(不违法)的表态发言的方式方法，而且不得不承认“思想交锋”的尖锐程度，前所未有。
这是中华文化复兴重建的征象，是十分可喜的“生动现象”，也是人们当下感兴趣的议题。
停笔的时候，可能是天意，刮来一阵风，小树林里白杨树叶哗哗作响，四周静极了，我屏住呼吸倾听着天籁，这像是天堂里传来的笑声，也像是发自我心底的笑声……
(选自《上海文学》2011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