漯河热电厂招工 [漯河热电厂：行政决策中的产权挣扎]
时间：2020-02-21 10:49:2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导读：一封怒斥上亿元国有资产流失的“举报信”使记者再度来到漯河，这座有“内陆特区”的之称的中原小城已不复当年的热闹；改革先锋“卖光书记”程三昌成为贪污在逃犯。在“从英雄到窃贼”的阴影下，漯河热电厂产权纠纷无疑有了分水岭的意义
“举报信”
8月的漯河暑热难当，行人寥寥，出租车司机将车停在树荫处打瞌睡。穿城而过的京广铁路和京珠高速公路带来大批记者，只为了一家国有企业的举报信――7月21日漯河热电厂向总理朱�基与全国总工会发出一封措辞激烈的公开信，指责漯河市政府在企业转制的名头下，欲将其白白送与一家私营企业，从而造成近亿元的国有资产流失。
实际上这座中原小城上次风光是在1996年，漯河实行产权改革，90%的国企出让了股份，1/3转为民营，因其大胆闯禁区被称为“内陆特区”。而记者在8月6日赶到漯河后得到消息，目前原漯河市委书记程三昌已被河南省检察院反贪局立案；6月21日其在漯河的住宅已被查抄。7月23日召开的省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确认对省九届人大代表程三昌采取刑事拘留的措施的报告》――当年“启一代风气之先”的“卖光书记”今成在逃犯。在这种背景下，漯河热电厂产权纠纷无疑具有了分水岭意义，而记者的采访也是在这种“从英雄到窃贼”的阴影下展开的。
“出卖”电厂的三个协议
“摆在我们面前的有四条路：上级政府的行政干预、媒体的压力、法律诉讼和职工请愿。”漯河热电厂副厂长李永生告诉记者，“前两条是上策，是我们一直努力争取的，包括写信、上访；后两条是下策，不得已而为之。目的只有一个――坚决抵制市政府将我们无偿交给华强公司。”随后厂方向记者出示了三份被称为“卖身契”的协议，“1998年7月8日，当时的漯河市委、市政府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为了吸引广州南强公司投资办厂，与其签订了《供用电协议》、《投资办厂协议》、《投资办厂补充协议》，签字的是原市长刘法民，已经被江湖游医胡万林治死。”李永生说。
依据协议，南强公司在漯河投资建立大型塑料包装袋公司――华强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和相关的华强废旧物资回收公司；漯河热电厂向华强公司提供廉价电力0.37元/度（市价为0.43元/度）；政府许以所得税10年全部返还，5年减半返还的优惠政策。到2001年底，如果华强公司月用电达到700万度，用工达到6000人，年交增值税6亿元，则漯河热电场交与华强公司无偿使用，但须承担电厂3500万元的银行债务及付息。如达不到该条件，则补偿政府1500万元。如果华强公司经营缴纳税金，漯河政府的留成总额达到1.5亿元时，政府将电厂所有权无偿交与华强公司，并由政府承担原先的3500万元银行贷款本息，同时还要为华强协调贷款3500元，期限20年。
事实上，漯河市政府与广州南强公司达成了一笔交易，南强在漯河投资，吸纳劳动力，为政府提供财政收入；而政府则许以税收优惠和有条件的产权转让（漯河热电厂）。电厂的直接愤怒在于，谈判过程中被甩了台。据漯河市经贸委副主任、电厂厂长宋铁岭介绍，最开始只是两家企业间的接触。1998年5月5日，南强在河南遂平县的分厂华强公司来厂谈合作，希望利用廉价电力一起搞一个全国最大的塑料袋企业。由于电厂没有售电权，只有卖与供电局，由供电局统一出售，但如果是电厂的自办企业可以例外。于是双方协议将企业挂靠电厂，成为下属，有产权之名而无其实，实际上只是买卖关系。电厂将项目呈报给市政府批准。当6月份进入实质谈判期后，电厂被政府置于一旁，无法参与协商，最终形成了漯河市政府与南强公司的双边协议；而一年后电厂才见到这3份文本。依据协议，今年6月华强将派人进电厂学技术。华强与电厂仅一街之隔，今年3月他们在院墙上竖起了大幅标语――“万众一心、完成四项任务、年底全面接管电厂”（四项任务专指协议中的用电量、用工数、产值与利税）。正是这个标语给了电厂极大刺激，他们最终决定写信、上访，把矛盾公开化。
“电厂被甩台，直接导致电厂和职工的利益被出卖。”另一位副厂长冯志刚说，“漯河电厂转制，成为华强的后备电厂根本就没有前途。”电厂也由此对未来的生存产生数点质疑：一，电厂已经完成了热电改造一期工程，能够为全市供暖，并与汇通公司签订了供气合同，这将可以每年为电厂带来1500万元的收入，电厂完全可以有光明的前景。二，如果划归华强则上述业务将全部丧失，只能为华强供电。三，华强的主营产品是非降解塑料袋，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必将被勒令停产（后据记者与华强核实，华强同样有生产可降解塑料袋的能力）。四，漯河电厂将面临下全国大电网，如果华强停业，则不可能重新上网，只有关闭电厂。五，私营企业无法保证作为电厂的所有人员安置，退休与福利也无法解决。“三个协议本身就是不平等条约，置电厂生死存亡于不顾，”李永生说，“这样的改制电厂不要。”
同时，电厂在《公开信》中举证认为，漯河市政府违反了《合同法》、《电力法》、《土地法》、税法、国资局与电厂签订的《委托经营责任书》、国务院的《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等多项法规；而市政府法制局局长伊江浩也向记者出示了针锋相对的法律说明。
政府算盘
实际上这场产权转让牵涉了电厂、华强和漯河市政府三家利益，而在近十年来企业改制与产业调整的大背景下，三方产生了强烈的冲撞与扭曲的调和。漯河热电厂属于典型的地方小火电，1992年开始筹资建设，由政府向银行贷款3000万元同时向市民发行1200万元电力债券；产权所有者也为地方政府。1994年两台1.4千瓦机组并网发电。1994―1997全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小火电的黄金时代，两台机组满负荷运转，电力供不应求。而到了1997年下半年，随着企业改革，许多用电大户的关停并转，全国电力市场首次出现疲软，省电力公司一再下达限量发电的指令。1998年电厂得到的发电额度仅为1.2亿度，这意味着两台机组必须关闭一台，由此漯河热电厂开始长期单机运行且开工不足：同时国家也开始给小火电亮出红灯。尽管当时电厂已经开始设想由供电转向供热，但仅完成了初步设计，远没有成型。此时电厂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一分一分地抠钱、压低成本；二是自行发展下游高耗能企业，用掉多余的电。也就在此时，电厂与南强公司有了第一次接触，电厂的想法很简单――卖电，生存下去。“当时南强公司正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生产线，在河北、四川、河南都有可能建厂。”华强总经理助理刘建华告诉记者，“各地政府都有优惠政策，华强的想法也很简单――成本最低。”尽管小火电的生存受到挑战，但7年来还是上缴利税9014万元，保障了1000多名员工的工资与福利；今年春还完成了热电改造工程，解决了政策与经营上的生死关。
但政府的介入却使相对简单的企业合作变得极为复杂。记者在漯河市政府采访时，看到了1996年时任市委书记程三昌分析漯河经济的一段谈话，“近60%的国有企业盈利在10万元以下，或处于亏损状态，最近对市直20家预算内工业企业调查，上半年亏损面达55%，亏损额同比增长75%……20家中有18家严重亏损，总额达8400万元；资产负债率由1991年的56.9%上升为1996年的81%。1996年6月底，核实资产总额12.5亿元，负债总额10.12亿元，净资产2.38亿元，……大部分企业已经没有多少资产了……可以说，（漯河经济）已经到了精疲力尽的境地了”。作为企业的所有者――漯河市政府不仅希望华强能够盘活电厂，更希望这笔交易能给全市的宏观经济带来强大的助力；但此时电厂已经不仅是投资者的资产，更是地方经济管理者的筹码。
漯河市政府的改革战略有两条：一，是吸引投资，增加财政收入缓解就业压力；二，是抓大放小，小企业转制民营化。所以为了留住华强公司，漯河热电厂就被顺理成章地推上了产权改革的前台；成为换取投资为全市谋福利的交易品。从全市经济全局看，漯河热电厂的牺牲或许值得，南强公司已成为亚洲最大的塑料袋生产厂，其在漯河的投资3年内达到1.3亿元，用工1万多人。今年上半年，销售收入和利税都列全市第三名，在它前面的是上市公司双汇和漯河烟厂。“别的不用说，我们员工给地方带来的房租每月就是70万元。”刘建华指着厂房两边的村庄告诉记者，“如果华强与政府的协议无法执行，公司完全有可能弃漯河出走。”
行政决策下的三重矛盾
由此，电厂―市政府―华强三家形成了一个矛盾重重的三角关系。其中电厂与市政府之间产生了最强烈冲突，从产权结构上看，市政府是委托方，电厂是代理方，表面上这是委托―代理矛盾；而实际上却是市场与计划的冲突。政府在电厂转制过程中完成了一次角色转换，从资产拥有者转换为经济管理者，从对个别的资产负责（电厂的经营）转换为对社会整体利益负责（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社会稳定）。而电厂员工基本上是命系电厂，更像资产的真正所有者。
而电厂与华强公司的矛盾，则是电厂与政府矛盾的延伸。“我们双方也进行过多次接触。”刘建华说，“但双方根本无法接轨。”华强是一家地地道道的私营企业，惟一的目标就是利润：管理层的办公室都是透明的玻璃墙，没有空调，吱吱呀呀的吊扇在头顶旋转，记者曾希望得到经理陈远安的手机号码，秘书告知经理在车间，而公司规定任何人在工作时间都不能开手机。“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电厂一个门有四个门卫。”刘建华说，“我们只有两个。像这样的电厂最多需要400人，而他们居然多了一倍，如果我们接管肯定要裁员，否则都没饭吃。”电厂方面也同样向记者承认冗员问题，“我们这几年给政府吸纳了500多名下岗职工。”李永生无奈地说，“无偿接收了无纺布厂、灯泡厂、冶炼化工厂，这几家毫无价值，没有一家可以开工。”从建制上看，电厂属于漯河容升电力电器集团的“核心”成员，实际上这也是政府为推行大集团、扶助困难企业而强行拼凑的，电厂为濒临破产的灯泡厂、电工材料厂注入了3800万元资金，毫无起色，反倒使企业负债3500万元。全厂每年的医疗、退休金、洗理费、各种补贴就达540余万元，而华强公司这笔费用几乎为零。对双方而言，计划与市场难溶一体。
在这个三方博弈的关系中，华强无疑具有最有利的地位，拿着协议，进退有据。2000年10月，漯河主管工业的副市长王俊才和法制局长伊江浩专门赴广州南强总部谈判，希望“华强不要走，电厂不能放”。华强也开出了条件，政府每年赔偿1000万共计4000万，补偿华强建厂支出，而华强完全可以利用这笔钱自建一家更好的电厂。
在市委大楼采访时，记者希望得到当年用电厂换华强的效益评估与调研报告，甚至最简单计算“资产换税收”的年限分析，但都被告知“没有”。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伊江浩也坦言，“这只是一项行政决策”。正是这个计划味道十足的“行政决策”主宰了上亿元国有资产的归属，阻挠了两家企业本可能实现的平等合作；也正是这个“行政决策”把政府逼到了骑虎难下的尴尬境地。“政府随时有可能被告上法庭。”伊江浩说，“诉方可能是电厂，也可能是南强；眼前的问题是，与南强的纠纷事关政府信用危机；与电厂的官司则关系到漯河市的稳定。”最差的结局是两家一起告。实际上，市里已多次发生职工请愿，甚至阻断107国道的事件。
有意思的是，上届政府通过国企转制、卖企业给漯河赚下了“内地特区”的名头，而当年的改革先锋如今下场尴尬、风流不在。今年5月刚刚上任的新市府的首要难题，就是重新面对当年给漯河带来巨大荣誉的的产权改革。从冒着黑烟的小电厂、私营工厂里疲惫的年轻人，到市府请愿的国企职工、贪污巨款的原市委书记、公路两旁密匝匝的“娱乐中心”以及由民兵站岗、保卫集体所有制的南街村……中国改革在这里兜了一个圈子。
背景：漯河热电厂是漯河市国资局授权委托经营单位。装机容量2×1.4万千瓦，两部机组分别于1992、1993年并网发电。现有资产总值9252万元。全厂共有在职、待岗职工1005人。离退休305人。7年来，累计发电12亿度，实现总产值3.8亿多元，利税总额9014万元，其中利润3809万元，上缴税金5205万元。与建厂投资相比，相当于赚回两个电厂，职工收入六年来增加了88%。2001年4月完成了热电改造一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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